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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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治德治三者的关系法治、人治和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通过法律、人的意愿和道德规范来实现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三种不同方式。
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法治是指以法律为基础,通过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来管理社会。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可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法治的实施需要依靠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性,以及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事,不得违法乱纪。
法治的实施不仅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还需要有健全的法治机制和法治文化的培育。
人治是指以人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通过人的智慧和能力来管理社会。
人治的核心是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来解决社会问题。
人治注重领导者的作用和决策能力,侧重于个别人的行动和决策。
人治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以及有效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人治的实施需要有权威性的领导和有效的组织机构,以及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合作。
德治是指以道德规范为基础,通过道德的引导和自觉来管理社会。
德治的核心是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培养社会成员的良好品德和道德素质。
德治注重个人的自律和自觉,鼓励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德治的实施需要有正确的道德导向和道德教育,以及社会舆论和道德评判的引导。
法治、人治和德治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在实践中,法治、人治和德治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来管理社会。
人治是法治的补充和完善,通过人的意愿和能力来解决法律无法覆盖的问题。
德治是法治和人治的基础,通过道德的引导和自觉来培养社会成员的良好品德和道德素质。
法治、人治和德治的结合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
在具体实施中,法治、人治和德治应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法治不能完全取代人治和德治,法律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需要依靠人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
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人治”与“法治”到底有何区别?题记过去还在岗位上班时经常应邀到一些单位去作法治宣讲报告,讲课中用得频率最多的词语是“法治”,而且经常拿“法治”与“人治”作对比,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今天这篇文章,就以“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人治”与“法治”到底有何区别?”为题与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学习感悟。
01人治,法治的对称,亦称“贤人政治”。
古代思想家关于依靠贤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是指儒家的一种政治法律思想,认为国家治理的好坏不在于有无法律,而在于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否贤能,如孔子说:“文武之正,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儒家认为:应由“圣君贤相”对人民实行治理,而徒法不能自行。
02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治国方略也属于人治,认为人的智慧优于法律,因而“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哲学家是智慧的化身,唯有哲学家是真正的统治者,因此应由他们担任国家的最高官职。
可见人治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强调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历史的主宰.(《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法治,一种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
在中国,“法治”最初由法家所提出:是与儒家的“人治”“礼治“”相对立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主张。
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认为应任法不任人;国家只要有明确稳定的法律制度、依法而行,就能治国安邦。
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者,形成了较完整的法治理论,他认为:“为治者……不吝啬而务法”,又说:“治民无常,唯治方治”。
他还要出“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尚喜不逮匹夫”。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以实行君主专制方目的的。
但当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中起了一定进步作用。
03在西方,古希腊的亚理士多德则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共和制。
最早提出法治思想,是在其《政治学》一书中。
论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由,以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危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
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
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
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与“法制”的联系和区别1.联系: “法治”和“法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
一方面,要实行“法治”,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法治”国家中,“法制”的运行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
此外,两者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都与民主相联系。
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对于我国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2.区别:(1)“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本身的含义来说,“法治”是指严格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原则,这一原则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义是:1法律完备;2法律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3法律体系协调、统一,无矛盾和抵触;④法律的表述准确、简洁,易于理解。
二是遵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这一点又包含四层含义:1法律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严格依法办事;④有效的法律监督。
而“法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层建筑系统。
“法制”至少包括三种因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规范在实际中的运行和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和运行的法律意识三部分。
可见,从本身的含义上说,“法治”指的是一种治国原则,“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则与制度的区别。
(2)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
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后,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的。
而“法治”的出现,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产物。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治和人治都有局限性和优势,应该辩证的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法治的学理基础是法学,强调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学理基础是管理学,强调科学有效的管理技巧,法学和管理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能单独的强调以法学为理论基础的法律制度而否定管理学的合理性,也不能单独强调以管理学为基础的管理技巧而否定法学的合理性。
现代的科学管理强调科学有效的管理技巧,也重视制度的作用,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现代的法学理论强调良法善治,管理学和法学的理论目标是相通的,不能割裂的看待两者的问题。
首先,要了解法治、人治的概念。
法治:一种治国方略,是依法办事的原则,是将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纳入完备的法律规则系统。
知乎用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20 赞同·0 评论回答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赋予法治不同的社会内涵和意义。
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法治包含着多种内涵和意义:(1)法治意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2)法治意指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作为一个动态的或能动的社会范畴,其基本的意义是依法办事;(3)法治意指良好的法律秩序,无论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良好的法律秩序;(4)法治代表某种包含特定价值规定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法治不是单纯的法律秩序,而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
人治:与法治对立的治国方略。
这种对立在古代和近代史上,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
在古代中国,法治论者强调把社会关系纳人法律的轨道,用带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或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这种法治论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属于法制的范畴。
人治论者则认为“为政在人”(出自《论语·为政》),强调重视人的作用。
在古希腊,法治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的指引作用,人治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
其次,要理解法治、人治的区别。
论法治与人治摘要:追溯古代,中国从奴隶时代到封建统治,统治者都是以人治的思想来统治了数千年。
如今,现代的中国提倡法治思想去治理国家。
法治与人治争辩不休,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潮流让我们都喜欢法治,这是实现自由平等的必然需要。
法治与人治各有优缺点,都不能绝对的排斥另一方。
本文将对人治与法治的联系与差异展开论述,辩证的看待人治与法治。
关键词:人治,法治,民主,法律至上近现代以来,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世界盛行,封建的人治思想逐渐被打下历史的舞台。
因此,法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并且常与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相联系;而人治在传统观念中通常与专制、等级、特权等相联系,这就与自由思潮相冲突了。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的权力立足点在法,即法律支配权力,法律至上原则;而人治的权力归结点在人,即权力支配法律,主要依赖统治者自身的品德。
法治是由人治逐步演变而来,无论中西都有着相同的历史演进历程,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逐步扬弃的过程,不管是对人治还是法治情有独钟,我们都必须看到法治与人治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一、人治与法治的历史渊源中国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对法治与人治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普遍认为,法治治国思想以儒家为代表,而法家是法治思想的推崇者。
儒家主张“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给天下作楷模,用自己良好的品德去引领天下人效法。
同时,也制定了法律,但是以德主刑辅为原则。
还是强调人的作用,儒家认为法律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统治的根本还是人。
这是由于儒家坚持人性本善和人本论的体现,正如荀子曰:“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与儒家相反,法家坚持人性本恶构建法律体系。
法家倡导依法治国,依法量刑。
法家的法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特权者的利益,“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这一思想就体现了法治的人在法下的思想。
可以用人治来推动法治我认为可以用人治来推动法治,首先介绍一下“人治”和“法治”这两个词。
人治: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整个法律与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否贤明。
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
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常言道,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无论是法制的建立和健全,抑或是法治的推行和实施,都得依靠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来组织完成。
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承认这一前提,对问题的分析应该就简单多了。
“人治”与“法治”,讲的都是“治理”,只是实施主体异中有同而已。
在汉语中,“治理”和“管理”当是近义词。
纵观人类社会之发展进程,展望人类社会之发展未来,一些社会学家从总体趋势上把社会管理由低到高分之为“能人管理”、“规范(制度)管理”和“人文管理”三个阶段。
不知这种观点的认同度如何,但至少我是认同的。
需要强调的是,三个阶段不是一种平面递进的关系,没有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呈螺旋状推进。
基于此,每一阶段除了呈现出本阶段的主体特征外,其它两个阶段的特征也会同时作用于其中,形成一片“灰色空间”。
这一“灰色空间”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会显得尤其的巨大。
通俗点说。
在原始社会,部落首领能否管理好本部落的事务,直接取决于其个人能力。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关于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
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
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
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
故文约而例直,
省而禁简。
例直易见,禁简难犯。
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
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
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
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
“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
”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
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
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
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
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
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
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
法”,却并不主张“去法” 。
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
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
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
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
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
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
君者
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
“A
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
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 所以陨社稷也。
”(《荀子 ?议兵》)显然,人治与法治在荀子那 里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北宋苏轼所论最为透彻。
他在
说:“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
时者, 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但他又强调, “夫时者, 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
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
其权在诸公。
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
诸公之所恶,天下 莫不恶。
”显然,事要人做,人要有法制准绳,而法制要顺 应时势,时势的掌握在王公大臣。
由人到法,再由法到人, 并不是简单的人法对立。
苏轼认为,北宋的问题在于守法过 度,“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
故虽 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
然而,这种守法过度表面上有利于国家,实质上却扭曲了法 制的作用。
所以,苏轼的结论是: “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
法胜人,则人为备位。
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任何法律制度,都要靠人来制定和运行,把人治与法治
对立起来,有可能出现两个弊端。
那种完全依赖人治而反对 法治的做法,会使法律制度变成虚置的摆设;然而认为只要 奉法守令就可以安然无事的思路,会产生对人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的否定。
由此,苏轼批评宋朝,并以汉唐作为比照说:
“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 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
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
其成也, 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
法之弊 岂不亦甚矣哉?”这一辨析,值得今人深思。
在全无法制、完全由长官意志支配政务的情况下,强调
法制建设具有必要性;但在有了法制框架的情况下,只讲严 格守应制举上两制书》 中,先强调事、人、法、时的优先顺序,。
”
法,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更进一步,如果寄希望于用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
三聚氧胺奶粉事件出现后,质检部门就有一种说法,由于奶粉国标在此前没有三聚氧胺的检测规定,所以才不能及时发现其危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赶快修订国标。
这种说法表面有理,却全然不顾国标的真正用途。
任何国标,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一切有害物质都列入检测范围。
执行国标的部门,必须准确实现国标的立法目的,而不是死守国标条文。
各种制度无不如此,寄希望于用制度改变现实,必须与人为努力、尽责尽心结合起来,而且要由人来驾驭制度。
杜预认为去人而任法会“伤理”,宋明理学把“天理”置于“国法”之上,用意就在这里。
儒家在治人和治法之间强调“治惟其人,不惟其法” 实际是强调由人确立制度的价值准则,制度要为实现人的价值准则服务。
只有制度激发善行、善意支配制度,才会形成人治与法治之间的良性循环。
厘清二者的关系,方可堵住借法治不完备推卸责任的暗道,防范制定制度和实施制度之中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