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09-09-16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刘 欣1,李永洪2
(1.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2.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研究范式之间虽然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关键词:制度;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异同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9)06-0022-03作者简介:刘欣(1986-),女,四川营山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与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李永洪(1973-),男,四川富顺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发展及民主制度理论。
在政治学中,制度是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制度研究。但是,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之中,却有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划分。自亚里士多德开创对城邦政治制度研究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以前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学说、主张或分析途径,一般统称为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而自从詹姆士·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教授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以来,“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出现的频率则越来越高。随着新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纳入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野。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分别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制度的?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各自有着怎样的内在特点?二者有何相同和区别?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学逐渐摆脱了道德哲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一直到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以前,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来都是对制度的分析和思考,这种分析主要由对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构成。人们一般将这一阶段的政治学发展过程称为制度主义时期。相对以后出现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主义时期的政治学在理论流派划分上就被称为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学者们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聚焦于法律及其他正式制度,一方面他们倾向于把政治机构特别是国家作为一种独立的变量来看待,非常重视它们在理解和组织集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将法律、制度和结构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决定、指导或修正个人行为动机的因素,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根本性和决定性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相互关联的四个基本方面,即:立法者、立法过程及法律规范;国家主权和地方行政权的性质;民族与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逻辑和规范框架的政治哲学。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者朝内向和外向两个方向发展。这样一来,随着制度结构的日趋复杂,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学者们一方面认为有必要从内部对制度作更周密的审视,以便更深刻地把握合适的立法、行政、司法的运作。另一方面,他们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和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比较。这样就导致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哲理性、抽象性、定性化、描述性的。比如,彼得斯就把旧制度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法律尊重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历史相对论、规范分析等几个方面。[1](P6-11)客观而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的主流学派,为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旧制度主义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后来者对他们的批评和反思也就不断出现。比如,·22·有学者就指出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只注意静态制度层面的政治机构和法律条文,而不太关注实际的政治过程,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等。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者的批评和反思就为后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铺垫。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研究范式转换———行为主义革命逐步兴起,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形成。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传统制度研究范式主要从逻辑上推演并建构政治制度,在语言符号上充满了价值描述和价值评估,忽略了个体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的同时,他们决心将政治学建构为可验证、可量化的科学。因此,行为主义猛烈地批判政治学中静态的制度分析,决心从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出发去研究政治学,于是大量的政治心理研究、政治行为研究、结构———功能分析研究、模拟研究、实验研究、案例研究等取代了制度研究。行为主义的核心就是“根据被观察到的和能观察到的人类行为来说明所有的政治现象。”[2](P106)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制度被排除到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旧制度主义政治学逐渐被人们“遗忘”和“冷漠”了。20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几十年中仍无法实现其最初的宏伟学术“抱负”,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受到了挑战。此时,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受经济学界同行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斐然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们开始重新把制度纳入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学者们开始重新重视制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制度分析方法开始了回归。这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逐步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新流派,其再次把政治制度当作政治分析的基点,把制度影响下的政治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核心,其是政治科学在古典意义上的制度研究和近代对制度研究扩展后经历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时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学流派。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继承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理性反思行为主义政治学之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阵营的壮大却并没有带来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完全内在统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派别,一般认为它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三个派别组成,各个派别对于制度的概念、制度的来源、制度的变迁、个人与制度的互动、何为好制度等都有不同观点。与旧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加入了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分析,即从旧制度主义的“制度※宏观政治结果”发展为“制度※个体的偏好和行为※宏观政治结果”,这无疑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更具解释力。二是其大大扩展了对“制度”的定义,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结构,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使研究的范围、内容丰富了很多。三是其在方法论上不是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普遍忽视理论发展和方法论问题不同,尽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是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支无疑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有的分支,如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已经发展出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四是其在关注制度对个体偏好和行为、进而对社会的影响的同时,认为制度本身是特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结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注重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的“政治主体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趋势和观念的重要作用”这三者的出场顺序和组合情况。[3]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当代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可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既关注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了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三、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异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已认识到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立足现实政治生活,在承继和扬弃旧制度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逐步得以发展成熟。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我们应该明晰作为制度研究范式的两大集中体现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究竟有何异同?在讨论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差异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述二者的相同之处。就二者的相同之处而言,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都将正式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都将制度作为核心概念,都把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理论的基石和逻辑的起点。第二,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相同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继承了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对制度研究的某些方法,比如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同时还发展了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第三,二者都坚持认为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务的研究存在价值取向问题,并不主张所谓的“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并不主张政治学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研究价值问题。第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基本理论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承继性关系。这正如詹姆士·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关于制度主义视角介绍”部分中所说的那样,“制度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全新的,……新制度主义是把旧制度主义的一些因素和最近政治学所奉行的一些非制度主义的理论模式的结合。”在简要探讨了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相同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更进一步地分析二者的差异,进而真正弄清楚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在何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究竟“新”在哪里?我们认为·23·刘 欣,等: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区别、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对制度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有所不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制度主要是指法律、组织等为核心的正式政治制度,而不包括习俗、惯例等符号系统和认知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仅仅注重静态的、独立的正式制度。因此,其研究者不仅把制度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而且对这些正式制度的研究也是倾向于对整个制度系统进行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则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法律、组织等正式制度,而且还包括在人类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甚至被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解读为文化的东西,也应该纳入制度的范畴,因为这些非正式制度有时可以强化(甚至可能支配)正式制度。[4]其既注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静态性和独立性,也注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动态性、嵌入性。因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十分重视镶嵌在各种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而打破了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整体主义观,他们注重对制度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结合理解(甚至对制度作分散化的理解)。在这些研究者眼里,制度不仅仅是一个不变的“东西”,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动态的“东西”。历史制度主义流派的路径依赖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的制度互动观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的文化嵌入观点等,[5]就是其具体体现。第二,二者对制度所具有的功能的认识有所不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坚持结构主义的“制度决定论”,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坚持制度主义的“制度攸关论”,这也是二者的一大差异。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倾向于关注政治体系中宪法或者其他正式制度在结构上的“决定论”意义,他们把制度当作决定政治现象的唯一因素来对待。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则认为,是“制度建构了个人选择方式以及对行为的有效塑造”。[6]也就是说,在解释、描述或预测政治行为及其后果时,是“制度攸关”而不再仅仅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制度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单靠制度并不足以决定人的行为。制度之所以攸关,是因为政治行为是“镶嵌”(或“嵌入”)在制度之中,受制度制约或受益于制度所提供的便利。这些制约或便利主要体现在制度界定了行动者的权力行使、利益偏好、资源获取等方面。第三,二者在理论来源和理论构成上有所不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典政治学(或传统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而缺少对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借鉴;其理论构成也相对简单。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除了来源于古典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之外,还有不少理论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经济学的相关学说(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包括公地悲剧模型、囚徒困境模型、搭便车假说等假说模型)、博弈论(又称为策略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学说等等,其理论构成也相对丰富多样。第四,二者在研究分析手段和方法上有所不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注重制度的政治层面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哲理性、抽象性、定性化、描述性、归纳性和静态性的。而新制度主义则在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作了合理扬弃的前提下,又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并在批判行为主义缺陷的同时,又摄取了其动态、过程、定量化的手段,而且还使用以关于制度运行方式的理论命题为起点的演绎推理方法,使政治学顺应了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科学化的现代发展趋势,从而对政治现象和制度现象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不再满足于规范描述,而是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政治学相关理论的解释力。第五,二者关于政治行为主体价值偏好的存在与否的观点有所不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体现的是对政治行为主体的偏好漠视,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体现的是对政治行为主体的偏好重视。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诠释制度与行为关系时,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基本上都是被漠视的,不会将其作为一个中间分析变量,政治行为主体与制度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只是制度限定个人行为,而不会有个人行为影响制度运行。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诠释制度与行为关系时,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始终被不同流派作为一个重要的中间分析变量。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拓展了制度的内涵与外延,而且提高了制度研究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结构———行为”这一经典社会科学问题之争,并且使得制度回归了主流政治学家的视野。当然,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依然需要走向“新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因为“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若干文献中,不同分析途径在方法论上似乎没有交集,对于制度与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歧显著,对于产生不同政治(政策)后果的制度也存在着差异”。[7]正因为如此,现代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必然应在制度、个人和环境的互相作用之下才能得以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