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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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作为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手段,对于保证公正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更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针对涉及亲属关系中的犯罪案件,法律为保障亲情关系,为证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设定的一项权利,通过限制特定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出庭作证的方式,达到维护社会伦理和家庭和谐的目的。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
这一制度主要基于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对亲情关系的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亲属作证特免权主要适用于直系亲属和配偶等近亲属之间。
当案件涉及这些关系时,法律允许证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问题尽管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制度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其次,对特免权的滥用现象时有发生,部分证人或犯罪嫌疑人利用此制度逃避法律责任。
最后,在特定情况下,由于缺乏证据或证人不足,可能导致案件无法顺利推进。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明确法律规定:应进一步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确保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
2. 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对特免权行使的监督机制,防止其被滥用或误用。
3. 引入替代证据制度:在证人或相关人员行使特免权时,允许通过其他替代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以确保案件的顺利进行。
4. 加强法律宣传与教育: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其正确行使权利。
五、结论总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维护社会伦理和家庭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浅析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豁免权摘要:长久以来,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中将证人作证看作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证人作证豁免权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
笔者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此制度的新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下一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实现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证人;证人作证豁免权;刑事诉讼一、证人作证豁免权在我国的确立---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今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顺应了这一趋势,进一步强调证人的可强迫性。
如:第一百八十七条条文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并增加了相应的惩戒措施,法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对其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可以处十日以下拘留。
由此可见,法律规定进一步加重了证人的义务。
而过分强调义务,可能会导致权利和义务的失衡。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颁布的《刑事诉讼修正案》在强调传统的证人”义务本位”的同时也使证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张。
法律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享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
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终于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
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日起,人们关于”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热烈讨论就从未间断过,媒体称这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众多亮点之一。
当然也有些学者持批判态度,认为不能把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这一权利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认为这种权利同真正意义上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差距甚大。
抛开二者之间的差距议题,单从这次刑诉法的修改使”近亲属拒绝作证权”首次在我国提出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我们应该看到立法者的这次改革是向”证人作证豁免权”迈出了前进的一步,应给予肯定。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指出:”虽然这样的规定还不能颠覆’大义灭亲’,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对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不能不说这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性、人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体现了国家对于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尊重与保护。
这一制度在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尚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的阶段。
本文将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国际比较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理论基础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近亲属、配偶或其他特定亲属,在面临可能揭露对其亲族不利的证言时,有权拒绝作证并享受法律保护。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和人权保护的需要。
在家庭关系中,成员之间往往存在亲情、伦理和道德纽带,若要求亲属作证可能违反人的基本伦理观念,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与破裂。
因此,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设立有助于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分析(一)立法现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逐步建立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可能使被追诉人或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证言,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
此外,我国还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如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犯罪等,可以突破这一特免权。
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适用条件及程序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
(二)司法实践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于涉及亲属作证的案件,通常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权利,依法保障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实施。
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及司法实践中对特免权的认知不足,导致在某些案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实施存在一定困难。
四、国际比较与国外相比,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在立法方面,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均规定了较为完善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包括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方面,国外法院在审理涉及亲属作证的案件时,通常更加注重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确保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顺利实施。
我国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分析摘要: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同时也赋予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
亲属的作证豁免权存在一定的法律价值,但是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我国应适当拓宽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主体范围、适用的阶段、免除亲属的作证义务及其适用的例外情况以及建立相关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亲属;出庭作证;改善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58-02一、关于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现行规定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原有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证人作证豁免权,只有精神上和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才免于作证。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当理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此确定了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
二、我国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缺陷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正式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受法庭强制出庭作证。
此在新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的规定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具体如下:(一)近亲属只是免于“出庭”作证,并没有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8 条规定的是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并没有免去其作证的义务,换言之,除了出庭作证以外,被告人的近亲属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并没有免去,所以当司法机关传唤被告人的近亲属作证时,其仍然不得拒绝。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近亲属可以免于出庭作证,来回避在庭审中和被告人当面对质,出现难堪的局面,进而损害家庭利益;但并不是赋予被告人享有作证豁免的权利,“其实质上他们还是有作证的义务,只是不能使其出庭而已”由此可知,在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到庭的情况下,公诉机关还是可以把在侦查阶段得到的近亲属的书面证言作为证剧呈上法庭,这其实对近亲属作证的义务并没有免除,如前述案例一,仍然不利于亲情伦理的维护,这也意味着现行刑诉法第188 条规定行同虚设。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分析其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1. 概念界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特定亲属关系之间的作证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保护个人隐私,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激化。
2. 理论基础分析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权保护、家庭关系维护和司法公正。
人权保护方面,该制度尊重和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和不受自证其罪的权利;家庭关系维护方面,该制度有助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司法公正方面,该制度有助于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实践应用1. 立法现状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司法机关不得强迫其作证。
此外,对于特定情况下非近亲属的作证特免权也有所规定。
2. 实践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可以看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在某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亲属因担心作证会损害家庭关系而选择拒绝作证,法院在充分考虑其合法权益后,依法保障了其作证特免权。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虽然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问题包括: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不力、社会认知度不高等。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司法人员对制度理解不够深入、社会对制度重视不够等。
五、完善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1. 完善立法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条件、程序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秩序。
在我国,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促进刑事诉讼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平衡个人权益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将对我国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完善路径。
二、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概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特定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除作证义务的法律规定。
这一制度旨在保护家庭关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与隐私,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伦理秩序。
在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与条件(一)适用范围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适用于直系亲属、配偶及近姻亲等关系。
这些关系在法律上被认为具有较为紧密的亲情联系,因此可以享有免除作证义务的权利。
(二)适用条件1. 必须是法定亲属关系;2. 涉及家庭隐私或伦理道德问题;3. 不会对案件的侦查、审判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相关亲属可以免除作证义务。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价值与不足(一)价值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体现了我国法律对家庭关系的尊重和保护,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促进刑事诉讼的公正与公平。
(二)不足然而,我国现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实践运用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如制度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对特免权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界定不够明确等。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滥用或误用特免权的情况,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特免权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制定具体操作细则。
同时,加强司法实践中对特免权的监督与审查,确保其正确、合理运用。
六、结语总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对于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
它允许特定亲属之间在刑事诉讼中,对可能揭露对方犯罪行为的证言予以免除作证义务,以此保障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情感联系不受公权力干涉。
本文将深入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证人权益方面,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有明确规定。
该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旨在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权和信任关系。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法律制度的局限性,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制度适用范围有限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仅限于直系亲属和部分旁系亲属。
这导致在某些情况下,非直系亲属的证人可能无法享受该制度的保护,从而影响其作证的积极性和公正性。
(二)法律条文不够明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异。
这既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也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
(三)缺乏有效执行机制虽然法律规定了亲属作证特免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导致该制度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这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影响了证人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一)扩大适用范围为更好地保护证人权益,应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更多旁系亲属,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
同时,对于婚姻关系中的配偶,也应给予一定的特免权保护。
(二)明确法律条文为提高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应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进行明确和细化。
包括对“亲属”的定义、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统一理解和适用。
论刑事诉讼法特定亲属证人拒证权及立法建议作者:青措加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21期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审判阶段赋予了被告人出庭作证豁免权,而非实质意义上的拒证权。
刑事诉讼法应当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证人拒证权,扩大享有拒证权的亲属范围,亲属证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拒绝作不利于其亲属的证人证言。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亲属证人拒证权立法建议作者简介:青措加,西藏大学政法学院法学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7.3412013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①赋予被告人特定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
2014年8月,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案件,案件适用新刑事诉讼法。
被告人薄熙来妻子、重要证人薄谷开来通过书面证据、视频证据做出了不利于薄熙来的证人证言,其援引第188条拒绝出庭作证。
一、《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解析刑事诉讼法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理念,以维护家庭和谐为宗旨设定这一条款,是当时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也是当时舆论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并未免除被告人特定亲属的作证义务,但做出了特定亲属可以不强制到庭的规定。
虽然规定与国际上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相差甚远,但仍不失为我国法治进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为构建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拒证权奠定了一定基础。
但此款规定也存在以下问题:(一)近亲属、亲属界限模糊且范围狭窄我国不同的法律对近亲属的定义各不相同。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与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近亲属不同,指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范围小于其他法律近亲属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只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到庭作证,被告人的同胞兄弟姐妹排除在不被强制到庭作证的主体外。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涉及到人权保护、家庭关系以及司法公正等多个方面。
该制度旨在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激化,同时也体现了对个人隐私和情感的尊重。
本文将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
该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亲属有权拒绝作证,以保护家庭关系和隐私。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该制度的应用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标准不统一;另一方面,部分司法人员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该制度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问题(一)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存在较大的争议和不确定性。
(二)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问题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该制度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涉及亲属作证的问题时,可能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一)明确法律规定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以便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执行该制度。
(二)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应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对亲属作证特免权重要性的认识,确保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
(三)建立监督机制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司法人员在处理涉及亲属作证的问题时进行监督,防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发生。
五、结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旨在保护家庭关系和隐私,体现对个人权益的尊重。
刑事诉讼法亲人作证义务的豁免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亲人作证的义务,但同时也存在着豁免的情况。
本文将围绕着以刑事诉讼法亲人作证义务的豁免为主题,探讨该问题的相关内容。
刑事诉讼法规定,亲人对被告人的指控或辩护作证义务。
这意味着亲人在司法程序中必须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或证言,以协助法庭审判。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亲人可能会因特殊理由而豁免作证义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的规定,亲人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豁免作证义务:对被告人的指控有可能导致直接经济损失或负有其他严重后果;对被告人的指控与亲人的利益存在明显冲突;亲人的作证可能给亲情关系带来严重伤害等。
这些情况下,亲人可以向法庭提出豁免请求,并由法庭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即使亲人被要求作证,但其证言也不一定会被采纳作为证据。
法庭会根据证人的证言真实性、可信度以及证言的证据价值来评判其对案件的影响。
如果证人的证言存在疑点、不一致或不可信等问题,法庭可能不会视其为有力证据,从而对案件的判决产生影响。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亲人作证的限制。
根据第81条的规定,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在指控或辩护时,可以拒绝回答可能对自己不利的问题。
这是为了保护亲属之间的家庭关系和亲情,避免亲人因作证而产生过多的压力或矛盾。
然而,虽然刑事诉讼法存在亲人作证的豁免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法庭通常会权衡各方利益,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因此,亲人的证言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案件中,亲人的证言可能成为关键证据,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亲人作证的义务,但同时也存在豁免的情况。
亲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向法庭提出豁免请求,并由法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准许。
同时,亲人的证言在案件审判中也需要被审慎评估和权衡,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旨在平衡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关系,保障司法公正和家庭和谐。
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
论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首次确立了部分近亲属的出庭作证豁免权制度。
此项规定符合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的法治潮流。
本文从新刑诉修改前的相关证人证言规定着手,探讨确立该项制度的重要意义,并对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的完善提出若干意见。
【关键词】近亲属;亲情;证据
随着我国人权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等的原因,该制度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近亲属出庭作证做出相关规定,但该规定还过于简单,需要完善。
一、我国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制度的规定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关于近亲属作证的法律规定
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只规定了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二)新刑诉发修改前的立法规定的原因分析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重国家利益而轻个人利益,坚持国家本位主义,为打击犯罪而单纯地追求证人的作证义务,忽视近亲属之间的亲情需求。
倡导大义灭亲,不履行作证义务甚至还可能因此获罪,例如《刑法》规定的窝藏、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等。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法治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革新和探索。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与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本文将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起源、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概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某些特定的家庭成员之间涉及到的证据,法律允许其中的一方拒绝作证或对其证言不进行采信,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这一制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对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护个人隐私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
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近亲属之间的证言采信、拒绝作证等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指导性意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
(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导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制度保障不够完善当前,我国在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隐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五、改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一)完善法律规定应进一步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条件和程序,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加强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应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解和执行能力,确保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能够做到公正、公平。
以我国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为例谈刑事诉讼法的⼈权保障2019-09-08【摘要】阐述了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义灭亲”的法律理念,⽐较了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与“亲亲相隐”法治理念的异同,剖析了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规定中主体范围过于狭窄、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且操作程序不够明确、权利的范围不够明确等缺陷,有针对性地指出关于我国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刑事诉讼法;⼈权保障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长期注重“⼤义灭亲”司法原则运⽤的⼀个颠覆,同时也是对传统法律⽂化中“亲亲相隐”理念的继承与⾰新,它体现着我们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把国家利益看的⾼于⼀切转变为更倾向于保护个⼈利益和家庭利益。
⼀、违背社会基本价值的“⼤义灭亲”法律理念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义灭亲”的理念在现实⽣活中是有违伦理的,与⼈类最基本的家庭观念是相悖的,使被告⼈的近亲属陷⼊被处以包庇罪与受到良⼼谴责的两难境地,形成情与法的⽭盾,背离了⼈性。
这⼀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产⽣应有的良好效果。
司法审判对整个社会⽽⾔,并不只是以追求公正的裁判为最终⽬的,⽽是通过公正的判决规范⼈们的⾏为,维护⼈权,进⽽维护社会利益与社会秩序,这才是最终的⽬标。
因此,除了发现真实以外,法律的规定还应当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现代近亲属作证豁免权与“亲亲相隐”法治理念的⽐较休谟曾说过:“⼀切科学与⼈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性。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这项社会科学的⼀个分⽀,以调整⼈的⾏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因此,他更应该注重符合⼈性,但建国以来的刑诉法却忽略了这⼀点。
本次对刑诉法的修改⼜回归到了“亲亲相隐”的原则上是有⼀定道理的。
⾸先,它符合⼈的本性与法律的本质。
因此,法律在以⼈为本的法治理念指导下应回归到“亲亲相隐”的近亲属作证豁免制度中,不能忽视证⼈的需求与利益;其次,这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和谐社会要求以⼈为本,使社会关系和谐,这⼀制度正是对⼈权的尊重与维护,也维护了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体现了社会价值。
浅谈在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作者:梁伟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3年第10期摘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证人证言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推动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世界各国的法律一般都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负有法定的作证义务,但是在刑事实践过程中,证人往往容易陷入亲情与法定义务的两难选择困境中,这与证人的权利义务的失衡有关。
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该条明确确立了我国的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是,该法条对近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内容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古代社会所倡导的“亲亲相隐”原则在刑事诉讼法的中的确立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分析该原则确立背后的原因以及在实施中的刑诉法关于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亲亲相隐近亲属作证豁免权证人无论在刑事诉讼中还是在民事诉讼中都是重要的诉讼参与人之一,它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原则上所有知道案件真相的人都应该称之为证人,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特殊的群体具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这就是近亲属之间作证豁免权。
我国是属于免证特权制度最早的国家。
在我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准则,其核心内容就是亲属间不得互相指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我国摈弃了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思想文化学术的交流,我国的学术界也认识到规定亲属间的免证,无论是从家庭道德还是社会法治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并且拥有深刻的法律背景文化。
因此建立健全证人作证豁免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近亲属拒绝作证权亲属拒绝作证权属于证人拒绝作证权(英美法系一般称之为特免权或语言特免权)的一种,在英美法系国家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法典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历史曾经有过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同样规定了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容隐犯罪,官府对于此等行为(除特定犯罪以外,如谋反、谋判、谋大逆等)也不予以追究。
但是我国现行诉讼法中并没有对证人拒绝作证权的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证人所受的保护十分有限。
本文试就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展开讨论,表明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一、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理论及实践(一)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的概念及理论基础近亲属拒绝作证权是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一种⑴,要了解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则应该先了解“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享有拒绝充当证人或就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诉讼过程中,证据的发现是诉讼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若是承认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那么司法机关就可能在证据的发现上存在困难,甚至导致诉讼不能正常进行。
但是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法律还要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权哪?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要牵扯到许多的社会利益关系,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查明事实真相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冲突,打击犯罪与保障基本人权的冲突,被害人的利益与证人得利益冲突等等。
这些利益冲突导致法律在形式诉讼过程中不得不进行利益的衡量和价值的取舍。
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就是在利益衡量下,采取的一项旨在保护证人利益的诉讼制度。
其在劲力保证似诉讼能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同时推而广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其有助于保护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保护家庭成员的互信及个人的生活安宁不因诉讼而遭到重大破坏。
美国享有证言特免权的近亲属往往只限于夫妻之间,其传统观点认为夫妻之间有互相信赖的关系,法律应当保护这种信赖关系,以确保婚姻关系的稳定。
因此当配偶一方的证言有可能导致另一方名誉、财产受损害,甚至受到刑事追究的不利情况的,可以援引证言特免权,拒绝作证。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基于特定亲属关系,在刑事诉讼中,允许特定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免除作证义务的制度。
这一制度对于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将围绕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展开研究,探讨其存在的意义、现状及改进建议。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尊重人权等。
在刑事诉讼中,亲属关系往往具有特殊性和敏感性,要求亲属作证可能对家庭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因此,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保护社会伦理秩序,有必要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此外,该制度也体现了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已确立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定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除作证义务。
然而,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法律规定的具体范围和条件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
其次,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和误用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
最后,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和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提出以下建议:1. 明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条件。
应进一步明确哪些亲属关系可以享受作证特免权,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免除作证义务。
同时,应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以便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执行。
2. 防止滥用和误用。
应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对该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滥用和误用行为进行惩处。
3. 加强司法实践中的评估和反馈。
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定期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同时,应建立反馈机制,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该制度。
4. 平衡家庭关系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在保护家庭关系的同时,也要确保司法公正不受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基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亲属之间免除作证义务,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这一制度对于平衡家庭关系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背景、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背景及现状在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亲亲相隐”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原则逐渐演变为现代法律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主要适用于直系亲属、配偶及近姻亲等关系。
这些亲属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除作证义务,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及程序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制度适用范围狭窄,仅限于直系亲属、配偶及近姻亲等关系,未能充分体现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其次,程序性规定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
此外,制度执行不力,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涉及亲属作证的问题时,未能充分考虑到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导致家庭矛盾激化。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扩大适用范围:将更多家庭关系纳入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如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
同时,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非亲属关系,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作证豁免。
2. 完善程序性规定: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申请、审查、批准等程序进行明确规定,确保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规范性。
同时,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认识和执行力度。
3. 强化制度执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违反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司法行为进行查处和纠正。
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内容摘要】有关亲属是否应该相隐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有几千年了。
本文再次谈及该问题,并非想为这场无终止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而是想从“亲亲相隐”制度入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谈谈目前我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的作证豁免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豁免权孝悌亲属“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
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
”(《论语.为政》)①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
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主张“亲亲相隐”。
这来源于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②这一思想原则最初反映在律法上,是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中规定的“亲亲得相首匿”,即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大逆外,有人犯了罪,可以互相隐瞒,不算包庇罪,不受法律制裁。
而本文所讲的亲属作证豁免权,是指知道案情的人,因其与犯罪人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
可以说亲属作证豁免权是由“亲亲相隐”制度抛弃其窝藏、包庇犯罪人演化而来的,因此要研究亲属作证豁免权,就不能不研究“亲亲相隐”制度。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由来“亲属在犯罪时应当相互容隐,不能告发,原本是先秦儒家的一种理想。
”③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社会关系极为简单,人民过的是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④的生活,于是家便成了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
与此相适应,用以调整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了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重视的行为规范了。
“三代的礼制就是将家族宗法与国家组织直接结合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而在家族内部,孝道又最被看重。
”⑤如孔子在《论语·学而篇》里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⑥《孝经》则明确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⑦其实孝观念在中国产生极早,《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⑧《诗经·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①参考自《论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②同上第133页③参考自侯欣一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④参考自《道德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⑤同③第42页⑥同①第3页⑦参考自《孝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页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
”①《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则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②而这种至德要道,便是孝经所要阐述的孝悌之义。
但在春秋以前,人们言孝主要侧重于对祖宗尊严的维护和父母物质上的供养。
而孔子用仁的思想对古老的孝礼作了补充、修改和发展,强调孝不仅是对父母物质上的“养”,更主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从而提高了孝的道德境界。
为了强调孝道,先秦儒家提出了许多孝行标准作为立法、司法的方针,如《孔子家语·刑政》上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③“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④表现在刑事诉讼方面,即主张“亲亲相隐”。
如上文《论语·子路》上所载叶公与孔子的问答,《孟子·尽心上》又载有孟子与其弟子桃应的问答,“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⑤从孔子、孟子的回答看,他们都认为大孝可以隐父、荣父,至于遗弃天下,虞舜之道,也趋将若此。
但虽然他们都主张父子相隐,并把“亲亲”的“孝”置于法律之上,他们的答复也只是一种主张或假设,尚未入律。
汉以后,儒家的理想终于变成现实,从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中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⑥开始,“亲亲相隐”制度终于变成国家的律文,并经历整个封建社会而不改。
《唐律疏议·名例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⑦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
《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
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
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
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
一种制度可以经历了这么多年而不衰,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是一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制度之一。
这是由我国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并非是某个封建统治者所能创造出来的。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①参考自徐可编《诗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②参考自《孝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③参考自《四部丛刊初编(55)孔子家语》,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卷七④参考自《大学中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⑤参考自张国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⑥参考自徐祥民、胡世凯主编《中国法制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史条件。
“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①“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才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②在这样一种视孝道为一切道德规范核心和母体的文化系统内,主张“亲亲相隐”就不能被单纯地认为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而更应该是一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方法之一。
二、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必要性(一)泓扬传统美德的要求由上文可知,“亲亲相隐”制度的建立正是基于我国自古以来的孝观念,而“仁爱孝悌,却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③“‘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虽然它曾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④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正所谓“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
“仁”德的核心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
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
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德的泓扬及其所形成的稳固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有所谓忠恕之道。
“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
孔子把“恕”作为“一言以终生行之”的道德准则,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
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
在忠恕之德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
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在当今以仁爱孝悌为传统美德的国情下,何不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以泓扬仁爱孝悌之传统美德呢?(二)法律继承的需要“在历史上,除奴隶制法(它是在原始社会氏族习惯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每一种新的法律制度都是以先前的法律制度为起点和阶梯的,这就决定了法律继承必然是法的发展的基本形式和途径。
”⑤所谓法的继承就是指不同历史类型的法之间的延续、相继、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
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每一种新法对旧法来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法律发展过①参考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②同上③同上第212页④同上第213页程呈现出对旧法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
传统是活着的民族精神,传统从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山孕育而出,流水汩汩汇集成涓涓溪流,蜿蜒以至奔涌成为永远滋养一个民族心灵和躯体取之不尽的养分和财富。
对待传统既不能反对亦不能维持。
反对意味着数典忘祖,失去的将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断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想象力;而维持则会使活着的、生长的流水成为行将枯竭的一潭死水,连挣扎的涟漪都不为泛起。
抱残守缺依赖的结果必然是被獠牙病态的食腐怪兽无情吞噬。
传统只能依靠超越的进步去反哺、去丰富、去壮大、去发展,割裂传统的反叛是叛乱,沉溺传统的墨守是反动!法律对传统的继承也如此,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意味着公众要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如果仅此为止倒也不为过。
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完全抛弃了一直沿用下来的“亲亲相隐”制度,既规定窝藏、包庇者已经触犯刑法,对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等行为还要受到刑法处罚,这就未免有点矫枉过正。
意味着知悉犯罪情况的亲属不能沉默,不能说谎,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躲在家里,不能供其吃喝、穿戴、不能让其外逃,不能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国法之间作选择,只有一条路,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指证亲人犯罪,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究。
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是丈夫犯罪,妻子窝藏,兄弟犯罪姐妹包庇,儿子犯罪父母资助逃亡天涯。
当犯罪者被缉拿归案时,妻子、姐妹、父母均因窝藏、包庇、伪证等罪刑亦锒当入狱。
这也就无异于古代的株连制度了。
试问这是法律的进步还是退步呢?(三)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