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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证据的裁判规则(附最高法民一庭观点)导读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媒工具，它整合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客、QQ聊天工具、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平台等功能，由于其便捷性，我国使用的人数已达5亿多，稳坐新型信息交流平台的首席交椅。
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畴，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那么，一旦涉及纠纷，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能成为诉讼证据吗？法院又是如何裁判的？有哪些裁判规则？请看下文。
专家观点1.电子数据属于“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范畴电子数据广义而言，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包括电子通信证据、计算机证据、网络证据和其他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的产物，作为信息世界里新的“证据之王”，其具有综合性、易变性、隐蔽性、可挽救性、微缩性、扩散激增性等特征，是来源于七种传统证据，将各种传统证据部分地剥离出来而泛称的一种新证据形式。
2004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第7条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第2款、第3款：“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可知，电子数据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具体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电子数据则集中表现为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以及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一、引言传统意义的审判是指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
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刑事审判已经逐渐突破原来固有的“实体性裁判”的范围，而衍生出“程序性裁判”的机制。
所谓“程序性裁判”，是指那些为解决控辩双方存在的程序性争议而举行的司法裁判活动。
例如，被告人对某一法官提出回避申请的，法院需要对该项申请是否成立作出决定；公诉方或者被告方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法院要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决；控辩双方围绕着管辖问题发生争议的，法院需要就此作出决定；被告方对某一控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法院也应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方排除控方证据的申请，法院也需要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决……在以上情形下，法院都需要举行程序性裁判活动，并对有关程序性争议作出裁判结论。
这种裁判结论尽管并不涉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却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根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争议的不同，程序性裁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程序性裁判，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司法裁判活动。
例如，前面所说的围绕着延期审理、回避、管辖、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问题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就都应被纳入广义的程序性裁判的程序轨道。
狭义的程序性裁判，则专指法院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下级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确定是否实施程序性制裁所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
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确立了两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
法院为确认初审法院的审判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裁判活动，通常发生在第二审程序之中。
而法院为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应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活动，则可以在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先后发生。
这两种旨在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裁判活动，都属于狭义的程序性裁判。
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相对应的是，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存在着“重实体性裁判、轻程序性裁判”的观念。
1996年完成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实就是在实体性裁判程序中引入对抗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
最⾼⼈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员可以对鉴定⼈进⾏询问。
第六⼗⼆条法庭应当将当事⼈的质证情况记⼊笔录并由当事⼈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第六⼗三条⼈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四条审判⼈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逻辑推理和⽇常⽣活经验，对证据有⽆证明⼒和证明⼒⼤⼩独⽴进⾏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五条审判⼈员对单⼀证据可以从下列⽅⾯进⾏审核认定（⼀）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或者提供证据的⼈与当事⼈有⽆利害关系。
第六⼗六条审判⼈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进⾏综合审查判断。
第六⼗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六⼗⼋条以侵害他⼈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性规定的⽅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六⼗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未成年⼈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状况不相当的证⾔；（⼆）与⼀⽅当事⼈或者其代理⼈有利害关系的证⼈出具的证⾔；（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证⾔。
第七⼗条⼀⽅当事⼈提出的下列证据，对⽅当事⼈提出异议但没有⾜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误的复印件、照⽚、副本、节录本；（⼆）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误的复制件、照⽚、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段取得的、⽆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误的复制件；（四）⼀⽅当事⼈申请⼈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行政诉讼证据五大规那么解读二三、补证规那么行政诉讼中的补证，是指案件已有证据尚缺乏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当事人依法主动或应人民法院要求补充相关证据，从而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诉讼活动。
从广义上讲，补证也属于举证，但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诉讼行为。
[补证目的规那么] 补证的目的和价值绝对不是为了补充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在于当事人所举证据出缺陷，尚缺乏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下，便于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审查判断认定已有的证据和待证事实，在于排除不法证据，强化质证和准确认证。
补证便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义务。
补证主要适用以下情形：(1)当事提供的证据缺乏以充实证明其提出的主张。
如提供了主要证据，没有提供次要证据;相反，只提供了次要证据而没有提供主要证据;(2)人民法院发现当事人有只提供对本身有利的证据，而没有提供对本身不利的证据;(3)当事人虽然掌握了证据，但出于种种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未全部提供;(4)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瑕疵，如证言含混不清，物证不敷完整，视听音像资料不清晰等;(5)当事人追加诉讼请求不明确;(6)某项证据的成立，要有其他证据佐证，而当事人并未提供这类证据。
[补证方式规那么] 原告或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辩驳理由或证据的，经法院同意，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2条)。
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补充有关证据(9条)。
四、质证规那么质证，在美国被称为 Cross Examination，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行政法官主持下，对对方证人所作的查问。
行政诉讼质证，指当事人及其委托代办署理人在法官主持下，于证据交换或庭审中，对对方展示的证据进行识别、质询、说明、解释以确定证据效力的活动。
质证的价值，在于提高证据的可采性，寻找可定案证据，为认证作筹办，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官的内心确信。
(一)[证据交换与展示规那么](1)对于案情比较复杂或者证据数量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者交换证据，并将交换证据的情况记录在卷。
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案件事实，慎用推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己事实主张需要提供证据支持，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不过凡事均有例外，民事诉讼中也规定一些事实主张，可以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这就是常说的免证事实。
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有（七）项，均是通过法学传统和常年司法经验总结得出。
免证事实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一般存在争议不大。
但免证事实中的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事实免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一、免证事实存在基础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是追求事实真相，公平公正适用法律。
所以一般要求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查明后认定。
可是司法实践是复杂的，在纠纷事实存在，事实并不能完全查清的情况下，法官仍要对案件进行裁判。
这就需要法官在裁判时，运用现有证据进行判断，继而裁判。
这也是证据规则存在的基础。
免证事实是指无需当事人证明的事实主张。
名证事实之所以免除证明，在于相关事实的存在，为社会公认，不应产生争议。
故出于效率考虑，不再增加当事人证明责任。
一般情况下，免证事实主张在诉讼中争议并不大，法律适用也不会引发质疑。
但司法实践，越来越多适用推定事实免除证明责任的条款，适用标准又没有客观的统一标准，论理时逻辑千奇百怪，引发了较大质疑。
这就需要对相关条款适用，进行一定规制。
二、推定事实免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1、法律推定免证事实，司法实践中一般异议不大法律推定免证事实，是指依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承担证明责任。
类似立法情况，在侵权责任法中体现较多。
多体现为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的相关立法规定。
需要说明一点，免证推定事实并非是完全免证。
当事人需要对基础事实进行证明。
当基础事实证明存在的情况下，法律推定就存在适用基础。
推定事实的逻辑就是从一个基础事实，通过法律规定，推断出另外一个事实。
而这个推断过程，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基础事实的证明，有很多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是对法律规定的特定基础事实进行证明，即特定基础事实存在。
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
一般而言，证据裁判原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认定案件事实。
2. 用于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即具有证据资格。
3. 用于定案的证据必须是在法庭上查证属实的证据，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4. 综合全案证据必须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才能认定案件事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历史上曾出现过形式证据制度（即形式证据主义），即让诉讼当事人履行一套既成的形式或者仪式，例如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卦、抽签等，再根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况或者履行的结果来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和解决纠纷。
1其典型为神示证据制度，这种制度通过“神意”告知案件真相，把案件的是非曲直委诸偶然结果或者神意来决定，是一种“非合理的决定过程”。
2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式证据制度在合理性和真实性方面受到人们的质疑。
以前用超自然力量或其他机械形式裁决的事情，现在都用理性的方法来裁判了。
3在现代证据法律制度中，物证、书证和人证等证据方法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手段。
证据裁判原则就是对形式证据制度的否定。
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裁判主义），简言之，是指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亦即必须依据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后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意义主要是：1.必须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即无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于众所周知的案件事实、法院确定判决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案件事实等，由于其真实性已经得到了确认或者是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所以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法律规定毋庸再以证据来证明，而直接作为判决的根据，除非当事人提出合理和充分的反证、发现了新的事实、撤回或撤销自认等。
2.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来审查，即未经过法定的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审查或者未由当事人充分表达过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这一规范上的要求，旨在避免法院做出突袭判决，并且强调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应值得当事人信赖，以此赋予和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和正当性。
3.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
所谓证据能力（即证据资格），是指作为法院认定事实或判决根据的证据须具备的要件或资格。
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具有可采性。
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或可采性须经过法定的正式的程序来审查和确定。
结合聂树斌案谈谈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理解。
聂树斌案是中国司法史上备受争议的一起刑事案件，也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一次重要考验。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旨在保障公正、公平的司法审判，确保判断的准确性和证据的合法性。
本文将结合聂树斌案，对证据裁判原则进行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以法定证据为基础，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
然而，在聂树斌案中，聂树斌被控强奸谋杀一案，关键证据是一个DNA鉴定报告。
然而，该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直备受争议。
有关方面指出，聂树斌案中的DNA鉴定存在多项技术缺陷，且鉴定过程中存在伪造和篡改的可能。
这一情况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质疑了证据的可信度和法官的裁判是否合法。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证据的合法性原则，即只有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才能被采纳。
然而，在聂树斌案中，有关方面质疑DNA鉴定报告的合法性。
他们认为，警方在收集聂树斌的DNA样本时并未遵循合法程序，且样本的真实性也存在问题。
这一情况再次引发了对证据的质疑和对法官裁判的合法性的质疑。
证据裁判原则还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要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并对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可靠性进行评估。
然而，在聂树斌案中，有关方面指出，DNA鉴定报告是由一家没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的，且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存在问题。
这使得鉴定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备受质疑。
聂树斌案是对证据裁判原则的一次重要考验。
该案中的DNA鉴定报告存在多项技术缺陷，鉴定过程中存在伪造和篡改的可能，引发了广泛争议。
同时，警方在收集DNA样本时未遵循合法程序，使得证据的合法性备受质疑。
此外，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未能充分审查和评估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裁判的质疑。
这一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证据裁判原则的讨论和反思，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保障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确保司法公正、公平的实现。
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对于案件争议事项的认定，应当依据证据。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
中国刑事诉讼法体现了证据裁判的精神。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证据法理论对证据裁判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在立法方面，与该原则相关的证据能力、待证事实、证明方式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原则释义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据裁判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在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同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一方面要求裁判必须依靠证据，同时严格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程序，以规范法官权力的行使，并最终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要求。
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大都明文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27条明确规定，在轻罪的审判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其内心确信判决案件。
法官只能以提交审理并经双方辩论的证据为依据作出判决”；第536条规定，对违警罪案件中证据的处理，同样适用第427条的规定；第537条规定，违警罪或由笔录或报告证明，或在无报告和笔录时由证人证明，或由其他事实证明。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款规定，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照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对裁判有意义的所有事实和证据。
第261条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7条规定：“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
”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立法上对证据裁判原则的经典表述。
在英美法系国家，其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决定了法官在诉讼中相对消极的诉讼地位，因此，英美法系国家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法官一般不会主动调查证据，也就无需关于约束法官调查证据的规定。
虽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和诉讼理论中没有直接明确证据裁判原则，但其刑事诉讼中大量存在的规范证据关联性、可采性的规则以及刑事程序中关于证据出示、认定等规定，都与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当然，英美法系国家中大量存在的有罪答辩及辩诉交易的情况，使得英美法系国家严格的诉讼程序所体现的证据裁判的精神只在少数经过正式庭审程序的案件中得以体现。
即便如此，这种法律规定的正式审判的可能性以一种预见的结果制约着控辩双方辩诉交易的过程，加之辩诉交易的进行需要法官在审查有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予以认可，因此，可以说辩诉交易的进行，也有赖于证据裁判的保障。
历史发展在诉讼证明史上，证据裁判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三个侧面进行考察：第一，根据证据对于裁判的意义，经历了由证据非裁判所必需到没有证据不得进行裁判的转变；第二，根据裁判所依据证据的性质，经历了依据非理性证据进行裁判到以理性证据为依据的证据裁判；第三，根据证据的价值内涵，经历了片面强调证据的真实到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的证据裁判。
（一）从证据非裁判所必需到没有证据不得进行裁判。
证据裁判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有社会，就有纠纷。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解决纠纷，各民族已经开始了运用证据认定纠纷事实的尝试。
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人证、物证等证据形式已开始被用以诉讼活动了。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证据却并非裁判的必要依据。
神明裁判制度下，对事实问题的裁判是交由神灵来完成的，司法官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罢了。
“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
”所以，在神明裁判制度下，对于事实裁判而言，证据并非裁判的必要条件，裁判的关键在于“神灵指示”而非反映纠纷事实的证据。
在西方社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证据制度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英国，神明裁判是在与陪审团审判的竞争中逐渐被逐出历史舞台的。
陪审团最初是由本乡本土的邻里组成，“陪审团并不审理证据，而是基于审判前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回答某个问题或事实……他们回答问题无需经过审判中询问证人的过程……”。
在当时的陪审团审判中，证据对于裁判是可有可无的。
裁判所依据的不是其它人提交的证据，而是陪审团成员自己的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事实。
随着“知情陪审团”逐渐转变为“不知情陪审团”，陪审团依靠证人证言进行裁判也变的越来越普遍，并最终导致了必须据证裁判的强制性要求。
台湾学者周叔厚认为，至1600年以后，陪审员已经不得在其陪审案件的审判法院外收集证据资料，而仅以陪审案件法庭上表现的证据为限进行裁判。
在欧洲大陆，神明裁判废止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从教会法传播而来的法定证据制度。
在西欧法制史上，罗马帝制时期的纠问程序中已出现了法定证据的萌芽。
罗马法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努力下，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在意大利城市国家与教会法的纠问程序中得到确立。
从十三世纪开始，作为教会法向世俗法渗透的一环，法定证据原则也逐渐向西欧大陆各主要封建国家扩散，并得以普及和发展。
法定证据制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与神明裁判衰落后司法力量为追寻案件实质真实而导致的恣意司法密切相关的。
欧洲历史上，“在纠问程序和实质证据制度的发展初期，由于对追求真实的目的过分强调和摆脱传统形式主义举证方式的需要，纠问官吏搜集、审查证据的活动出现了无形式、无条件的倾向。
只要纠问官认为能够发现真实，一切方式方法都委诸于他的自由裁量。
即几乎不受任何程序制约的纠问。
其结果是导致了事实认定上的恣意性。
……对这种情况的反省导致了抑制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意识产生，其结果就是法定证据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另一方面，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及为了统治秩序而有效约束分封割据的地方势力的迫切需求，则为法定证据制度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更直接的推动力量。
在法定制度下，司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必需以证据为根据，事实的评判即证据数量的加减。
在此制度下，证据裁判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只要法官把起诉方提供的证据加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他就必需做出有罪判决；如果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明，他就必需做出无罪判决。
在这两种情况下，判决都不受具体案件中法官内心对证据确信程度的影响。
”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扬弃，自由心证制度尽管否定了法定证据的机械性，证据裁判却作为司法传统的一部分被继承了下来。
（二）从依据非理性证据裁判到以理性证据进行裁判与人类认识能力发展同步，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也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神明裁判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恰如人类学家霍贝尔所言，“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
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事实是非常普遍的。
”在神判制度下，裁判是根据那些被普遍视为体现了神明意旨的事实或现象做出的，其间的推理方式不是理性，而是对神明的信仰和崇拜。
在西方民族的历史上，以神明裁判或以决斗解决纠纷的方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以西欧为例，直到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神明裁判才被废除。
对此，美国学者伯尔曼评论说，“……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禁-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的法令。
这项法律有效地终止了通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明裁判，并由此而迫使世俗当局在审理宣誓案件时接受新的审判程序。
”但具体到各地区，神明裁判被废除的时间却可能更晚。
在意大利地区，直到1231年弗雷德里克二世编纂的《奥古斯都法》颁布之后，神明裁判才被彻底废除；至于决斗裁判，却在极少数刑事案件中仍得以延续。
在英格兰地区，1290年神明裁判被法律禁止。
罗马帝国亦在同年废除了神明裁判。
在法国地区，神明裁判于1260年被明令废除，至于决斗裁判的彻底废止则要等到1663年了。
神明裁判在中国绝迹得非常早。
法制史学界一般认为，商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神判”色彩。
西周时期，尽管有“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的记载，审判却已主要表现为“听狱之两辞”。
瞿同祖先生曾就此论述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较其它民族为早，有史以来即已不见有神判法了。
”随着神明裁判被逐出历史舞台，包含人之理性和经验认识的证据方法开始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如前所述，在我国，西周以降，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书证等证据形式已经开始普遍用以诉讼活动。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西周开始，与“五听”的审问方式相连，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由法官结合自己的一般生活经验来完成。
《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
”对此，《注疏》注解说，“依狱官令，察狱之观，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即要求断狱在审讯时必需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还应同其它证据相比较，进行检验。
晋朝注释律学家张斐曾对此中的道理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取诸身，远去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利。
”在欧洲，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但是，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
在英国，理性裁判是伴随着陪审团裁判的推广逐渐战胜“神明裁判”并以渐进的方式日积月累地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大陆，理性裁判则以体现王权意志的“凝固的理性”首先被刻划进法典之中，形成了法定证据制度；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兴起，司法的理性开始转向普通人的理性。
时至今日，“以前用超自然力量或其它‘机械形式’裁决的事情，现在都用理性的方法来裁判了。
”（三）从强调证据的真实性到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证据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什么是证据，什么不是证据，不取决于法律，而是由生活事实决定的。
因此，在证据裁判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因实行陪审团审判而积淀了众多的证据规则，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接受法庭的调查必需通过证据规则的检测。
然而，在普通法历史上，各种证据规则却主要是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而产生的。
“普通法的成长伴随着对伪证、造假和滥用或阻碍司法程序之种种图谋的持续恐惧。
这种恐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排除那些被认为尤其容易被滥用的特定种类的证据（传闻证据再一次成了罪魁祸首），而且表现在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及其配偶充当证人的一概否定。
”以传闻证据为例，一般认为，“反对采用传闻证据之一般规则的基本考虑在于对这种证据可靠性的担心。
再换句话说，法律所关心的是对方律师无法考察传闻证据的可靠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实质真实的追求曾一度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价值。
在法定证据制度下，为了查明案情，对被告施以刑讯是一种普遍的取证方法。
大革命后，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深恶痛绝，则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反对法律对证据加以任何形式的限制，一项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接受法庭调查，完全是一个法官依据自由心证予以裁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