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诗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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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说文解字》第一一、1.战国商契 2.一致 3.最古书记必读 4.许慎六书 5.指事形声周礼二、1.B【解析】“《急就篇》”错误,应是赵高的《爱历篇》。
2.C 【解析】“休”是会意字,“刃”是指事字。
《周易》第二一、1.伏羲氏洛书 2.阴阳八卦 3.天地日月星辰 4.简易 5.系辞二、1.D【解析】《周易》成为儒家经典,是在战国末期。
2.C 【解析】根据文中信息“到了汉代,便已跳到'六经’之首”,《易》应该排在第一位。
再参照注释,可以知道汉代“六经”的次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尚书》第三一、1.尚书2.间接直接3.辞4.一致5.人心惟危惟精惟一二、1.B【解析】始于《荀子》。
测 2.A 【解析】中国的记言文发展于记事文之先。
《诗经》第四一、1.重叠复沓2.三百零五3.诗笺4.大序小序5.主文谲谏二、1.D 【解析】“赋、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错误,没有“赋”。
的2.C 【解析】出自《论语·八佾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出自《诗经·卫风·硕人》。
“三礼”第五一、1.政治制度2.儒家礼治主义3.尊卑4.政治5.周礼二、1.B【解析】“古代没有关于乐的经典”错误,说法太绝对。
原文有限制词语“似乎”。
2.C 【解析】《仪礼》《周礼》,相传都是周公所作。
“春秋三传”第六一、1.孔子2.编年史通史3.春秋4.征实5.杜预二、1.C 【解析】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诫作用。
2.B 【解析】公羊、榖梁两家以解经为主,左氏以叙事为主。
“四书”第七一、1.中庸论语2.科举3御4.浩然之气5.道统二、1.C 【解析】原文是“并补上一段儿”,所以应该是“有所增补”2.A 【解析】“《大学》”错误,应是“《春秋》”。
《战国策》第八一、1.刘向2.商鞅3.苏秦4.合纵连横5.说难篇二、1.A【解析】出自《孟子·离娄上》。
2.D【解析】战国的名称是刘向在《战国策》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提议的。
先秦诸子百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至圣、素王)、孟子(亚圣)、荀子(宗圣)、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王阳明●作品:《论语》、《孟子》、《荀子》“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南宋时朱熹合称的)“儒家十三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
●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
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
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
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创始人:墨子●作品:《墨子》●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
“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
精读《诗经》选篇16篇--适合中小学生(整理版)1.《秦风·蒹葭》:追寻恋人的诗,表达优美心境。
2.《邶风·凯风》:歌颂母亲及养育之恩的伟大。
3.《郑风·子衿》:珍视友情,也有说是相思之情。
4.《王风·采葛》:表达热恋深情,艺术化的情感表达。
5.《豳风·伐柯》:古代婚谣,含有哲理。
6.《卫风·河广》:张扬游子思乡的真情。
7.《卫风·木瓜》:阐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
8.《秦风·无衣》:战歌,讴歌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英雄。
9.《郑风·风雨》:抒发风雨怀人的情怀。
10.《魏风·硕鼠》:农民反抗统治者残酷剥削的诗,爱憎分明。
11.《周南·桃夭》:歌咏桃花之美,借此道贺词。
12.《召南·甘棠》:怀念召伯,表达深深的思念。
13.《大雅·大明》(节选):史诗性质的叙事诗。
14.《小雅·采薇》:表达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15.《小雅·鹤鸣》:劝人为善,开拓心胸。
16.《小雅·白驹》:好客之道,惜别和眷眷思念之情。
全文摘自古诗文网、简书、主题阅读网、搜狐搜索等网站,并加以编辑整理形成。
目录《诗经》简介 (3)秦风.蒹葭 (4)邶风.凯风 (6)郑风.子衿 (8)王风.采葛 (9)豳风.伐柯 (10)卫风.河广 (11)卫风.木瓜 (12)秦风.无衣 (14)郑风.风雨 (16)魏风.硕鼠 (17)周南.桃夭 (19)召南.甘棠 (20)大雅.大明(节选) (21)小雅.采薇 (23)小雅.鹤鸣 (26)小雅.白驹 (27)《诗经》简介《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收录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作者佚名。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015年1. 荀子 :名况,字卿。
战国末期思想家,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汉人避宣帝讳,称孙卿。
赵国人。
认为“天行有常”,反对天命、鬼神之说,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宣扬人性本恶,必须用礼仪、刑罚来约束人的行为。
有《荀子》一书。
2.也叫《荀卿子》《孙卿子》。
书名。
共三十二篇。
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六篇疑为其弟子所记。
儒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个学派,由春秋末孔子首创。
孔子的言论经门人整理为《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以"仁"为中心,提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倡导"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德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曾做过委吏(司会计)、乘田(管畜牧)等事。
后开办私学,招收弟子,宣传儒家学说。
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
后周游列国,游说诸侯。
回鲁国后,据传曾删修鲁史官所记的《春秋》,整理《诗经》《尚书》等。
在哲学上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自汉以后,其主要思想言论记载于《论语》一书中。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
战国时期思想家。
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为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
他把孔子的“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主张“法先王”,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实行仁政,宣扬天生“性善”的人性论。
其主要思想言论载于《孟子》一书中。
2.书名。
记录孟子言行的著作。
孟子的门徒编纂,共七篇。
文笔从容流畅,长于比喻辩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关于《诗经》的诠释,自汉以迄唐中叶,基本上是由《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支配着。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后,受中唐以来经学领域思辨之风的影响,《诗》学研究亦出现了疑古惑经的风气。
学者释《诗》,渐出新意,既突破汉学典范的束缚,同时又对汉学典范有所怀疑、批判和创新,这就逐渐形成了《诗经》的宋学传统。
相对于《诗经》汉学注重于《诗经》词语的训诂,《诗经》宋学则更注重于《诗经》义理的阐发。
总体来看,如果说孔子的诗教是“兴观群怨”、“出使专对”,战国时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断章之取”,汉人的诗教则是据《诗》言政,以“三百篇”为谏书。
至乎宋人,《诗》学乃大大突破了这些形下层面的规范,进而借《诗》以言性情,用《诗》以明义理。
《诗经》岂止区区“言志”、“比兴”之物?诗教又岂是“发情止礼”的教条?《诗经》乃是通乎天地,究于义理,矫乎人心,参于天人的大制作,大法宝。
在宋人看来,《诗经》的价值在于能明心见性、通道达理。
苟有助于明理,什么汉规唐矩都可以抛弃;苟有碍于道学,虽圣经贤传亦不惮怀疑。
基于此意,宋之学者在继承、怀疑、批判和创新《诗经》汉学的基础上,采用以诗说《诗》、以理论《诗》、以史证《诗》、以《序》解《诗》的多元诠释方法,围绕着《诗经》学史中的若干个学术专题如《诗序》、删诗、二南、二雅、正变、六义、淫诗、本末等,重新进行分析、讨论。
他们或完全继承旧说、或继承中又有修订创新、或别立新说,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
然回顾百年来学界关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其所涉《诗》学专题多比较重复,大多数论文集中在对《诗序》、淫诗等问题的探讨,至于其它的传统问题以及富有新意的问题则多有阙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宋代《诗经》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
故本论文试图立足于宋代现存及所辑录的67种《诗经》学著作和宋人文集中的百余篇单篇论说及序跋之文,以各个《诗》学专题为切入点,采取以史料学为基础,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将有关宋代《诗经》学中的各个专题置身于整个《诗经》学史中,以点见面,以小见大,来具体勾勒宋代《诗经》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及影响。
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一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
“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
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
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
《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
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
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
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
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
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
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
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
'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
古语名句诗经名句《新三字经全》文解释古语名句1、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唐·韩愈《马说》2、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3、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汉《逸诗句风雅逸篇四》4、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晏子·春秋》5、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6、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
淮南子·《主术训》7、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宋神宗评资治通鉴语8、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王风·黍离》9、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宋·司马光《训俭示康》10、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引自《资治通鉴》〕11、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汉乐府《长歌行》1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13、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吕氏春秋》14、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孙子兵法·九地》15、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系辞下》16、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李斯·谏逐客书》17、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语·周语上》18、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
《吕氏春秋·尽数》19、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20、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21、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22、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周南·关睢》2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中庸》24、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
范晔《后汉书·张衡传》25、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第四章程朱理学(上)程朱理学,指宋明理学中由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并由朱熹发扬光大的道学一派,因这一派哲学以理或天理为最高范畴而得名。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兄弟俩在历史上通称为“二程”。
二程是洛阳人,又长期居住于洛阳讲学著述,开展学术活动,所以他们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作“洛学”。
在当时的几大学派中,洛学人才最盛,影响最广。
理学形成的两个基本标志——道统说和天理论,也都是从二程正式开始的。
程颐明确提出他们兄弟二人接续起了至孟子而中绝的圣人道统;程颢则公开声明“天理”二字系他们自己“体贴”出来①。
在这里,道统说揭示了儒学的学术渊源和门户,天理论则突出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理论特色。
虽说“天理”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在使用,周敦颐、邵雍和张载也都已言及,但确实由二程开始才把它作为哲学的本体概念和最高范畴,才有了一个以天理为本体的典型形态的哲学体系。
所以,后来的理学的主流派以程氏一系作为北宋理学的代表,不是没有理由的。
今本《二程集》汇集了二程的主要著作。
第一节“天理”的体贴“天理”,亦径称理,作为二程哲学的标志和理论的核心,二程“体贴”出多方面的内容和特性。
从此出发,二程不但用天理的观点去看待和揭示世界,而且探讨了如何才能求取这个天理以及它在人性生成和道德修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天理是形而上的存在天理范畴的意义,首先是形而上的存在,它必须通过形而下的现象世界来昭示自己。
程颐说:“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
”②又说:“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
”③理昭示自己的存在是通过物象,那么,人们虽然不能直观无形,却可以通过它所依托的物象去揭示其性质。
而作为揭示它的主体来说,只能是人的心思,感官只能停留于形气的世界,从而地披露了理的形上世界和形气的形下世界的相互关系。
二程说: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
知天下事有即有,无即无,无古今前后。
至如梦寐皆无形,只是有此理。
二程的诗经学 二程的《詩經》學 臺灣大學中文所 邱培超 一、前言 北宋程顥:一,三二—一,八五:、程頤:一,三三—一一,七: 1兩兄弟,當代學者相當肯定其於宋明理學中的價值與地位。當代學者 2對於二者的研究成果,亦可謂汗牛充棟。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學者都將心力置於探討二者的心性之學、形上思想等。然而,身為中國傳統儒生的二程,對於經書的理解、研究,亦應值得我們探討。終究二程 3在研究經書背後的意義,所透顯的目的,更是有重新釐清的必要。 然而,由於二程在經學上的研究,並不如一般的經學家,有著豐富的注疏成果。如今流傳下的資料,除了《周易程氏傳》是程頤對《易經》作完整的經解外,對於其他經書就沒有如此完整的注疏。二程對於其他經書的研究成果,於《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的卷三至卷八可見。其中,內容包括二程對於《尚書》、《詩經》、《春秋》、《論語》,以及二程 4改動〈大學〉等。實際上,在二程的語錄中,也散見有二程在經學上 1 例如大陸學者便指出:「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徵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型態。」言下之意,以程顥、程頤所代表的洛學系統,才足以真正代表理學的開端。二者的開創之功,便已奠定其地位與價值。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二版二刷:,頁127。 2 例如蔡方鹿先生曾整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為止,兩岸學者研究二程的論著便多達近兩百條。:見氏著:《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貴州: 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一版一刷,頁376—389:近年來,仍有許多學者針對二程的學術加以研究。 3 例如鄭宗義先生就批評李紀祥先生的觀點,認為李氏在《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一書中,「為了凸顯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不同所作的主張,一方面對宋明儒學極不兯平,容易誤導以為宋明儒者只談心性不關心世道。另一方面也過份忽略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傳承發展關係。」參見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年:,頁39。經學的第一要義,無非是經世致用。宋明儒者在研究經書時,是否真是只談心性,而不關心世道,確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4 本文所引用二程之語,皆以《二程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兯司,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為主。下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又,《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孟子解》:卷七:以及〈中庸解〉:卷八:等兩卷,據編者的案語,〈孟子解〉乃「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所以僅有其目而無文。但〈中庸解〉則是「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呂大臨: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頁1151、1165:所以蔡方鹿先生認為:「明人刊〈經說〉,雖然增加了〈孟子解〉、〈中庸解〉兩卷,但其可信程度已不如宋刻本。 56 的見解。因此,本文主要以語錄中論及《詩經》,以及《河南程氏經說?詩解》的部分為主要資料,探討二程對於《詩經》學上一些基本問題的觀點與解詩的特點,以及二程在其《詩經》學中所展現的經世致用思想。 二、二程解《詩》之方法及特點 目前可見《詩經》中所流傳三百零五篇的詩歌,其形成的過程,二程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 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 商之事,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 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 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二 程集》,頁1046,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二程在論述詩歌的產生,基本上接受〈詩大序〉中「詩言志」的觀點。〈詩大序〉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5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次,詩歌既然是人們情志所抒發而成,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會有詩歌的產生,因此必然由來許久。二程認為,在虞舜之時,君臣之間的賡和可見於《尚書》中。而夏、商兩代,雖然應也有詩歌的創作,但流傳於後世的,卻十分鮮少。直至周代,人們的怨樂、情志透過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大量的流傳下來。其中,人們對於當時政治的治亂,也透過詩歌表達出讚美、怨諷之意。換言之,詩歌不再只是情感的抒發,實際上,有現實政治的意義與目的於其中。然而,如此的觀點,我們也都可以在〈詩序〉中見到。再者,二程認為,周代流傳下的詩歌眾多,而經過孔子刪定, 所以在使用〈經說〉時,應注意此點。」:《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頁31: 5《毛詩鄭箋》:校相臺岳氏本::台北:新興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頁1。下文引用此書時,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 57 存三百篇。其中,這三百篇詩歌,由於經過孔子之手,因此都以禮義為依歸,足以為後世萬代的教化準則。孔子刪《詩》之說,最早由司馬遷所提出,認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6禮義。」對於孔子究竟有無刪詩之說,後世學者眾說紛紜。唐代孔穎 7達首先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孔子並沒有刪《詩》之舉。顯然地,二程並沒有接受孔穎達的意見,而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然而,二程之所以不接受孔穎達的意見,當然有其個人的堅持與想法。例如在《遺書》中有一段記載是如此的: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 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 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二 程集》,頁28, 有人問程顥:今日所流傳的三百首詩,既然不是特定一人所作,則無法有一主要的法則可貫串這三百首詩歌。對於如此的懷疑,程顥是反對的。因為,程顥認為,孔子手刪三千餘篇詩歌,而成今日所見的三百首。可見,這三百首是經過孔子認可的,是有聖人之意於其中的。其中,不僅是〈雅〉、〈頌〉之正音、正樂以及頌美德行的詩歌被留下外。更重要的,孔子保留了合於教化意義的詩歌於《詩經》中。雖然這些詩歌中有次第深淺的不同,或有次序凌亂的現象,但是有一重要的法則是不變的,是足以貫串其中的,即是「教化」的意義。我們如果看〈詩序〉,可以發現教化的意義貫串全書,而《毛傳》或鄭玄的《箋》詩,也順著〈詩序〉的精神加以注、箋。關於二程與〈詩序〉及漢儒之間的相關問題,下文再加討論,此不贅述。換言之,在二程的觀點中,《詩經》中的詩歌,如果沒有經過聖人之手,則不論有幾首詩歌,都不見得會有特殊的意義或價值。當然,恐怕也就不足以稱之為「經」。因此,二程也就必然會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當然,於此也可看出二程有相當尊〈序〉的傾向,順著〈詩序〉的教化觀而加以發展其《詩經》學。 二程對於《詩經》中的詩歌,不僅認為與「教化」有密切關係外, 6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頁742。 7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云:「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 千餘篇,未可信也。」:台北:藝文印書館覆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十三刷:,頁6。 58 他更提出「義理說」以貫串全書,認為: 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 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 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 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二程 集》,頁40, 二程提出:孔子刪詩時,不僅取合於〈雅〉、〈頌〉的詩歌外,更重要的是,合於「義理」的詩歌才有所保留。因為有義理於其中,所以三百首詩歌的作者非一人,而這些詩歌也已經流傳了千年之久,但是卻都可以「若合符節」,只因其中有「理」:義理:在其中,所以可以穿越一切時間、空間。換言之,所謂的「理」或「義理」是在經書中的。若然,身為一經學家,就必須「由經窮理」:《二程集》,頁158:,即透過讀經的方式,去窮究經書背後的「理」。因此,當蘇季明問二程關於治經方面的疑問時,程頤便回答說: 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 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 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 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答, 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二程集》, 頁2, 程頤認為,治經其實是一種「實學」。所謂的實學,就是包括如《中庸》 59 8第二十章中所說到治國的九大法,甚至歷代聖人所遺留下一切有形、無形之跡。然而,無論是治國九法,抑或是聖人之跡,在經的背後,卻有「道」森列於經中。換言之,身為經學家,便應窮究經書背後的「道」、背後的「理」為其首要之務。 其中,二程提出「理」的觀念。實際上,我們可以說是二程身處北宋中葉理學風氣漸熾的學術氛圍之下,所具有的特色。而當二程在詮釋《詩經》中的一些篇章時,亦將此一特色帶入其中,而有時與漢唐儒者呈顯出一明顯的相異之處。例如當二程在詮釋〈大雅?烝民〉時,就認為:「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二程集》,頁123:但東漢鄭玄則認為:「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知、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有德之人。」:《毛詩鄭箋》,頁128:二程指出,萬事萬物背後皆有一理的存在,因此我們必須順理而行,方能順利且容易,逆理而行便困難重重。換言之,我們必須探得其理,方能循之。如 9果我們對比鄭玄的《箋》或是孔穎達的《疏》,我們就可以發現,鄭玄以及孔穎達與二程在面對「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一段詩句時,有著不同關心的焦點。鄭、孔二氏將焦點集中在討論人性以及人情的部分,因此對於性與情的討論便著墨許多,根本沒有提出「理」此一概念。相反地,二程便提升到「理」的層次以及理與「人事」之間的互動,因此不斷強調「循理」、「逆理」的道理。我們可以看到,面對這一首詩歌,鄭玄或孔穎達所關心的是人性、人情等關於「人」的問題。然而,身為理學家的二程,在詮釋《詩經》時,不僅將「理」的觀念注入其中,且關注的焦點亦在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