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诗经学

二程的诗经学

二程的《詩經》學

臺灣大學中文所

邱培超

一、前言

北宋程顥:一,三二—一,八五:、程頤:一,三三—一一,七:

1兩兄弟,當代學者相當肯定其於宋明理學中的價值與地位。當代學者

2對於二者的研究成果,亦可謂汗牛充棟。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學者都將心力置於探討二者的心性之學、形上思想等。然而,身為中國傳統儒生的二程,對於經書的理解、研究,亦應值得我們探討。終究二程

3在研究經書背後的意義,所透顯的目的,更是有重新釐清的必要。

然而,由於二程在經學上的研究,並不如一般的經學家,有著豐富的注疏成果。如今流傳下的資料,除了《周易程氏傳》是程頤對《易經》作完整的經解外,對於其他經書就沒有如此完整的注疏。二程對於其他經書的研究成果,於《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的卷三至卷八可見。其中,內容包括二程對於《尚書》、《詩經》、《春秋》、《論語》,以及二程

4改動〈大學〉等。實際上,在二程的語錄中,也散見有二程在經學上

1 例如大陸學者便指出:「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徵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型態。」言下之意,以程顥、程頤所代表的洛學系統,才足以真正代表理學的開端。二者的開創之功,便已奠定其地位與價值。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二版二刷:,頁127。

2 例如蔡方鹿先生曾整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為止,兩岸學者研究二程的論著便多達近兩百條。:見氏著:《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貴州:

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一版一刷,頁376—389:近年來,仍有許多學者針對二程的學術加以研究。 3 例如鄭宗義先生就批評李紀祥先生的觀點,認為李氏在《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一書中,「為了凸顯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不同所作的主張,一方面對宋明儒學極不兯平,容易誤導以為宋明儒者只談心性不關心世道。另一方面也過份忽略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傳承發展關係。」參見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年:,頁39。經學的第一要義,無非是經世致用。宋明儒者在研究經書時,是否真是只談心性,而不關心世道,確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4 本文所引用二程之語,皆以《二程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兯司,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為主。下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又,《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孟子解》:卷七:以及〈中庸解〉:卷八:等兩卷,據編者的案語,〈孟子解〉乃「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所以僅有其目而無文。但〈中庸解〉則是「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呂大臨: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頁1151、1165:所以蔡方鹿先生認為:「明人刊〈經說〉,雖然增加了〈孟子解〉、〈中庸解〉兩卷,但其可信程度已不如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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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因此,本文主要以語錄中論及《詩經》,以及《河南程氏經說?詩解》的部分為主要資料,探討二程對於《詩經》學上一些基本問題的觀點與解詩的特點,以及二程在其《詩經》學中所展現的經世致用思想。二、二程解《詩》之方法及特點

目前可見《詩經》中所流傳三百零五篇的詩歌,其形成的過程,二程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

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

商之事,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

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

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二

程集》,頁1046,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二程在論述詩歌的產生,基本上接受〈詩大序〉中「詩言志」的觀點。〈詩大序〉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5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次,詩歌既然是人們情志所抒發而成,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會有詩歌的產生,因此必然由來許久。二程認為,在虞舜之時,君臣之間的賡和可見於《尚書》中。而夏、商兩代,雖然應也有詩歌的創作,但流傳於後世的,卻十分鮮少。直至周代,人們的怨樂、情志透過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大量的流傳下來。其中,人們對於當時政治的治亂,也透過詩歌表達出讚美、怨諷之意。換言之,詩歌不再只是情感的抒發,實際上,有現實政治的意義與目的於其中。然而,如此的觀點,我們也都可以在〈詩序〉中見到。再者,二程認為,周代流傳下的詩歌眾多,而經過孔子刪定,

所以在使用〈經說〉時,應注意此點。」:《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頁31: 5《毛詩鄭箋》:校相臺岳氏本::台北:新興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頁1。下文引用此書時,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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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三百篇。其中,這三百篇詩歌,由於經過孔子之手,因此都以禮義為依歸,足以為後世萬代的教化準則。孔子刪《詩》之說,最早由司馬遷所提出,認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6禮義。」對於孔子究竟有無刪詩之說,後世學者眾說紛紜。唐代孔穎

7達首先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孔子並沒有刪《詩》之舉。顯然地,二程並沒有

接受孔穎達的意見,而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然而,二程之所以不接受孔穎達的意見,當然有其個人的堅持與想法。例如在《遺書》中有一段記載是如此的: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

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有擇其

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二

程集》,頁28,

有人問程顥:今日所流傳的三百首詩,既然不是特定一人所作,則無法有一主要

的法則可貫串這三百首詩歌。對於如此的懷疑,程顥是反對的。因為,程顥認為,孔子手刪三千餘篇詩歌,而成今日所見的三百首。可見,這三百首是經過孔子認可的,是有聖人之意於其中的。其中,不僅是〈雅〉、〈頌〉之正音、正樂以及頌美德行的詩歌被留下外。更重要的,孔子保留了合於教化意義的詩歌於《詩經》中。雖然這些詩歌中有次第深淺的不同,或有次序凌亂的現象,但是有一重要的法則是不變的,是足以貫串其中的,即是「教化」的意義。我們如果看〈詩序〉,可以發現教化的意義貫串全書,而《毛傳》或鄭玄的《箋》詩,也順著〈詩序〉的精神加以注、箋。關於二程與〈詩序〉及漢儒之間的相關問題,下文再加討論,此不贅述。換言之,在二程的觀點中,《詩經》中的詩歌,如果沒有經過聖人之手,則不論有幾首詩歌,都不見得會有特殊的意義或價值。當然,恐怕也就不足以稱之為「經」。因此,二程也就必然會堅持孔子刪詩之說。當然,於此也可看出二程有相當尊〈序〉的傾向,順著〈詩序〉的教化觀而加以發展其《詩經》學。

二程對於《詩經》中的詩歌,不僅認為與「教化」有密切關係外,

6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頁742。

7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云:「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