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期中-书评(邓建鹏:中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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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的取舍
——读邓建鹏《中国法制史》“中编”有感
一本只写给学生的教材
法制史教材与学术论文(著)的差异是什么?在我读过的几本法制史教材中,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有时,一本教材就是一本皇皇巨著,有时,把一本教材的每一章节单独拿出来,几乎可成一篇学术论文,直到接触了邓建鹏的《中国法制史》。

它首先追求的不是学术性,而是能让学生学明白这样一门看似枯燥的课程,即“力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兼及学术思考的深度”。

这一定位使得在阅读该书过程中,更能感受到的是写作者与阅读者(尤其是同学)之间的交流,而非著者“高高在上”的知识灌输,可以说,这是一本以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为基本出发点,而非法制史基本学术为出发点的著作。

全书始终贯彻了这一定位。

比如,在每一小节前,都有“预读文献与思考”的环节,使得读者可以带着思考进行阅读,而这些预读文献无疑又是该节提纲挈领的问题。

每章的最后又分列出“课后阅读文献”与“课后深度思考题”,这就把文章内容与个人的扩展阅读以及深度思考结合起来。

而其着眼点就是个人对法制史内容的理解,即学生们如何能够更好得“学”。

也有一些教材存在类似的思考题,但本书做得更为极致,更关注学生的角度。

比如,著者会在文章插入“想想看”的部分,不仅避免了枯燥内容所带来的阅读疲劳,更增加了阅读者的主体感受,使得个体化思考从章节的“前、中、后”部分得以贯彻。

一个更为重要的细节是,该书会对一些生僻的字或词标注出拼音读法或者具体意思。

对于一个接触法制史不多的学生而言,我想恐怕没有比这更为体贴的了。

该书作者意识到了教材的本质是打通“教与学”之间的知识障碍,进而进行更为有效的“教与学”间的知识交流与互动。

所以,该书不再追求酸冷拗口的学术语句,也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知识布道者,而是力争做风趣幽默的对话者——与学生对话。

教材本如是,只不过在知识的大旗下迷失了太久。

这样的一种写法本身可能就意味着对现有教材写作方式的“背叛”,但是,一如作者对法家的概述,或许也适合套用于此书,“著作确实充满了智慧,但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崇高的地位,主要原因恐怕是他们太忠于事实了。

在传统社会可以公开的政治说教中,虚伪比真实更有用”(P284)。

突破进而寻找法制史著作的新体系
作者不再局限于按照历史朝代的划分讲述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内容,而是以国家制定法为主体,将其界定为法制初创期、法制公开化时期、法制儒家化时期、律典成熟期、反律典化时期和律典衰落期。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法制史内容的新界定,可以视作突破原有范式的努力之一(范中信等著《中国法制史》也是这方面的尝试)。

本文重在解读的是中编的“传统法制总论”,该部分也是著者寻求新突破的尝试。

“中编重在阐述影响及支配历代法制的四大因素,主要是不变的方面,其本身虽非纯为法制,但与法制密切相关。

”著者所谓的“四大因素”是指中国传统法制中的“皇权政治”、“法家思想”、“伦理社会”以及“儒家思想”。

在以往的教材中,这四大因素更多的会被纳入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材,而非中国法制史,著者显然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不妥,“其本身虽非纯为法制”,而该书之所以将其作为三编中独立的一编加以细致描述,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对中国法律史进行制度史与思想史的人为切割研究,不足以反映传统法律的本来面貌以及内在逻辑结构。

这四大因素是贯穿中国法制史几千年的不变因素,“自秦汉至明清一以贯之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传统法制的特质。

”(P229)如果不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恐怕很难理解传统法制的特质。

第二,著者并没有大而化之的讨论这四大因素的具体内容,而是寻找其中的某些核心点,打通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界限。

比如皇权政治侧重王朝的经济管理与治吏,伦理社会侧重五服制与父家长权。

与其说该编是对“非纯为法制”的四大因素的探讨,不如说是对皇权政治、法家思想、伦理社会与儒家思想四大因素支配下的传统法制的概述。

著者尝试突破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现有学术争论进行回应。

以往的法制史教材大多基于知识的整理、描述与分析,很少关切现有学术争论。

对中国传统民事法律规范的探讨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著者在《皇权政治与经济管理法制》一节中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对民事法律规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正因为国家将自身利益贯注其中,契约所载明的私人财产交易及作为财产权利的证据才可能得到国家有限默认”(P251),而“传统法律对这种民事行为关注重点主要在于对社会秩序和蕴含其中的身份伦理的维持”。

如何在“死”去的法制史中读出“启示”?
历史学者有一个共同喜好,借古而针砭时弊,作为历史出身的著者恐怕也不例外。

著者毫不讳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上的法制得失,……把历史看得更清,……,为我们当下的制度建构及个案纠纷的解决提供历史与学术的智慧”。

一言以蔽之,“化历史之成败为历史的启示”。

(P5)
只是,该书很巧妙的在“借古”与“针砭”间取得一个平衡,通读全书(或中编),著者并没有对现有“时弊”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

而细心的读者又会发现,全书又无不流露出对当今现象的感悟。

下面的语句或许值得细细品味,他们是留给有心人的:
‚层层官僚所把持的各级衙门则只对自己的上司和皇帝负责,只要没人‘造反’、‘闹事’,没有危及官僚们乌纱帽的事件发生,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太多干预民间生活。

‛(P237)
‚民间信息难以上传,官员的任命与民意无关,负责监察的官员无从独立。

使得监察与考核职能是有权有势者间的游戏。

在这样的环境下,监控与反腐败最得力的官员,实际上自己往往就是腐败者。

‛(P269)
或许,恍惚间已很难分清何为历史,又有怎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