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思想及理论旨趣[论文关键词]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激进环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论文摘要]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对应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之一。
它强调不单单从人动身，而应该从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角度，把人一自然作为统一整体来熟悉、处置和解决生态问题。
其理论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类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屡本源，目的在于寻觅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及现代社会的合理构建。
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对应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之一。
它强调不单单从人动身，而应该从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角度，把人～自然作为统一整体来熟悉、处置和解决生态问题。
其理论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类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本源，目的在于寻觅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及现代社会的合理构建。
今天，深层生态学不仅是西方众多环境伦理学思潮中一种最令人注视的新思想，而且已成为今世西方环境运动中起先导作用的环境价值理念。
一、深层生态学的创建及其渊源“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一词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第一提出，后经奈斯、德韦尔、塞申斯、福克斯等人的不懈尽力而丰硕进展成为一种新的环境哲学。
奈斯是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深层生态学的开创人。
其思想深受斯宾诺莎和甘地的阻碍。
高作要紧有《对深层生态学态度的认同》(1985年)、《生态聪慧：深层和浅层生态学》(1985年)、《生态学、联合体与生活方式：生态知识T》(1987年)、《浅薄的生态运动与深层久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总结》(1987年)和论文《浅层与深层，长序的生态运动》(1972年)等。
除奈斯外，美国闻名诗人和散文作家格雷·史奈德(GarySnyder)通过其作品大力提倡深层生态学生活方式，他本人也因此被马克斯·奥尔史莱格誉为“深层生态学的桂冠诗人”。
新时期社会思潮特点、传播、影响及其消解研究作者：张良来源：《山东青年》2014年第08期摘要：伴随着新常态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游荡在我国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并与当前社会问题相耦合，呈现出大众化、世俗化、平民化等新特征。
东西思潮交融、社会价值多元的社会现实给青年学生带来了思想信仰混乱、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扭曲等负面影响。
对此，必须在高校师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领社会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導，继续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注重核心价值观隐性渗透功能，注重多手段推进核心价值观传播与抢占网络阵地相结合。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思潮；高校师生；引领1.新形势下社会思潮及其特点关于社会思潮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一般比较认同的说法是：社会思潮理解为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在某一时期内某一阶层和群体中影响较大、流行较广的一种理论观点和思想潮流。
[1]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晴雨表”，是判断一定时期意识形态整体状况的“风向标”，[2]由此可见，社会思潮具有阶级性与时域性，政治性与现实性，多样化与差异性，多变化与复杂性等基本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体现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代表着不同社会阶段性特征，表达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思想愿景和梦想追求。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当代社会思潮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1 社会思潮愈加多元化、多样化、多变性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多样化、多变性是当代我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特点。
社会思潮的“多元性”是指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各种多元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观念，还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残余。
万物平等生态中心主义格言是:“万物平等”。
这互联性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土壤是研究这样迷人的(和挑战)对象。
在本章我们探索土壤环境,通气和温度的二个方面，互相严密地不仅被连接，但是在其他章节谈论的许多亲密地也影响的两个土壤物产。
由于空气和水分享土壤孔隙，不惊奇什么我们得知土壤(第4章)和保留和学会关于质地、结构和多孔性在土壤,水(第5章和第6章)将有直接有关于土壤通气。
这些是也影响通气状态的某些物理参量，但是化学和生物学过程和影响土壤通气。
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生态观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和谐世界是当前国际社会致力达成的目标，也是中国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致力达成的目标。
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对内在心灵的改善，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两个重要内容。
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关涉到上世纪 2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显学——深层生态学；对内在心灵的改善和谐世界是当前国际社会致力达成的目标，也是中国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致力达成的目标。
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对内在心灵的改善，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两个重要内容。
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关涉到上世纪 2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显学——深层生态学；对内在心灵的改善，关涉到中国佛学的根本思想。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与深层生态学的产生西方文明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人类优越于自然万物，与其他生物无****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西方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早在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开始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批评，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
他看到了这种技术决定论对现代世界存在的巨大危险，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生态****学的思想先驱。
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状况的出现，“人类中心主义”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质疑，被当今西方社会看成一种有缺陷的****，必须加以深刻反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ｎｏ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取而代之。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读后解析本文以《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为依据，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起源与发展、核心理念与视角、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微观译本研究等内容，分析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趋势。
认为，生态翻译学是译届首部自成体系、功能强大之译论。
它既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又符合逻辑法则和自然机理；拥有一整套别具特色的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内容、方法、规律、定理等基本概念和理论。
同时，生态翻译学运用“三层次”研究技术路线：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和微观译本，使其不仅在宏观中体现了译学体系架构的一些要素，而且在微观层面上能够描述翻译现象，解释翻译行为。
标签：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体系；翻译本体理论一、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生态翻译学二、生态翻译学的背景、起源与发展1、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
首先，它是经济社会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
其次，生态思潮又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
2、生态翻译学的起源与其说生态翻译学的起源，倒不如说生态翻译学建基的三个前提。
一是人类认知路径一“关联序链”（这是生态翻译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依据）。
胡庚申教授曾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翻译←→语言←→文化←→社会/人类←→自然界”。
二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系统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这是构成生态翻译学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和理据）。
首先，生态学强调生态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翻译生态也是这样。
其次，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翻译生态也是如此。
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思维方式、教育背景、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沟通渠道、规范环境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和差异必然造成“翻译群体”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形成翻译生态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
中国传统家具的绿色设计研究摘要：家具不仅是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的必需品，而且是室内最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工业产品，既要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们审美的愿望。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家具设计将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有利于使用者的健康，对人体没有毒害与伤害隐患，满足使用者多种需求，而且在生产过程和回收再利用方面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绿色家具成为家具设计制造的重要方向，被认为是家具制造业和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家具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由于受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地理气候、制作技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具走着与西方家具迥异不同的道路，形成一种工艺精湛、不过分装饰、耐人寻味的东方家具体系，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特点，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家具及室内装饰的发展。
中国家具由于深受传统文化中“阴阳和谐”、“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在设计制作中崇尚自然、提倡简朴、讲究和谐，这些思想理念与绿色家具设计思想不谋而合。
基于此，本论文重点探讨中国传统家具设计制造方法，挖掘其绿色设计内涵，抛砖引玉，以期望能为绿色家具设计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
首先，通过对绿色设计、绿色家具设计要求、特征和内涵的探讨，提出了绿色家具设计的基本准则。
其次，重点探讨和分析了中国传统家具设计中的绿色设计。
结合绿色家具设计，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思想、材料的使用、功能和结构设计、人体工学等方面展开较详细的分析，并对其拓展应用做出了一定的探讨研究。
最后，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从实践上探讨和论证了传统设计方法在绿色家具设计中的可行性。
关键词：家具；绿色设计；生态设计；绿色家具设计；传统家具一.呼唤绿色设计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随着人类生态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以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方式满足人们短期需求的思想观念最终只会给人类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使人类陷入深度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
简述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特点“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生态批评这股潮流产生时间较晚，同时与西方相比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和多元的生态思想，而后者尤为突出。
生态批评发展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至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
有关学者认为，“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
”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
生态批评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的批评文论潮流，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
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
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
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
‘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
”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第３２卷第５期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ｃｔ．２０２０Ｖｏｌ．３２ Ｎｏ．５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５ １２作者简介：梁 芳（１９７５），女，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８７３（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７－０４“生态批评”的发展轨迹梁 芳（石家庄市艺术学校英语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摘 要：“生态批评”是２０世纪兴起的文学批评流派，诞生于人类面临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之时，体现了西方文论“向外转”的态势，拓宽了文学批评的探索领域。
分析生态批评的源起、发展阶段及其呈现出的专业化、国际化与全球化特点，探寻这一文学流派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生态批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发展前景中图分类号：Ｉ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风起云涌，相继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等理论。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面临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环境保护思潮在欧美兴起，“生态批评”应运而生。
“生态批评”是一支文学批评流派，诞生于人类面临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之时，体现了西方文论“向外转”的态势，拓宽了文学批评的探索领域。
一、“生态批评”的源起１９７２年，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尔在《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概念，主张探讨“文学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影响”［１］。
后来，此类术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自然文学研究”“自然历史阅读”“环境文学批评”“绿色研究”“绿色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与“生态诗学”等术语纷至沓来。
系列术语中，“生态批评”的接受面最广。
１９７８年，威廉·鲁克特尔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术语［２］。
１９８９年，在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上，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提倡关注“生态批评”［３］１３，得到时任学会主席格伦·洛夫的积极响应［３］１３８。
生态思潮与东方生态精神价值(2012-08-08 01:08:55)转载▼标签：文化分类：学术生态思潮与东方生态精神价值现代性的高歌猛进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它的副产品——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
正当现代性处于无可置疑的王者地位之时，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被思想家们发掘出来，这就是生态文化思潮。
生态文化思潮反思现代性的各类弊端，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
在现代性危机面前，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观，用以观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
在当代深生态学的视野和精神生态的视野的双重关照下，古代东方文化的精神生态价值越来越显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
独特的“三和”文明观和生态文明观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日益彰显其对未来的人文价值与生态意义。
因此，发出中国的声音并成为世界性的声音必将有助于世界整体文化的和谐发展。
一、社会现代化与精神生态化有一种说法，前现代的农耕时代是“经验的时代”，所以人们总是面向过去的事实总结今天的经验；现代的工业社会是“体验的时代”，人们用理论和经验总结并预知近期将要发生的事；后现代的后工业社会是“理论超前的时代”，人们用新的理论来展望和预言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
于是，歌德在前工业社会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终于在后现代被改写为“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之树是灰色的”。
后现代性超越了现代性而成为一种长期的预测，似乎未来世界是由观念理论引导的。
1、盲目追新的赶超话语及其弊端西方已经走向了“理论常青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生命体验的时代”，于是，升级、拓宽、突破、超越、扩展、身体感，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
今天的青年人成为了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出来又仰望着“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当下时尚态度中，将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
于是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化中，改变着东方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演变。
新世纪中国正走向“新四化”之路：工业化（世界各国工业化产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生产基地），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 数据表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共有132个城市，2009年中国已经扩展到700多个城市。
]升级化（不断抛弃旧有的存在方式升级到新的台阶），生态化（在自然科学生态化中开始注意精神的生态状态）。
“追新”成为从前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代标志，集中表现在“升级化”上：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在升级；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在升级；游戏在升级，黑客也在升级；消费主义在升级，恐怖主义也在升级；身体在时尚升级（暴走、街舞、纹身），精神却在降级（疯病、自杀率、酗酒、下半身写作）；肉体在人造升级（色发、减肥、整容），灵魂却在沉睡中降级；上学读书学费在升级，大学教学质量却在降级；留学热在升级，海归却在贬值中降级；自然科学在三流中争取全球化中的二流，而人文科学的一流却在颓败中成为三流；生活方式在多元升级，精神生态却在颓败降级……[ “精神”一词语出《庄子》。
庄子认为：“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庄子·刻意》），而远离躁动的虚静是精神完满之本：“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
然而，今天这种精神已经日渐稀薄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当前的“升级”现象，源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中明显的标志是：在全球化中城市在扩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改变，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在软化中逐渐消失。
如何使升级不成为一种外在的无根的形式，使生命不成为没有价值含金量的转瞬过渡，而是真正实现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生态平衡，我们还必须往深里思深里想。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城市不得不扩。
城市空间与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按照社会学的说法，现代化有多项指标，中国只在人均寿命达到70岁这一点上合乎要求，其中另一项——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60%以上，中国还没有达到。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50.32%，城市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49.68%，离60%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未来的社会图景必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
如今政府已着手推动自由户口迁徙，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点，如果完全实现，那么到时候任何人只要想到北京定居都完全合法和可能。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无穷的膨胀，而其他乡村逐渐萎缩的局面。
这种膨胀过程中，不仅仅可以看到建筑空间扩大升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一方面，小城市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迈进，所带来的烙印般的前现代乡村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遭遇到了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的碰撞和冲击。
由于农业社会在人类发展中必须转向工业社会，而在这转型中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消费。
加上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导致城市购买力下降，城乡恶性循环，拉不动的内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可以说候鸟性的“民工潮”不仅仅是农业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危机的表征。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大量向海外迁徙，又遭受到西方和东方文化断裂的冲击。
所以这个迁徙就变成了一个非规律性又合规律性的过程。
非规律性就是，有钱就可以迁徙，而合规律性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中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能为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中东部，从前现代到现代都市，现代城市向后现代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大多数的人向海外迁徙，做出怎样的解释呢？西部作家张贤亮有一个重要的创意，他发现黄河文明被很多人遗忘了。
于是，他开始“卖黄河”。
他说西部卖的是“荒凉”、“苍凉”，是卖一种理念。
而张贤亮卖黄河的理念是用小水晶瓶装一瓶流经甘肃、宁夏的黄河水。
他并没有出卖黄河，黄河还在奔腾不息。
但是带着这瓶水走的人，带走的是一种观念——带走了黄河作为母亲河的精神。
这就是一种“理念先行”。
观念的变化和升级的阵痛以及所造成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将在半个世纪内持续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经济发展是乐观的，昨天的郊区变成了今天的城市，今天的郊区将变成明天的城市。
根据目前发展的趋势，小城镇的城市化将进一步扩大，从古代开始，“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这一永远把农民固滞在土地上的方式，在今天随着户口制的改变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尽管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的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
在一个多世纪的落后中，醒悟了的中国民间层和精英层懂得了“赶超”话语，于是过速超速拓展和无所谓信仰的升级中，不期然地面对了两个严重现状：一是农民的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白领的虚假幸福意识。
可以说，农民离乡离土进入城市网络神经，其个体人格、尊严、价值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升级”尊重。
人们往往把他们看成是“劣等族群”，一种“非我族类”的“盲流”，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进入真正的话语层，这样形成的问题是农民群体对城市群体的阶层式的仇视。
当“向往”与“仇视”混为一体时，社会该怎样去理解他们？每年春节都使大批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回内地家园，但是春节过后，又从内地迁徙到沿海。
中国就在这种流徙当中加大了铁路、公路以及饮食业的负担。
这一离乡离土的迁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乡土社会解体、家族中心丧失、集体理性转换为个人本位主义的合法性开始。
另一个现状是，新中产阶级白领层，感到城市扩大而住房越来越缺乏“诗意栖居”意味，于是到农村郊区修别墅成风。
别墅升级得越大，自身也越空洞幽闭，出现了人的肉身安顿在巨大的建筑空间中，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的现象。
在失去意义中丧失信仰的生活使得金钱直接成为当代人的信仰，在金钱位数的升级同时不断地感到离具有超越意义的幸福越来越远。
美国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认为：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
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的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
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流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
[ 参见(美) 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当代各阶层人士，相当一部分人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否幸福，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居无所在的人有失去家园的不幸，深居大屋也有失去生活感觉的不幸。
那么，幸福生活怎样才可能？是不是在“升级”想象中房子越大钱越多就一定越幸福？这种幸福的匮乏状态，抵达了一个重大问题——“消费主义”。
[ 参见(法) 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消费主义生成了一种据为己有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
然而，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欺骗性。
人们过去重幸福，现在谈自由。
似乎如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
只要有钱就可以选择任何属于自己购买力和升级力的物品，而使自己的生活同样升级；似乎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就完全解决了自由。
事实并非如此。
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在关于福利和幸福的承诺中，设置着习焉不察的虚假命题。
消费主义的欺骗在于：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
其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
这样，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它藐视了“自我实现原则”。
作为人而言的自我实现，并非物质就可以满足的。
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的层次，而精神满足、身份满足和价值实现的满足更为不易。
当代不少人的精神疯狂不是根源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的空洞化和价值基因的稀释化。
不妨说，在“升级”中价值本体论正悄悄发生着变化。
人的本体论加速了转型的进程：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金、木、水、土、火构成宇宙的元素），到神性本体论（上帝、神），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到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人类确实经历了五个本体论转换。
[ 参见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转换到欲望本体论以后，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走向历史的前台，人类将越来越获得肉身的解放。
这意味着，欲望的解放和肉身的满足，正在成为精神溃败以后的当下显在话语。
今天，这样的当下呈现在眼前：当代科技、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流方式、身体权利、生死问题、虚拟空间和普世伦理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和出位，人们不再说文革时的“官话”和“套话”，但在经济动力下说“黑话”、“糙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