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资产之谜

中国能保持竞争力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

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舒适和满足，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而且由于一国的资源禀赋通常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产率的提升，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

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的农民，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劳作，而是进入生产高质量服装的工厂，他的生产率就会大大提升。

因为他不再使用传统的、低效的工具，而是在一种高效的工厂机制中，操作新机器，与许多其他工人共事，工厂的产品最终在有需求的市场上出售。

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只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

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

大体上说，这些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

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或日本，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 的提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繁荣的，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机器。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现在其随附的数据表已经达到500多页。

对于考察各国国民财富的排名情况，以及理解繁荣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一种细致的、成功的努力。

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

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低于新西兰和文莱，高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

在这十年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而法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排名显著下降。

但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其实是从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现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中国国家繁荣提升的速度将会放慢？GCI结果的计算，是基于三个主要的度量标准：（1）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基础性设施、医疗和初等教育）；（2）能提升效率的因素（例如市场的有效化、更高水平的教育、金融市场的完善、科技条件的完备）；（3）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因素（例如新专利的数目、科学家储备）。

前两个度量标准，基本上对应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例如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银行贷款提供更多营运资金。

而第三个度量标准，即创新和科技的改善，则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GCI排名最高的20个国家（以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和荷兰为首），在第三项度量标准（创新和企业经营成熟度）上都有很高的得分。

这些国家都在创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的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达到傲视群雄的高度，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

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中国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

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前进的。

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

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国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达到第29位，是因为它第一项标准的得分不错，第二项的得分则非常高。

在一些衡量标准，例如飞机座位数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上，中国的表现很好。

但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而且在一些指标上的得分很差，例如企业承担的总体税率、贸易壁垒、创办企业的难度、进口渗透等方面。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范比较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束缚了中小企业，让它们难以获得经营资金。

不过，为了让中国的竞争力继续提升，最最需要中国实现巨大改变的方面，还是在科技的完善度、企业经营的精细度和创新方面。

低水平的竞争优势，本地供应商、生产流程、市场营销和管理的低质量，都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

中国在创新潜力方面的得分很高，但在科学研究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储备等方面，表现得要差得多。

2012年GCI报告所传递的讯息是，如果中国希望自身的繁荣程度继续提升，它就必须继续对外开放，并改革国内经济。

它不能原地踏步。

2012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该报告指出了中国要继续改善自身境况所需走的道路。

这个道路并不好走，但至少它是清晰的，它包括：（1）实施基于市场的改革来增强经济活力；（2）加速创新；（3）走向“绿色经济”；（4）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社会保障；（5）增强税基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6）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对外开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公布时，在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引起了中国一些主宰性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满。

中国最有才能的学生中，有太多把自己毕业之后的雄心寄托在进入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上。

中国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学生送进中央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但更多的中国好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业里，需要让他们看到令人激动的、有价值的职业前景，以及不俗的经济回报。

中国必须改善创业企业和小企业的成长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们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利息合理的贷款，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企业所有权、品牌所有权的法律环境。

要实现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

“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所设定的一系列方向，需要执行的决心和毅力。

如果不执行，中国就必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

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为考察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提供了一个年度的切入点，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不过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到2022年的时候，中国的GCI排名会比2012年高吗？还是会降低？中国自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居民资产之谜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近期媒体再度热议中国居民净资产总值到底为几何的话题。

6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以下称《调查》），曾称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净总资产值高达69.1万亿美元（447万元人民币），高出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净总资产值（57.1万亿美元）21%之多；同时称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户均净资产为247万元。

《调查》在媒体中一时引起轰动。

近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姚树洁教授也对西南财大《调查》的结论提出强烈质疑，批评言辞激烈，认为《调查》的完成和分析存在诸多不严谨之处，并同样指出《调查》自身数据之间存在很多不自洽之处，更加引起媒体对中国居民资产到底是多少的重新关注。

笔者近期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精选版）自身的几个关键数据，结合其他权威数据，发现《调查》所得的结论很可能高估了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总资产净值的实际值2倍之多，城市居民家庭的户均资产净值更被高估4倍之多。

有关详细推论参见笔者近日所写“合理估算中国居民资产”一文（以下称《合理》）。

对中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更合理估算笔者在《合理》一文中指出，如果认为《调查》的家庭金融资产数据基本可信，但用更科学的统计口径——撇除城乡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220万亿元，再按照国家统计局、住建部和人民银行对住房存量、住房交易价格和房贷的权威数据，把城乡住房资产总净值从《调查》所称的198万亿元调整到更加靠谱的120万亿元，那么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一个合理的估计就不应该是《调查》所称的447万亿元人民币，而应该是149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3万亿美元，是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40%，与2011年中美GDP 的1:2比例基本相当。

同时，笔者在《合理》一文中指出，从户均角度看，2011年全国4亿家庭户均资产净值约为37万元，其中1.5亿户城市户籍居民家庭户均资产净值58万元（金融净资产11万元，住房净资产47万元），2.4亿户农村户籍居民家庭户均资产净值23万元（金融净资产3万元，住房净资产20万元）。

争论焦点一：城市居民含不含城市非户籍人口一般认为，中国当前城市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流动人口，主要是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家庭。

总数高达近两亿人，涉及6000多万家庭。

这部分人口算在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了解中国居民家庭资产情况分布和估算家庭资产总量，有着关键性意义。

但西南财大《调查》（精选版）自始至终没有说明其调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城市常住居民。

报告精选版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户籍二字。

可报告一开始与国家统计局2011年全国城乡人口统计数字进行对比时候，国家统计局所定义的城市人口可是常住人口，报告为此给人印象他们调查的城市居民是城市常住人口。

但后来一系列对城市家庭的数字都难以想象是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

根据笔者拟合，如果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净资产为247万，农村家庭为32万，按2011年2.3亿城市常住家庭和1.6亿农村家庭，中国2011年居民家庭总资产应为619亿元（城市为568万亿，农村为51万亿），折合96万亿美元。

大大超出甘梨所称的69万亿美元所以报告所指城市家庭应该仅限城市户籍，但报告中农民工家庭是算在哪里没有给以解释。

但如果按2011年1.5亿城市户籍家庭和2.4亿农业户籍家庭，可算出中国2011年居民家庭总资产为447亿（城市为370万亿，农村为77亿），折合69万亿美元。

这样，报告的数字看起来还能自洽。

争论焦点二：私有生产性资产该不该算入居民家庭资产《调查》称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净资产平均为11万、农村家庭金融净资产平均为3万，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末全国城乡居民总储蓄余额为34.4万亿还能基本吻合上。

但城市家庭除了“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居然有146万之多。

高的不可思议。

查阅《调查》原文：“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

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

”——原来是把私人企业的生产性经营资产都算入家庭资产了。

所以，《调查》中连农村家庭的“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也平均有12万了。

但这相当于把餐饮大亨的餐馆连锁、煤老板的矿井、饲料大王的工厂都给算进来了。

而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亿万富翁在调查中被抽样到，其资产净值与平头百姓一平均起来，当然平均数会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