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全球的经济引擎。

这种非凡的增长背后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中国能够持续地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并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规模大大增加了生产力和经济产出。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释放出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这种人口红利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政策，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外贸和对外投资的增加，大大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

国内市场的扩大和自由化改革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方面加大了力度，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近年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进展。

科技创新的推动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城镇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不断推进城镇化，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

城镇化进程不仅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升级和转型。

第五，开放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扩大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间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往来。

这种开放型经济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推动了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包括人口红利、改革开放政策、科技创新、城镇化进程以及开放型经济。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再加速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再加速，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它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中，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增加了消费需求，刺激了投资和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其次，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此外，城镇化还能够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然而，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城镇规划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部分城镇产业发展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导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同时，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也面临较大压力，一些城镇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

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再加速，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强规划引领是关键。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充分考虑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人口规模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现多规合一。

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权威性，避免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同时，要加强规划的执行和监督，确保规划落到实处。

提升城镇产业支撑能力至关重要。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城镇的经济实力和就业吸纳能力。

加强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通过产业发展，吸引人口向城镇聚集，实现产城融合。

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重要保障。

加大对交通、能源、供水、排水、供热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

加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居民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

2021中国十大超级城市排行榜42021中国一线城市排名2021中国城市百强榜2021中国出美女城市排行榜2021中国十大幸福城市名单2021中国宜居城市排名阅读提示：中国三大城市正在展开“新加坡争夺战” ，这三个中国西部城市分别为，四川、重庆和陕西。

而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建设10个千万人口级大都市。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日前与会面，谈及设立第三个国家级合作项目的议题。

有媒体认为，中国三大城市正在展开“新加坡争夺战” ，这三个中国西部城市分别为，四川、重庆和陕西。

中新两国此前的国家级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影响巨大，改变了区域格局和发展模式，前者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智谷趋势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多个西部省份与新加坡互动频繁。

在西部地区，四川、重庆和陕西的综合实力最强，成都、重庆和西安也是公认的西部地区三大中心城市。

这三个省份都有意争取第三个中新合作园区落地。

苏州工业园区给中国带来了招商引资模式，天津生态城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尝试，第三个中新国家级合作项目的主题是什么，外界还要拭目以待。

随着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系十数亿中国民众福祉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蓄势待发。

韩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进行户籍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同时各种因为户口而带来的差别化待遇问题也将得到缓解。

韩国媒体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将废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但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似乎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有韩国专家就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想圆满推进城市化进程并实现可持续健康增长，首先要从各种“城市病”的解决开始做起.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拥堵、城市住宅价格虚高、大气污染、水资源不足等很有可能制约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中国应该在做好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确立增加新能源使用、强化大众交通建设等方案和政策。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撰文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制度上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自然发展，其中首要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其本质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机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正逐步迈入新型城镇化的时代。

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更强调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这一新的发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首先，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人口的增加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这些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

同时，人口红利还将刺激消费市场的扩大，带动内需的增加，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供有利条件。

其次，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与创业的新机遇。

城市作为创新的源泉和创业的平台，为各种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促进人才和创新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

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为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三，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遇。

城镇化进程中，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交通、水电、通信等方面的建设都将得到迅速推进。

这不仅将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将提升城市的运营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投资和就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四，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农村改革的新机遇。

城镇化进程将农村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促使农村经济转型升级。

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民工就业转移等措施，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环境，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还可以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激发农民的发展活力，提升农村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保护的新机遇。

在新型城镇化的理念下，绿色发展成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通过建设生态城市、推进低碳经济等措施，可以减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被重视，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扩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

如果培育得当，城镇化非常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看，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同步推进城镇化。

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发展到目前的6.9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史无前例，世所罕见，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方面，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

专家分析，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以及个人消费增长，这个潜力非常可观。

另一方面，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条件。

进一步分析，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才稳定下来。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刚刚迈过50%的大关，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近20年后才能达到70%。

因此，即便在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城镇化仍然能够较长久地有效支撑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张㊀杨,庄道元(淮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㊀要]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中26个城市2003 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PD-GMM面板数据模型㊂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率与城市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产出水平呈现出先升后降的 倒U型 趋势,但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尚未达到最优城镇化水平,因此城镇化进程脚步不能停下;产业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第二产业仍然是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而言,财政支出㊁消费水平㊁基础设施也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㊂[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121.3;F299.21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2095-7602(2022)07-0040-07城市群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㊂ 十一五 规划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城市群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1]㊂‘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显示,城市群内人口占比已经超过75%,城市群创造了全国GDP的80%㊂改革开放40余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城镇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化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㊂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较受关注的 领头羊 ,推动新常态下长三角地区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㊁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2]㊂因此,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对地区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㊂城市经济增长带动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城镇化水平提高也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㊂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7.82%增长到2019年的60.6%㊂城市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㊂在城镇化进程早期,产业结构大多由农业向工业进行转变,工业发展带来的集聚效应能促进转变,因此早期工业化对城镇化发挥了较强的带头作用;中期工业化中,除了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增大[3]㊂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提升的同时,城市工业与服务业也在发生变化㊂普遍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渐上升,制造业的比重则会逐渐下降㊂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得到了一定的增加,但城市是工业集聚的主体,工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㊂因此,我国经济能否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协同发展水平的高低㊂本文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中26个城市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㊂一㊁文献综述(一)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研究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㊂根据现有文献,在城镇化水平[收稿日期]2021-11-01[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项目(SK2018ZD029);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Z2019D004)㊂[作者简介]张杨,女,硕士研究生,从事城镇化研究;庄道元,男,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乡村振兴㊁城镇化研究㊂㊃04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大致有三种观点㊂有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对经济增长起正面影响㊂Bertineli和Black发现城镇化是增长的引擎,能鼓励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不应减少一个经济体的城市人口[4]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两者协调发展会使城镇化发展加快,两者不能协调发展则会减慢城镇化发展[5]㊂孙叶飞等通过主成分法和莫兰指数发现新型城镇化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6]㊂周慧等研究省级面板数据,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7]㊂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关系㊂Bloom发现目前还不能证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关系[8]㊂黄婷对19个战后经济恢复较快的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关系很弱,难以相互解释[9]㊂Poelhekke发现,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的城镇化速度很快,但经济增长很慢[10]㊂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两者呈非线性关系㊂Henderson的研究表明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这种关系随着期望的专注水平的变化呈倒U型[11]㊂柯善咨和赵曜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城市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先增加再减小,目前我国大部门城市还未达到最优规律[12]㊂曾永明等用计量模型估计出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13]㊂王垚等以最优规模理论为依据,估算城市人口数量与人均产出水平存在的关系: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人均产出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14]㊂(二)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很多国内外学者证明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提升作用㊂干春晖等构建经济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较明显的持续推动作用[15]㊂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升级使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服务业的潜力逐步发挥出来,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16]㊂韩永辉等研究发现各省份自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自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双重正向效应[17]㊂部分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㊂李小平等认为生产要素跨部门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小,也就是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18]㊂李子联对1990 2012年劳动者报酬份额与第二产业占比数据的研究表明,第二产业占比增加会带来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减少㊂Marcel对亚洲四个国家的制造业总生产率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并不支持结构红利假说[19]㊂Fagerberg的研究结果表明就产业结构平均变化来说,不利于生产率增加[20]㊂Parteka发现欧盟的10个国家每个小时工作增加值仅在较低程度上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21],所以需要对产业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㊂(三)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在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㊂有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有积极作用㊂田逸飘等用迪氏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不同时期城镇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2]㊂黄亚捷发现城镇化的提高对我国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从短期看,中㊁西部相对于东部提高显著;而从长期来看,提高效果都很明显[23]㊂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城市基础设施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善会要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24]㊂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㊂吴穹等构建空间滞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新型城镇化有正向促进作用[25]㊂于骥验证东中西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认为东部受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中部受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共同影响,西部受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26]㊂已有研究中大多研究国家层面的静态数据,而没有考虑到各城市间动态的相互联系㊂大多文献局限于考虑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把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其交互关系㊂因此,城市群如何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需要用动态㊁开阔的角度进行研究㊂城镇化水平存在适度城镇化率,在没有达到适度城镇化率时,城镇化率增加时城市总产出也会增加;而达到适度城镇化率后,城镇化率的提高会使城市总产出减少,城市人均产出呈现倒U型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还处于以工业为主的阶段,第二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仍然起重要作用㊂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城市规模不能一直扩大,城市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从规模经济转为规模不经济,这是由于在城市规模继续扩大时,成本也在增加㊂城市规模经济时,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每单位产出所增加的成本会下降;㊃14㊃而超过城市规模经济点后,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增加,每单位产出对应的成本会急剧上升㊂人口和经济集聚在城市中,从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得付出一定的成本㊂如果集聚利益大于成本,集聚就会继续,直至两者相等,此时就是城市集聚的适度规模㊂从城市经济角度看,城市规模的经济成本表现为门槛成本和外部性成本㊂城市门槛成本指某些公共服务事业需要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人口规模,这是由于城市基础建设大多是一次性巨额投资,偿还这些成本需要较长的时期㊂城市外部性成本是指一些企业或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其他企业或家庭的生产造成负面影响,为克服这些负面影响所需承担的费用或福利损失,人口和经济的集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得付出一定的成本㊂如果集聚利益大于成本,集聚就会继续直至两者相等,此时就是城市集聚的适度规模㊂城市规模是否能产生规模经济,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和城市土地资本等要素的集合力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㊂图1中,把城市看作一个集聚的单位㊂可以看出, S 形曲线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总产出曲线㊂在第一阶段,产出曲线的特征为:城市人均产出始终是上升的,且达到最大值;城市边际投入产出曲线上升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且城市边际投入产出始终大于城市人均产出;城市总产出始终是增加的㊂这说明:在这一阶段,只要增加城市投入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增加城市总产出,因此可以继续增加城市投入到第二阶段㊂在第三阶段,产出曲线的特征为:城市人均产出继续下降,城市边际投入产出降为负值,城市总产出也呈现下降趋势㊂但在这个阶段中城市总产出依然大于城市总投入,说明在这一阶段城市总收益仍然为正,城市总规模可以增加到P 5㊂其中,P 0点为城市发展起点㊂P 1点是城市边际效益最高点,即城市化发展的拐点规模,从这一点开始,城市进入适度规模发展期㊂虽然这时的城市边际收益由递增变为递减,但城市总产出增长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因而城市规模将继续发展㊂P 2点是城市人均效益最高规模,这时城市企业的平均效益或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最大㊂在此点之左,人口规模随着城市呈上升趋势的总产出增长率而上升;在此点之右,虽然总产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但绝对额仍然增加,因而人口规模仍然增加㊂可见,此点无论城市总产出还是人均产出,效益都很大,所以是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适度规模㊂P 3点是城市最大总产出规模,此点城市总产出规模最图1㊀城市规模的成本与收益高,边际产出为零㊂超过这一点,城市总产出绝对数量下降,边际产出为负数,因而应当是城市人口的控制规模㊂但是由于这时的城市总效益仍然为正数,城市规模仍然可以在控制中相应少量扩大㊂P 4点是城市最大总产出规模,此点城市总产出规模最高,边际产出为零,超过这一点,城市总产出绝对数量下降,边际产出为负数,因而应当是城市人口的控制规模㊂但是由于这时的城市总效益仍然为正数,城市规模仍然可以在控制中相应少量扩大㊂假设1:长三角城市群产出水平与城镇化率呈倒U 型曲线关系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在未达到适度城市规模时,总产出是增加的;而超过适度城镇化率后,总产出开始呈现下降趋势㊂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㊂长三角城市群正积极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由第一产业为主导逐步向第二㊁三产业占主导调整,城市聚集的更多是非农产业㊂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同时,城市中第二㊁三产业的比重也在发生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㊂近几年服务业比重得到了提升,但目前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还处于以工业为主的阶段㊂假设2: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同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㊂㊃24㊃三㊁指标选取和检验(一)计量模型设定根据前文的逻辑分析设定我国城市产出模型㊂城市产出水平和城镇化率两者呈非线性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提升作用;财政支出对城市产出水平有促进作用;上一期经济发展㊁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等也对城市经济增长起作用㊂因此,本文构建PD-GMM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㊂ln G it=c+β1ln G it-1+β2U it+β3U2it+β4I it+β5ln F it+β6ln C it+β7R it+εiti=1,2, ,26;t=1,2, ,17.(二)指标的选定与检验1.指标选定本文论述的长三角地区范围采用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划定的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㊁无锡㊁常州㊁苏州㊁南通㊁盐城㊁扬州㊁镇江㊁泰州,浙江省的杭州㊁宁波㊁嘉兴㊁湖州㊁绍兴㊁金华㊁舟山㊁台州,安徽省的合肥㊁芜湖㊁马鞍山㊁铜陵㊁安庆㊁滁州㊁池州㊁宣城等,共26市㊂数据取自2004 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㊂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增长水平(ln G),采用26个城市人均GDP取对数㊂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本文选取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镇化率[3];产业结构(I),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27]㊂控制变量:财政支出(ln F),城市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取对数;消费水平(ln C),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取对数;基础设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R)㊂2.数据检验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要在实验之前进行单位根检验㊂本文采用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LLC 检验(Levin-Lin-Chu),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PP检验(Phillips-Perron)㊂检验选取的这些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6],检验结果见表1㊂表1㊀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LC检验ADF检验PP检验平稳性ln G0.00000.02760.0005是U0.39070.91590.5596否ΔU0.00000.00000.0000是I0.00000.00000.0000是ln F0.00000.00000.0000是ln C0.00000.00000.0000是R0.00000.00000.0000是由表1可知,城市增长水平ln G㊁产业结构I㊁财政支出ln F㊁消费水平ln C㊁城市人均道路R均不存在单位根,城镇化率U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因此可以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分析㊂四㊁模型结果及分析(一)实证结果本文基于26个城市2003 2019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㊂Sargan可以检验零假设的过度识别㊂通过表2可知,P值为0.520296,即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零假设㊂AR(1)和AR(2)的P值分别为0.0708和0.9967,说明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模型的识别也是有效的[28]㊂㊃34㊃表2㊀城市经济增长效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变量被解释变量ln Gln G t-10.150433∗∗∗[4.759965]ΔU 2.619472∗∗∗[5.365674]ΔU2-2.044270∗∗∗[-4.941069]I0.228779∗∗∗[5.384047]ln F0.152952∗∗∗[4.668622]ln C0.508138∗∗∗[7.392247]R0.011798∗∗∗[7.866353]Sargan检验0.520296[18.03208]AR(1)0.0708AR(2)0.9967观测数26注:ln(G t-1)为G的一阶滞后取对数;∗,∗∗,∗∗∗分别表示通过10%㊁5%㊁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Sargan检验一栏中列出的为过度识别的检验值;AR(1)㊁AR(2)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的Sargan检验报告了相应的统计值和P值㊂(二)城镇化调整方向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镇化率的系数,从表2可知β2=2.61947,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城镇化率与城市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㊂估计结果还显示,城镇化率的平方的系数β3=-2.04427,城镇化率的平方对城市产出的影响为负㊂城镇化率与城市产出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倒U型关系,至此假设1得以证明㊂由∂(ln G)/∂U=β2+2β3U=0可以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适度城镇化率[3]㊂由于β2=2.61947㊁β3= -2.04427,可以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适度城镇化率为64.07%㊂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平均城镇化率为46.14%,与计算出的适度城镇化率还存在一定差距㊂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发展还在继续,需要进一步加强㊂(三)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表2中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0.228779,说明第二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至此假设2得以证明㊂目前长三角城市群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应积极推动工业发展,促使城市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产出效率㊂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目前比重相对较少,若强行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会适得其反㊂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表现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减,还表现为产出效率较低部门向产出效率较高部门的转移,提升工业中现代部门的比重㊂国内外实践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可以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又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二者相互促进㊁协同发展㊂㊃44㊃(四)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表2中财政支出的系数β5为0.152952㊂可以看出,城市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㊂随着城市人口规模不断增加,配套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也在增加,使得财政支出增加㊂财政支出发挥了杠杆原理,可以提升城市增长效率,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对更新改造的投资加大,使得交通运输成本降低㊂投资需求增强了对经济增长的循环积累作用,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29]㊂其他控制变量(消费水平㊁城市人均道路等)也对城市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验证了财政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㊂此外,上期经济增长对本期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影响㊂五㊁主要结论城市群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㊂对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进程进行科学评估,有助于协调和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㊂本文构建了城市适度规模理论分析,利用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3 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城镇化水平㊁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㊂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现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率与城市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城镇化率的平方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为负可以证明,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目前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平均城镇化率还未达到适度城镇化率,需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㊂(2)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小,工业发展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应注重产出效率的提升,提升现代工业部门的比重㊂(3)财政支出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㊁教育医疗投入㊁科研投入等发挥了杠杆作用,增加了就业,促进了经济增长㊂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继续推进城镇化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在潜力㊂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经历结构性减速,为推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应当合理,对基础设施建设㊁城镇居民养老㊁教育和医疗等进行完善,增强居民幸福感㊂中心城市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㊂第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结构性减速 中等收入陷阱 等问题显现㊂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尤为重要㊂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工业仍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创新企业制定合理优惠政策,帮助其快速发展;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㊂中心城市应进一步壮大服务业的比重,其他城市应主动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实现共同发展㊂第三,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引导性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政府财政支出应引导资本投向公共设施供给㊁城市科研创新,并引导资源要素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逐步实现城市间交通和能源等基础建设互联,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区域一体发展,发挥城市集聚效应㊂[参考文献][1]万陆.工业化㊁全球化与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的演化与发展[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4):17-28.[2]郭湖斌,邓智团.新常态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9(4):22-30.[3]高铁梅,崔广亮,刘硕.适度城镇化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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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 and urban outpu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t this stage,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size and urbanization rate,the urban output level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trend of rising and then falling.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bl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conomic growth,and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s still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furthermore,fiscal expenditure,con-sumption level and infrastructure also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ities.Key words: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㊃64㊃。

谈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至今还能原文复述中国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过的一段话：“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

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

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

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

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各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被中国超越。

为了带动经济复苏，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也让投资、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指出：“这些钱投到正常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去了，变成了房地产、资产和全球大宗商品的泡沫。

这些泡沫导致国内非理性的繁荣，并大量进口，而进口欧美国家的商品则带动了发达国家的复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过去的5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全球经济震荡加剧，各个国家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当此之时，中国是否还执着于发展速度？“保八”是否是中国的“速度底线”？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7.7%的GDP 增速低于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美洲前接受拉美国家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说，我们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