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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的司法瑕疵与对策
作者：柴小雪， 刘向东
作者单位：柴小雪(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刘向东(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对外联络办公室)刊名：
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
英文刊名：INNOVATION ORIENTED SOCIAL MANAGEMET THEORY
年，卷(期)：2014(1)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9b15036122.html,/Periodical_jcfy-cxshglllzk201401025.aspx
近年来全国已发现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已发现冤假错案42件。具体如下： 第一名：河南九件： 河南郝金安“抢劫杀人”被判死缓10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南张从明“抢劫杀人”入狱近6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南胥敬祥“抢劫、盗窃”蒙冤13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南王俊超“奸淫幼女”入狱6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被判死缓,九年后真凶落网获释。 河南秦艳红因“奸杀少妇”被羁押4年后被无罪释放。 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被判死缓、入狱多年后因被害人生还而无罪释放。 河南张振风强奸案，因公安刑讯逼供、隐匿证据导致张等五人一审被判死缓，现因真凶出现被无罪释放。 河南李怀亮“死刑保证书案”关押12年被宣判无罪。 第二名：河北七件 河北徐计彬“强奸”蒙冤15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北宋保民“强奸女青年”冤死狱中7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北徐东辰“奸杀少妇”蒙冤8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北刘前“强奸未遂”含冤9年后被宣告无罪。 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遭受酷刑含冤2年后被无罪释放。 河北孟存明因“强奸女老师”蒙冤10年后被宣判无罪。 河北聂树斌“故意杀人”被执行死刑后十余年,真凶落网,但聂至今未雪。 第3名：云南4件 云南孙万刚因“奸杀分尸”被判死缓8年后被宣判无罪。
云南陈金昌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2年后因真凶落网获释。 云南杜培武“故意杀人”含冤2年真凶落网后被无罪释放。 云南王树红因“奸杀卖淫女”惨遭电刑被打残蒙冤299天后被无罪释放。并列第四名：江西、湖南各3件， 江西涂景新因“贪污”被判死缓蒙冤7年被宣告无罪。 江西叶烈炎涉嫌“爆炸罪”被羁押941天后被无罪释放。 江西费琴被控“杀夫”2年后被宣判无罪。 湖南滕兴善“故意杀人”被执行死刑,十余年后,被杀之人露面。 湖南杨明银“故意杀人”入狱10年后被宣判无罪。 湖南姜自然“故意杀人”被关押6年后被宣告无罪。 并列第六名：湖北、吉林、黑龙江、广西各2件 湖北佘祥林“杀妻”被判死缓,入狱11年后,妻子现身无罪释放。 湖北黄爱斌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羁押4年后获释。 吉林孙邵华“杀死3人后点火焚尸”服刑11年后无罪释放。 吉林王海军被控“杀妻”蒙冤19年后被宣判无罪。 黑龙江史延生因“抢劫杀人”一家7口蒙冤5年后被宣判无罪。 黑龙江杨云忠“故意杀人”蒙冤7年被宣判无罪。 广西王子发因“故意杀人”被判死缓含冤九年，真凶自首后3年获释。广西覃俊虎、兰永奎因“抢劫杀人”被羁押4年后被无罪释放。 并列第10名：山东、甘肃、重庆、陕西、四川、福建、海南各1件 山东陈世江“故意杀人”蒙冤8年后被宣告无罪。 甘肃李天荣因“诈骗”被打掉4颗牙蒙冤757天后被无罪释放。 重庆童立民因“奸杀小保姆后碎尸”被判死缓4年后被无罪释放。
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渐呈上身趋势，先后曝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冤假错案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就其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过对制度的探讨来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冤假错案的防范给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冤假错案；诉讼内机制；印证证明 近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究其发生，总归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诉讼领域内的问题。 首先，司法人员观念滞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思想长期存在。在没有干预，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以疑罪从有、从轻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于担忧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罪犯，受到社会公众质疑，受到领导批评，法官即使认为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是习惯于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其次，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办案机制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结合众多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大多数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着密切关系，若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则后续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纠正这些违法侦查手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来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和执行的监督职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的发生，人民检察院本应发挥法律监督者的作用，对此及时纠正，扼杀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同时，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审判职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来保障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实现，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
最高检昨日下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规定，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程序。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类过错要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 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中国十大冤假错案受害人曝光： 1】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今年10月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相关人士称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对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许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念斌投毒案”，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3】佘祥林杀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
领导干预造成冤假错案追刑责 《规定》明确司法人员要全程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令这些违法干预有据可查。同时，建立每个季度的报送制度，使通报成为常态。而那些违法干预司法的领导干部，将会受到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京华时报记者杨凤临新华社 □举措 1记录 司法人员需全程记录 《规定》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同时，为了防止司法人员不如实记录，《规定》指出，如果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情形的，将被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还会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此外，为了给司法人员的记录行为提供保障，《规定》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 >>解读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凡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不管什么形式，都应当如实记录，随案入卷。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是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选择性记录，二是在案件出现问题时，可以倒查责任。 蒋惠岭说，为了保证司法人员能够如实记录每一次受到的干预，规定作出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设计，也对司法人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首先是保护如实记录的司法人员，第二是严肃处理不如实记录的人员，从而增强司法队伍本身的法治意识。 2通报 干预司法会影响仕途
《规定》指出，司法机关应每季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进行汇总分析，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还可以向社会公开。此外，党委政法委在研究相关情况后，还要报告当地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 此外，干预司法将成为政绩考核项目，会被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依据。 >>解读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的用意就在于方便这些部门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考察。 蒋惠岭认为，干扰司法行为将对官员的“仕途”造成影响，必将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行为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用一句话说，干扰司法不仅影响升迁，连“官帽子”都可能不保。 3追责 明确两种情形要追责 关于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规定》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办案处理，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将给予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造成冤假错案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领导干部对于如实记录的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解读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局负责人表示，责任追究是对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领导干部的一种惩处，这也是告诉广大领导干部不要要求司法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职责处理案件，做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领导干部都是怎样插手办案的？ □追问 递条子、打电话最为常见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
反思赵作海案：有多少错可以重来 这不禁让人想到5年前的佘祥林一案，这位湖北京山县的农民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发妻。1994年和1995年，佘祥林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又因证据不足“幸运”地逃过鬼门关。证据不足，依法应按“疑罪从无”被宣告无罪，然而京山法院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刑15年。过了15年，出走的佘妻回到京山，一起冤狱就这样因“被害人”奇迹般地“复活”而告洗白。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河南赵作海案都堪称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点：都是因为“被害人”神奇“复活”而使冤案大白天下，都是在已经服刑10多年后被宣告无罪。作为又一起让法治蒙羞的惊人错案，被续写上了司法错案史。 就是论事，赵作海案拷问的是良知与职业精神，赵案一出，有人有意将其归咎于当时的司法环境或制度，但据官方称，当年案子可谓疑点重重:从公安机关来看，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更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警方先后做了4次DNA测试都未确定死者身份，而最终却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确定死者身高为1.70米，但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固然存在当年法律上的漏洞，体制上的弊端，但赵作海案中存在如此明显的证据漏洞，发现这个漏洞，其实只需要办案人员敢于坚持疑问，冤案是可以避免的。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说过这么一句话：“哪个环节，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有错，有一个环节把握住了，就不会出现错案。”遗憾的是，正因为相关部门一错再错，最终酿成了这起十分罕见的冤案。公、检、法三足鼎立、相互制衡，本是为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而当公、检、法同时出错时，法制不完善的理由，便不能成为个体灵魂，拒绝反省良知和职业精神是否缺失的挡箭牌了。 如果说赵作海案尚有许多焦点问题需要调查，而公众认为唯一不需调查的就是刑讯逼供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杀人细节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据悉，赵作海被抓之后，“先关了44天，也打了44天”从被铐在凳子上拳打脚踢，到用枪管击头，喝催眠药水在头顶放鞭炮，他的前妻、绯闻相好也遭到当地警方长期殴打。“打到最后，赵作海称，他们要我说啥我就说啥”，所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这不得不说是司法的耻辱，无辜的赵作海被屈打成招，是对法治社会的极大嘲讽；一个公民被权力驯服得如此认命、听话，则是对人性尊严的极大嘲讽。 当法院宣告这是一起冤案，他无罪释放时，他忍不住当庭向法官鞠躬致谢；当地方官员来到他家向其认错和致歉时，他连连鞠躬，并一再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当判其入狱的法院的领导带着现金深深地向赵作海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时，赵作海立刻站起来，也向这位领导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他说那么大的官向他鞠躬，他不是不懂事的人，也一定要回一个。我不知道赵作海的这种驯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还是为了自我保护而装出的一种姿态。我总觉得，一个被冤者心中是不可能没有怨愤的，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是不可能那么心平气和低声下气的。赵作海在官员面前的驯服，表现了中国最底层那些百姓的
刑诉论述：结合今年来发生的一些典型冤假错案，谈谈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及其防范机制 一、结合案例分析冤假错案形成原因 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一女子被掐死在公厕内，报案者呼格吉勒图在案发62天后被枪决的案件（“4·09案”，又称呼格案）。05年，嫌疑犯赵志红落网，自称是呼格案的凶手。由此，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漫漫9年申诉路。14年11月20日，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再审不进行公开审理。这仅仅是众多冤案中的一起，同时影响比较大的还包括，佘祥林杀妻案、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赵作海杀人案等等。 （一）主要思想理论原因 首先可以发现这些冤假错案在定案之时，并非个个铁证如山，无一例外都存在种种疑点，而最终却造成悲的核心就在于在于疑罪从无的思想没有植入我们司法审判的传统； 其次，事实的认定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完善，也使得我们的侦查机关无法客观公正的还原事实，法官无法正确认定事实； 最后，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少不了案外因素的干预，也即不能独立的司法。考量领导命令，考虑社会影响力，考虑被害人家属情绪等的案外因素都与冤假错案的产生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二）具体实践原因 1、案内原因 案内原因根据案件成立直至判决的产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原因，（1）立案侦查阶段关于证据事实材料收集不完善、不真实的因素；（2）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关于监督不利，承担公诉职能，却不具有担责意识的因素；（3）在审判阶段，重法律审理轻事实证据认定，证据制度和证明标准不完善的因素。 2、案外原因 案外因素包括：（1）在党政机关的干预下案件的办理变得追求效率而丢弃质量。 政法委牵头，公检法联合办案的传统，使得权力得不到牵制，检法之间不能互相抗衡，导致一旦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根据上级指示必要严格查处，严格的同时却不能依法，依法的同时却事实不清，最终作出一个错误的判决。（2)在重大刑事案件侦破后，许多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贯彻落实意见 【法规类别】犯罪和刑事责任 【发文字号】苏高法发[2013]2号 【发布部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13.12.19 【实施日期】2013.12.19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地方司法文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贯彻落实意见 （苏高法发[2013]2号2013年12月19日） 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和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提出如下贯彻落实意见。 一、树立科学司法理念 1．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等陈旧落后观念，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做到不纵不枉。 2．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对地方干扰因素较
大的案件，必要时可以指定管辖、提级管辖。 3．坚持程序公正原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高度重视对辩方诉讼权利的保障，重视审查侦查机关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严格遵守审限、审级、限制发回重审等程序规定。 4．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确保定罪准确。摒弃“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准确适用刑罚，防止量刑失衡。 5．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规则。防止先入为主、庭前预断，摒弃“有罪推定”。树立疑罪从无观念，对“定放两难”的案件，决不能降低标准、勉强定罪。 6．坚持证据裁判和公开审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以证据为根据并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裁判文书依法公开。
冤假错案之赵作海一案发生的原因分析 摘要：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是公平的象征，然而，近些年来冤假错案的频频发生，就不得不让人对我国的司法体制产生质疑。只要各部门恪尽职守，就很难有冤假错案的产生，可见，这一体制还是存在问题的，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促成冤假错案。下面我将对赵作海一案进行简略分析。 关键词：赵作海，冤假错案，原因分析 一、案情简介 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随后，赵作海作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5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核准商丘中院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老王集乡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里，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金惠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刀，之后收拾东西于次日凌晨外出，以捡废品为生。由于患上偏瘫，无钱医治，赵振晌方才回村。 2010年5月8日，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次日下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省高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和监狱管理机关联系放人，安排好赵作海出狱后的生活，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二、发生冤假错案的原因 （一）立案侦查不认真，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当初侦办此案的商丘市公安局柘城县分局面对这起疑点重重的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一种高压状态，抑或有比拿“精神病人”顶罪还严重的心态。公安局在刑事侦查阶段，多次采用酷刑，在反复的三十多天持续不断的拷打以后，赵作海坚持不住了，只好违背良心地招了。 （二）尸源不定，公安机关草率起诉
对防止冤假错案的思考 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近年来,全国先后曝光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案件不仅给当事人带来 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和担忧,甚至动摇 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治的信心,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 机关,坚决防止冤假错案,既是检察工作不能突破的法律底线,也是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履行的重大责任. 在任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之前,我曾经长期在公诉部门工作,经手处理过一定数量的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任汉中市院检察长以来, 也组织处理了一些棘手案件,其中包括一起在全省较有影响的超期羁押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根据多年办案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结合中政委、高检院制定出台的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实施意见,我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在法治文明的今天,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多个机关,各个办案环节,各个层面,然而,单就检察机关来讲,我认为我们在防止冤假错案中还有薄弱环节:一是审查案件技能不强,业务素 质不高.实践中法院判无罪的以及作其他处理的一些案件,有相当一 部分,办案人在审查案件时都没有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审查意见.办案人审查能力不强、业务技能欠缺,如果部门负责人再把关不严,分管检察长决定不审慎,都将为案件质量埋下重大隐患.二是执法观念有偏差,诉讼价值把握存在问题.我们经常讲,要树立正确执法理念,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在具体办案中,不论是具体办案人、部门负责人,还是分管检察长,甚至检察长,或多或少仍存在执法观念把握不正确的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 轻保护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是根深蒂固,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宁可错诉也不愿错放,怕担责任,怕舆论监督,怕承受压力.当然,在处理一些普通案件、一般问题时不一定显现出来,但一旦遇到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时,这些错误倾向表现的就比较突出.有的是打击犯罪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 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b15036122.html, 司法程序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其防范 作者：夏里斯淇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04期 摘要：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缺陷，所以“冤假错案”的发生无法绝对避免。从陈国清案入手，分析了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政策层面、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包括“严打”政策、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等。为防范冤假错案，需要改变“命案必究”的思维，改变口供定案，避免留有余地的判决。 关键词：冤假错案;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 中图分类号：D9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9311/https://www.doczj.com/doc/9b15036122.html,ki.1672-3198.2020.04.067 近年来，聂树斌案、杜培武案等数起被广泛关注的冤假错案被纠正，从大量的冤假错案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部分司法机关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职能。如何从这些冤假错案中吸取经验教训，解决问题，避免类似冤假错案的产生，是我们的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从对陈国清案的分析入手，旨在发现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1 案件引入 1.1 案件经过 1994年河北省承德市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致死案，案件调查后陈国清、何国强、 杨士亮、朱彦强等四人先后被捕，经十年反复审讯，河北高院于2004年3月26日以抢劫罪终审判处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强无期徒刑。但迄今为止，四人一直声称自己无罪。 1.2 案件存在的疑问点 （1）荒诞离奇的破案经过。案件发生后，承德警方仅因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便认定陈国清是犯罪嫌疑人。（2）口供为王的薄弱证据。该案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物证，始终靠口供支撑全案。（3）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该案调查中，有多名证人能证明其四人无作案时间，但警方始终徇私枉法。（4）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陈国清等人始终在审讯过程中受到刑讯逼供，最终被逼认罪，无中生有。（5）绝处逢生的真凶线索。曾有人举报杀人真凶为其他人，但警方始终选择充耳不闻，选择掩盖自己出现冤假错案的事实。
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 ——从佘祥林案件谈起 一、引言 佘祥林, 男, 湖北省荆门京山县人。1994 年1 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杀害。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县公安局经过排查，也认定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的嫌疑。同年10 月，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高院认为此案疑点重重，发回重审。1998 年6 月15 日，经荆门市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 年。而2005 年3 月28日，“被杀”的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此时，佘祥林已服刑11年。他一夜之间从十恶不赦的罪犯成为冤比窦娥的受害者,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 无独有偶, 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以及去年的赵作海案等都是以如此悲凉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的。一个冤案发生以后，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第一，它对蒙冤者、真实被害人及其亲属、司法机办案人员等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打击；对司法机关、政法委等权力机关和政治机构，造成公共形象、公信力和正当性的减损。第二，冤案的平复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蒙冤者的冤屈心理可能感染社会正常人群；冤情可能加剧社会弱势群体对社会公正的绝望感，从而可能激化当下弱势群体对社会的报复心理。第三，冤案对于法治发展亦有深重的负面效果。程序正义、权力制衡等现代司法理念受到侵蚀，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受到践踏，某些国家机关漠视人权、恃权作恶的形象有损国民对法治的信仰和信心。[1]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冤案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佘祥林案折射出的人权保障弊端 佘祥林案的背后透射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制度的诸多弊端： （一）法治理念落后。 对于疑罪从无还是从轻问题, 我国刑事法律实践都是选择后者。若认为佘祥林杀人则无疑是重罪, 而司法机关不判处其重刑却只处以15 年有期徒刑这样的轻刑, 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罪刑不相适应。实践中“重罪轻判”的案件, 往往隐藏着证据不足、不充分的环节, 是司法机关为消化积案或不能定罪的案子, 为防止嫌疑人因为判得太重而上诉，在“疑罪从轻”的指导思想下所采取的做法。[2] 疑罪应当从无却从轻的做法,反映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在刑罚适用中法治理念的落后。其一，强调阶级斗争、消灭犯罪。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为了维护稳定而不问策略。由此引发犯罪控制当中“宁重勿轻，宁枉勿纵”的观念。其二，强调刑事诉讼法的犯罪打击作用，忽视其人权保障功能。从而引发这样的价值取向：只要达到抓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手段的瑕疵可以忽略不计。 （二）权力体制错位。 从各项权力自身来看，公、检、法机关普遍存在着违背司法规律的体制弊病。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指标”泛滥。“指标”是工作考核的重要尺度，公安机关普遍依此实行“末位淘汰制”。指标逼着警察破案，破不了案就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最后逼出冤假错案。以本案为例，佘祥林曾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张在玉, 并先后交待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会承认自己杀人呢，毫无疑问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摘要：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在大力主张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的情况之下，冤假错案仍一再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里通过结合一些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从几个角度分析讨论，阐明导致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几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讯逼供；惟口供;律师辩护 这里所讨论的冤假错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是由于公安检查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或者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调查收集证据，抑或其他违法的方法，结果使无辜的人被错误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刑事冤假错案。 纵观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总结有主要如下几点： 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现象仍占主导，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根本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即使现在相关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受到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追求办案效率。虽然我们可以从先哲贝卡利亚那里得知，刑罚与犯罪的时间间隔越短，那么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具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观规律，破案有奖，无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积案必罚的指令，则不应该出现，破案也需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致为了不受罚而随便结案，这样就会造成冤假错案，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托词或便利。试想，当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无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时，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司法的权威还能存在多久？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丧失了对公正的追求。当这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公正前提下去讲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响着办案，司法实践中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4年检察机关纠正冤假错案五大案例 来源：法学教学案例网 3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4年检察机关纠正冤假错案五大案例。内容如下：案例1、最高检历时7年督办广东徐辉申诉案 点评： 这是一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7年的申诉案。 从2006年12月25日受理徐辉申诉案，到2014年9月15日徐辉被宣告无罪，在7年多的时间里，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与广东省检察院上下联动、相互配合，注重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积极主动发挥监督职能，对徐辉案的重新审理及改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此案发回重审后，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持续督办此案进展情况。广东省检察院安排专人跟踪法院办理情况，多次督促法院尽早进行审理。针对珠海市中级法院2012年8月开庭重新审理但迟迟未判的情况，最高检与广东省检察院共同研究，向珠海市中级法院再次发出《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对其久拖不决、审而不判进行监督。 观察该案平反过程，并未有新证据出现。法院再审判决书显示，原审裁判认定徐辉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是因真凶出现、亡者归来而改判。其主要依据正是广东省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中列出的几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强决心。
案例2、最高检发出检察建议开启再审黄家光错案 点评： 黄家光申诉案是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程序改革以来，又一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并得到改判的案例。 刑事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最后程序，是司法救济程序的重要环节，是监督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口。黄家光14年的坎坷申诉路，也折射出检察机关刑事申诉的变革。 2012年，最高检调整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程序，改变以往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的模式，改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直接报请检察长或检委会讨论决定，为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在加大自身办案力度的同时，加大督办力度，并对下级院办理的重点、疑难、敏感案件主动介入，予以指导。黄家光案件就体现了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的这一指导思想———承办检察官在仅仅半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 2014年11月，最高检印发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修改后规定规范和细化了办案程序，加强了对自身办案活动的规范和监督，强化了对申诉权的保障，突出了刑事申诉检察的监督属性和纠错功能。比如以前并没有对立案前的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具体的审查期限，造成个别办案人员拖延不办或者“选择性办案”，修改后规定明确要求，受理后2个月以内必须作出审查结案或者立案复查的决定，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批准才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此外，规定还加大了公开审查力度，规定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等形式进行公开审查。 案例3、检察机关察微析疑推动纠正王本余错案
现在出现很多的冤假错案，甚至屈打成招，刑讯逼供，这再一次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有的人说，只有建立三权分立，才能有效遏制政府对司法的干涉，才能有效地杜绝冤假错案。 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也有冤假错案，而且并不比中国的少，有名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研究》就有这方面的记录，但是民生在各个国家几乎是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繁华是属于贵族，官员，有钱人的，他们的集团利益或者私人目的，都会跨越于法律之上。此类事实相比大家也有所见闻。 由此可见，法律束缚上层和执法机关只是政治家的一个谎言，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束缚平头百姓的，官员们的政治目的和私人欲望，往往蔑视民众的感情和生活。辛普森案也是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的案件，使杀人者依然逍遥法外。法律程序的不合法。使得罪行不成立。 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杜绝冤假错案呢？真的应该有一套人人点头认可的定罪标准和机制。如此即使冤枉好人，放过恶人，大家也许都会心安理得。所以法案的建立，修正，实施都应该实行全民集体裁决。而不是一个政府组织自作主张通过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当然冤假错案就好像黄色一样，是杜绝不了的。人的贪欲决定了人类的局限性只能是鼠目寸光。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表明我们现有的在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的制度仍然存在不足。 ●如果我们的程序一年都解决不了一个已经明明白白的冤案，这样的司法程序离开我们社会追求的和谐社会和司法为民的目标岂不太远了？ ●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着“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精神，完全有理由将冤假错案降到最低点。而要做到这一点，须严格反思我国公检法制约制度的缺失。 1998年1月24日，河南矿工郝金安，因为租住的房间里有被害人刘茵和的血衣和鞋子，被认定为杀人嫌犯。虽然郝一再声称鞋子是向他人买来的，血衣是“他们”留下的，但在警方一夜的“踢踹和警棍抽打”下，这位已经无法站立的矿工终于承认罪名，后被判死缓。十多天后还“因被打伤所致”的原因，在医院摘除了脾脏。2006年，该案真凶落网。但被冤判的郝金安却迟迟不见出狱。此后的一年里，郝的姐夫一家人花了三四万元，在“绝望得想要放弃”的情况下，才获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郝金安一案开庭再审。于是,2007年12月18日，郝在履行了取保候审手续后，才离开呆了近十年的监狱。 这是继佘祥林、胥敬祥、聂树斌、杜培武案后，又一起冤案。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追问：冤假错案为什么一再发生？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过去造成的。诚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1998年，过多地责难过去没有意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它发生在过去就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因为它是10年前他人造成的，就互相推托，甚至漠视。今天是过去的延续，同时又是未来的现实。一切过去的冤案都是今天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汲取过去的教训，从制度上解决造成10年前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的原因，我们就无法避免10年后又会产生新的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有多种原因。从观念看，与我们对刑法的理解有关。刑法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会说刑法是打击犯罪的。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刑法固然有打击犯罪的一面，但刑法的本质正如现代法治的本质一样，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如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法不溯及既往，都具有防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意义。而要防范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就需要相应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这方面，当代发达国家在刑司实践中推出的不少制度，很值得我们借鉴。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米兰达案引出的沉默权制度，对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就具有突出的意义。
虚假的正义 1998年6月7日，像往常每个星期天一样，梅琳达从昏昏欲睡中醒来，却经历了一个令人崩溃的混乱早晨，当她的丈夫埃尔金斯被指控强奸了自己的侄女与母亲，并且杀害了自己的母亲时，她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当中。在所有的人都指责埃尔金斯时，梅琳达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并为其能够洗刷冤情四处奔走，直到七年后，蒙冤的埃尔金斯才被释放，戏剧性的是真凶居然与他同处一个牢狱，而这个被悲剧笼罩了七年的家庭再也回不去当初，这对夫妻也分道扬镳…… 这不是电影，这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小镇的真实的事情，当事人经历了重重打击，这样一场冤案给他们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打击，谁也无法想象上一秒还在安分守己的生活，下一秒却有了牢狱之灾，作为旁观者，只能唏嘘不已，忿忿不平，同时也让人忍不住想要质问司法的公正在哪里？为什么无辜者遭受着不应有的惩罚，真凶却逍遥法外？冤案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False Justice—Eight M yths that Convict the Innocent）是吉姆?佩特罗和他的妻子南希?佩特罗两人研究刑事冤案的共同结果。吉姆·佩特罗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共和党人。在他长达35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8年是作为公众选举出的公职人员从事法律工作。在任职检察总长期间，他带领俄亥俄州建立了包含重罪犯和轻罪犯在内的基因库，为联邦DNA联合检索系统贡献了210000例DNA基因图谱。这一努力不仅使被尘封的疑难案件得到解决，更使监狱中的无辜之人得以释放。 本书是顾永忠教授带领其研究生苑宁宁、陈效等翻译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四十七章，作者从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分析了美国的刑事冤案是怎样的发生的，除此之外，阅读本书也使我们可以全方位的了解到美国形式制度是怎样运行的。书中穿插着作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让人更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观点时，也不得不被他的一些精神所折服，他的正义感、责任感和道德感让人肃然起敬。他所从事的工作、个人经历使得他对冤假错案发生原因的分析具有独特而专业的见解，这也是作者书写本书的较大优势，他亲身参与了一些洗冤活动，以一个检察官的立场通过各种按案例向读者逐步分析了导致冤家错案的原因，期间不时的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最终揭示出了八大司法迷信。而且本书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不仅仅来源与作者们对自身真实经历、感悟的总结，也来自于对庭审和听证笔录、法律备忘录、动议、回复、法庭裁判、实验室报告、调查报告、警察报告、科学报告等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