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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40年：回顾与思考作者：宋洪远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19年第01期摘要：发端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农村改革的创新实践，不仅为我国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为世界一些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文将对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历程、成就和经验作一个初步的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一段时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基本看法，并围绕农村改革八个需要着力推进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初步分析。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经济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一、农村改革40年的历程和成就（一）农村改革的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1978—1984年，探索突破阶段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入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发展乡镇企业，初步形成和基本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2.第二阶段：1984—1992年，乡城互动阶段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开始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搞活农村商品流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村民自治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农村改革继续稳步推进。
3.第三阶段：1992—2002年，全面推进阶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稳定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乡镇企业体制创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
4.第四阶段：2002—2012年，城乡统筹阶段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农村改革进入了城乡统筹的新阶段。
5.第五阶段：2012年以来，全面深化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围绕抓关键补短板，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其他领域各项改革，注重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协同性，着力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
全面深化改革心得体会全面深化改革心得体会改革，是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实践之路。
在参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有许多想法和感受，下面进行一下阐述。
一、真实感受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的伟大领袖们为了让中国站在世界的屋脊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时至今日，改革仍然在不断推进，虽然在某些领域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整体上改革的成果正在不断显现。
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同时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二、中心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思想是追求“先进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三、突出重点改革主要聚焦于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
在经济方面，我们要加快建立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创新力度，扩大开放。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要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民主建设，完善司法体制。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发扬，同时也要推广和发展当代新文化。
四、注意思辨改革是一个复杂而严谨的系统工程。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拓展视野、勇于尝试和实践，切勿走一些盲目的道路。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耐心，在实践中沉淀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和调整。
五、遣词造句在表达中，要注意准确、简练、恰当。
在语言上尽量避免雷同、庸俗之语，力求简明扼要，切记用语不要夸张，追求真实、立体、生动。
用句要讲究结构，尽量做到紧凑、富有变化，不仅表达出感受，也蕴含着思考和感悟。
六、结构严谨文章的组织结构要合理，要有明确的层次感，表述每一个观点之间要有一个自然的过度、衔接。
在行文中，要注意排版的整齐有序，段落之间之间要有明确的转折，注意信号词的运用，文章的分段、缩进、标点要规范。
七、表达真实感人最后，文章要用真挚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感受，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读后感1. 引言1.1 概述本文是对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的读后感，旨在回顾和总结中国近七十年来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发展轨迹。
从1949年建国之初到2019年，这七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通过逐年梳理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故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经历过的各个时期的变化与演进。
1.2 文章结构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949-1959 年度故事、1960-1979 年度故事、1980-1999 年度故事以及2000-2019 年度故事。
每个部分将介绍该时期内具有代表性或者影响深远的事件，如社会发展、政治演变、经济改革等方面。
通过这样一种逐年递进的方式，读者能够了解到四个阶段中中国社会面貌的演变与发展。
1.3 目的本文撰写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读者对于中国新中国七十年来历史事件和发展轨迹的思考和关注，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和反思。
通过回顾过去，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提升，也能够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进行更加明智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各个年度故事所包含的重要事件和特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
最后，结论部分将总结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并对未来进行展望和反思。
让我们深入了解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岁月与成就。
2. 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读后感：2.1 1949-1959 年度故事：在这个时期，新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风雨飘摇的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一段历史充满着鲜明的转变和巨大的希望。
在这个阶段，国内各项工作都步入全面恢复和发展的轨道。
首先，新政府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等重要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并积极参与农业合作社，在生产组织上实现了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济的转变。
这使得农村地区逐渐摆脱贫困，并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思考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09期
当下，人们对深改的预期日益强烈时，我们也许可以用少许剖面，去回顾那段跨越1993-2003的改革历程。
清理三角債的挫折
“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
通常由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构成。
是一种无秩的开放的债务链。
企业之间的资金拖欠若波及面太广，规模过大，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会冲击银行信贷计划的执行。
巨额的未清偿的债务拖款使企业或不能进一步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难以申请到信贷；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陷入债务死扣之中，每一个企业既不愿意偿债，它的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
清理三角债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强行注入的资金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决心和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结果却令人沮丧。
可见在经济低迷时，试图清理有毒资产，哪怕有再大毅力，也可能越清越多。
当下中国，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封闭有毒资产，等经济企稳甚至重新进入繁荣周期之后，再回头清理有毒资产也不迟。
汇率双轨制的合并
1994年初开始，央行合并了人民币多重汇率并行的尴尬局面，并令汇率重估一次到位。
这次改动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汇改动静大得多。
但毋庸讳言，1994年之后，原本相对市场化运行的外汇调剂市场陆续关闭，仅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以及外资外贸企业的外汇，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迅速向央行集中，中央政府积累外汇储备和调节汇率的能力空前强化。
1994年的汇率并轨和金融学上的汇率市场化差异巨大。
幸运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强行积累的外汇储备和汇率干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底牌更多。
当下中国也在试图处理汇率问题。
央行对人民币尝试市场化重估的努力无疑是必要的。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十分有限的波动仍然引发夸张的轩然大波。
这显示国内外投资者对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依赖惯性和浮动恐惧，以及对中国央行承诺的非理性期待。
市场必须接受人民币逐渐重估和浮动的进程，舍此之外并无出路。
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1994年初，财税改革迅速启动，财政包干制被打破。
事后看，这次税改的结果，一是GDP蛋糕中，财政的汲取能力大为增强，财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续攀升；二是财力上收，事权下放，使诸侯向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弱化，财政转移支付日益重要；三是初步厘清了税、费、债的框架，以及国税和地税两大体系。
这种集中财力、加重税负、削弱诸侯的做法，在推进过程中，会被多大程度上视作市场化改革呢？事后看，该框架的确立，对后续经济体制改革有非凡意义，例如重大基础设施的落地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需要强大中央财政作后盾。
分税制改革一举摆脱了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财政联邦制的可能性，使财税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财政收入与GDP比例不断上升。
最大优点在于避免了中央财政的破产，最大缺陷在于强化了财力上收，事权下放。
近年来，随着楼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财政的枯竭，地方财政危机逐渐暴露，十几万亿巨额地方债务本身就是对上一轮财税改革的反讽。
应当警惕的是，当下仍有对扩大财政刺激的期待。
现在中国财政仍应侧重重建，而不是赤字刺激。
尽管地方债务在重新置换之中，但地方必须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中央和地方必须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保障水平维持在和国力相称的水平；未来政府税收的主体必须从企业生产转向居民消费、从流转转向所得。
现在离形成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财税框架，还相距十分遥远。
国企脱困战
国企逐渐进入困境，是1995年之后，1996年山东诸城对国有小企业进行了以卖为主的彻底改革，出了个“陈卖光”书记。
对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诸城经验，决策层有鼓励，也有不能一卖了之的暧昧。
随后1998-2000的国企三年脱困战，是一场艰巨的关停并转去产能、下岗待业去冗员，银行大量贷款注入，一心想要把国有企业尽量搞好。
付出了重大社会、经济、金融代价的脱困战最终无路可走，只能走向市场。
它催生了中国特色的产权交易市场，加速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催生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从脱困战到市场化仍经历了代价沉重的、漫长而痛苦的进程。
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必会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铭心。
以此为鉴，当下缺乏强烈危机感、缺乏深刻共识的国企改革，也必然会在重雷区中艰难撞冰，再图破冰。
产能去化、政府采购、PP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轮潜在的国进民退。
在产能去化中，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国企，而大央企却更大；政府采购和PPP都变相成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官员非常害怕和私营企业打交道，害怕
被扣上利益输送之类说不清的麻烦。
人们观察到的国企和私企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深。
中国加入WTO
谈判当然曲折，中央部委和地方观点杂陈甚至尖锐冲突，斥责加入WTO为卖国的声音也不少见。
如果总是强调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时机，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企业亏损面广，银行体系岌岌可危，加入WTO的条件恐怕基本不具备。
但事实上，中央顶住了巨大压力。
正是中国入世，使得中国抓住了次贷危机之前最后一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窗口期。
开放的压力也带来了改革的动力。
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进行方向正确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不应以条件成熟预期作为回避，推迟改革的借口。
回顾改革，是为了更坚定的走到市场化之路来。
如果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就会走向生死存亡的关头。
改革对中国而言，甚至是一场生存或死亡的宿命。
观照当下，何尝不是如此。
只要我们还走在改革开放之路，还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必然毫无选择地走向真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