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未解脱的挣扎——从赤壁赋看苏轼的文化
人格的典型性
苏轼，是有宋一代唯一的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
他是继李白之后，文学史上的又一座浪漫主义高峰，是一位集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
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是后代封建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范式之一，而且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格典范——陶渊明的被发现与被树立，也主要地归功于苏轼。
苏轼，与许多文学文化史上的大家一样，以其文化人格的典型性成为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就像他的诗词文赋，具有无比丰富和有待挖掘的可能性。
这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本文拟从苏轼名作《赤壁赋》的解析入手，浅析一下苏轼文化人格中的典型性及其对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影响。
一、风暴后的沉思
《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正好是作者贬谪黄州后的第二个年头。
元丰二年（1079）当政者（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摘出苏轼诗文中的部分语句，上书宋神宗，说苏轼诽谤新法，污蔑皇帝，应该处以极刑。
舒亶在奏章中称“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李定也说苏轼“无学术，滥得时名”，他们要求处死苏轼，以“沮乖慝之气”“奋忠良之心”。
事实上，苏轼无非
是对新法执行不当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了一下抗议。
神宗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八月系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
在此之前，苏轼的仕途和人生基本还是平坦的，至少没有多大的波折。
这一时期的苏轼基本上还是豪气干云、睥睨万物的，他曾在寄弟弟苏辙的一首词中自负地说到“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似乎仕途人生中一切坎坷挫折都不过是芥藓之疾，不足道哉。
这正好反映了青年苏轼豪放率真的一面，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营营苟苟。
身为文官的他甚至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一时期的苏轼思想上冲突并不激烈，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这一点，不论是他对待熙宁变法的保守立场，还是他所上的策论，都表明他是一个奉儒守法的典型封建知识分子。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内心没有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杜甫那样世世代代奉儒守法、一心一意要致君尧舜的迂腐的封建文人，他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
事实上，从他一步入政坛，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就困扰着他，但这种矛盾的双方却在伴随着他仕途的顺逆而此消彼长：每当政治上得意的时候，他入世的思想就占据了上风；而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出世的欲望。
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贬谪黄州的这一段时间，是他这种矛盾最为突出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
在此之前，他思想中始终是儒家占据上风，他自己也在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心态。
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陷入了一个极端险恶的境地（险些被处决），他在
狱中寄给苏辙的诗中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他的确是“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
在狱中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有精神上的摧残。
因此，出狱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不得不重估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重生是痛苦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一面表示“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内心的波澜发而为文章诗词，形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峰。
他晚年说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苏轼本人对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颇为喜爱的。
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对自己仕宦、人生的反思和追问，作品中都饱含一种“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哀伤或羽化登仙式的强作欢颜。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真诚坦荡的文字中间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情思意绪，不仅仅是一些哲理思辨，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格。
二、望美人兮，天一方
《前赤壁赋》作为苏轼的代表作，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的内心冲突和斗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在挣扎，在思辨中挣扎，这种入世与避世，倏忽与永恒的挣扎正是苏轼文化人格的一个缩影。
这种冲突与挣扎的意义在于，他不仅仅是苏轼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共同性格。
《前赤壁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