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研究综述作者：王玉来源：《党政论坛》2018年第11期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

与之相应，《新青年》研究颇具规模，成果也较丰富，学者们从思想、文化、文学、报刊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

在介绍《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大多会提到6卷5号集中、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

《新青年》6卷5号出版于1919年5月，本期杂志刊登了7篇专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李大钊的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专号”。

现将有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一、整体研究的视角把《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论文不多，较早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其实际出版时间。

1960年8月4日，刘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卷五号的出版日期》。

他根据《民国日报》刊登的广告，认为6卷5号《新青年》出版于1919年9月；又依据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用了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的内容，提出该文直到8月份仍在写作中。

2009年，杨琥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谈〈新青年〉6卷5号的编辑和印行》一文中通过考证，将《新青年》6卷5号的出版时间具体到9月初即9月10日之前，并认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至迟也应在1919年8月初完成，但主体部分在5月前已经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整体评价不是太高。

1958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介绍该期杂志时说，李大钊通过《新青年》来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6卷1号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实行轮流担任编辑的办法，李大钊同志便把他所主编的6卷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号，以便引起对这种学说的注意。

他自己写成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19卷第1期Vol 19No 1北京印刷学院学报Jo urna l of Beiji ng Institute ofG raph ic Co mm un ica ti on 2011年2月Feb 2011收稿日期6近代以来我国高校学报研究综述以文科学报为中心王娟,范继忠(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102600)摘要:我国大学学报在100多年的生存史中,历经曲折迂回的初兴、崛起、顿挫、复兴和繁荣,与社会科学的兴衰起伏如影随形,客观记录了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水准和轨迹,而对大学学报尤其是大学文科学报的研究,则成为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高等教育史和期刊出版史的重要切入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对学报的研究逐渐兴起,积累了一些视角不同、方法各异,但相当有借鉴和认识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依照时间脉络,在认识大学学报总体发展基础上,以文科学报为主对大学学报研究做纵向梳理和综合述评。

关键词:高校学报;文科学报;发展历程;价值分析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11)01001006A R evie w of the Un iver sity J ourna lR esear ch in M odern T i m esFocus o n the L i beralA rts Jo urna lWANG Juan ,FAN J i zhong(B eiji ng Inst it u t e o f Graph i c C o m m un i cat i o n ,Beij i ng 102600,Ch i n a)Ab str act :The university jo urna l of Ch i na exper i enced rise ,frustrate ,revi ve and prosper i n t he h i story of hundred yea rs of existence ,deve l oped w ith t he r i se and fall of soc i a l sc iences ,and recorded t he age and orb it of our natura l sc i ence and soc i a l sciences i n the deve lo p m ent .The research o n un i versity j ourna l espec i a lly about t he li beral arts ,beca m e t he i m portant sta rti ng point i nterpretati on of academ i c h istory ofm odern Ch i na ,h i gher educati on h istory and t he h istory of j ourna l pub lish i ng .After re f or m and o pen i ng up ,t he resea rch on un i versity rose graduall y i n our acade m i c .There were so m e understandi ng and va l uab l e researches i n the d iffe rent way .Th is pape r based on t he overall deve l op m ent of o ur un i versity j ourna,l accord i ng to the ti m e context ,m ade a vertical and general revie w i n the m a i n aspect of the li beral arts j ourna l research .K ey w or ds :The un i versity j ourna;l the li beral arts journa;lthe h istory of develop m ent ;va l ue ana l ysis学报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产物,为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称。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评价研究综述作者：孙婷婷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10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

近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史学思想评价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并不断推陈出新。

综观各家，将涉及其新史学思想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归类，便于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进行参考，也有助于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评价梁启超曾撰写《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强烈抨击封建史学，提倡“史学革命”，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推动了近代史学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认识愈加客观、全面。

本文将回顾以往研究，并具体分析相关学术成果。

既要肯定新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反思其中相关史学思想的局限、弊端，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肯定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张昭军从文化史的角度剖析，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文明史，核心是专门史，并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1]。

后来，张昭军在其另一文中又指出，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传播了文明史学的理念，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解答了如何研究文化史的问题[2]。

周祥森、谢想云分析指出，《新史学》发表后，梁启超建构的现代生存论史学思想及其包括的民族生存论史学、国家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三个表现形式及环节，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当今中国历史学家仍然生活在梁启超“新史学”时代，实践着梁启超的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3]。

黄敏兰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批判旧史和旧政治、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而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关于“新史“的宏观构想、开创“史学史”新学科、建立新史学理论、探讨方法论等[4]。

曹小文在其文中分析指出，20世纪前后，梁启超的新史学通过批判“西欧中心论”和“正統论”，革新、发展进化论史观，尝试建构突出中国史的意义和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5]。

近年来我国关于家庭文化的研究综述李文峰【摘要】Family cultur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have launched a wide ranging discussion around the family cultural connotation,func-tions,features,transformation,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path,etc.A lot of results have been made.The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have two kinds of tendency:in broad sense and narrow sense,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mily culture connotation.The discussion on the family culture’s functi on,value and significance is becoming deeper and wider,forming the two inside and outside basic perspectives. Under the different frames of reference,the family culture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Concerning the change of the family culture in China,the academic circles’interests focu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ones.On how to construct the family culture better,the academic circles agrees that we should act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t the same time.Relative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ages,the current study is still not enough,for example,the research level is low,the phenomenon of duplication is seri-ous,and theoretical depth is insufficient,etc.In the future,the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mpirical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家庭文化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008沈泽民研究综述沈泽民的生平研究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将沈泽民的一生分为弃工学文 立志救国为民、接受新思想宣传新文学、东奔西忙从事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献身鄂豫皖苏区四个阶段，并分别叙述了他在每个阶段的贡献与事迹。

许振田的《关于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生平的问题》较为准确完整地反映一位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共产党人生平。

武英林李良明在《沈泽民传略》中也是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

李同良著的《嘉兴翻译家研究》指出翻译家沈泽民，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共分为三节，其一是生平传略；其二是译事述略；其三是译绩综览。

沈泽民在革命贡献方面的研究周宗龙、张鑫的《沈泽民的革命宣传思想与实践活动》从宣传的角度，指出了他参与和创办进步报刊，积极开展革命文学创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建设鄂豫皖根据地，做好苏区新闻宣传工作，并总结宣传特点。

曾成贵指出沈泽民述作为奠定和坚守革命初心革命者，坚守革命初心，必当肩负历史重任，坚持苏区的革命斗争。

身为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没有惊慌失措、退缩动摇，从而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革命理想高于天，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

钟桂松在《试论沈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贡献》从对革命贡献的角度指出他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家、并积极参与和倡导革命文艺、以及他是在革命理论中理解革命、最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革命真理的。

钟桂松在《莫斯科留学时期的沈泽民》中叙述了沈泽民在莫斯科的岁月里，沈泽民和夫人张琴秋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并对沈泽民在莫斯科参与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政治活动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唐颖华，杜力的《浙江籍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沈泽民革命精神探析》分析了沈泽民革命精神产生的基础，他深受家庭环境和五四运动的爆发的影响。

并分别从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图强进取的价值追求、实事求是的担当勇气、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这四个革命精神内涵的角度诠释了沈泽民的一生。

问世以来《围城》研究综述自出版以来，茅盾先生的《围城》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该小说以其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人物塑造，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的巨著。

本文将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影视研究几个方面，综述问世以来《围城》的研究成果。

文学批评视角下，《围城》一直备受关注。

东方主义文学理论家蒋子龙认为，在《围城》中，茅盾通过贯穿全书的轻松的口风和一系列幽默箴言，揭示了身处围城当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抨击了新旧两种思想体系的荒唐和教条。

茅盾的早期研究者，文学评论家杨绛认为，《围城》抒发了作者强烈的反对权威主义的态度。

杨绛通过分析欧阳绍辉的处境，指出了作品中“墙内一派，墙外一派”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群众对现代性问题的态度。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围城》的研究成果也丰富多彩。

文化研究学者张静指出，《围城》是一部非常具有民族性的社会文学作品，因为它在非常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

而《围城》所代表的一种文化基因，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

另一方面，电影学者管虎则将考察范围扩大到了电影上，并通过对《围城》题材电影的剧情、角色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管虎认为，《围城》电影的出现不仅是对茅盾创作的一种致敬，更是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化和思想的一种延续和继承。

被拍照片中的茅盾先生最后，从影视研究角度来看，《围城》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该书的经典地位，吸引了众多电影、电视制片人借助茅盾的名作来创作影视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1983版的《围城》电视剧。

该剧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不仅反映了茅盾作品的影响力，也是中国电影电视产业的一次历史事件。

而近年来的网络综艺《围城》电影化征集大赛，也充分表明了人们对茅盾小说源源不绝的热爱。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问世以来的《围城》研究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到影视剧本，茅盾作品不断以新的面貌，显现出其永恒的艺术价值。

五四时期独身主义研究综述摘要：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怀疑、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中，婚姻问题也作为关系着个人生活幸福与自由的大事，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五四时期女性的独身主义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废婚毁家”主张的延续，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形成的对当时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的一股思潮。

学界关于五四时期婚姻家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对于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尤指女性）研究不多，对于独身主义作系统研究的甚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作一系统综述。

关键词：五四时期；独身主义；妇女解放；一、独身主义类型的研究五四时期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独身论类型的探讨。

（1）张若名将独身主义者归纳为八种类型：认为人生的至情应该施于众生；持独身以救世；认为世界上难以找到知情意三者都契合的婚姻，宁愿“独身以终”；眼界太高，难觅佳偶；因孤独而有独身癖；为逃避家庭琐事和生育痛苦而入独身一途；个人遇到伤心境遇，“迫而出于此道”；认为家庭阻止了个人发展，为事业而过独身的生活。

（2）瑟庐从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总结了五种类型的独身论：受禁欲主义影响，以两性关系为不洁和有罪；生活程度提高，可以独立生活；文明程度提高，精神生活丰富；性道德的颓废，不愿结婚；男女人数的不平衡，难寻配偶。

（3）陈既明在1929年所作的《妇女问题》也总结了几种独身类型：找不到理想的配偶；有鉴于社会上不幸的婚姻恐重蹈覆辙；担心结婚后家庭负担过重；以独身为高洁；避妊孕之苦；为发展个人事业及能力；因容貌丑陋恐无人爱。

学者刘晓林在她的著作《近代中国文化的嬗变》中以及学者梁景和在他的著作《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中对“独身主义”者作了三种类型概括：其一，消极被动者。

是为逃避不如意的现实婚姻，又没有理想的婚配伴侣无奈而去独身的。

对他们来说，独身是一种“必不得已的事。

郑观应研究综述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其生平活动和著述，曾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50、60年代的研究情况关于郑观应思想和生平的研究，曾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其中较早的有王炳义1957年发表的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王永康1958年发表的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

此二文发表于《历史教学》。

王炳义的文章指出，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

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出发。

经济上，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

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

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

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

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

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

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

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的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

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

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五四”时期小说文献综述在浩浩汤汤的辛亥革命之下，中国爱国人士掀起了一场影响至今的五四运动。

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是“立国”还是“立人”，困扰着他们。

在晚晴“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洪流中，五四时期的文学正不断缩短与世界文学的差距。

本文就走进五四十年。

其中，我认为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是民主进步，自我觉醒。

对于五四时期的划分，学者们意见不一。

钱穆的《国史大纲》，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等现代思想文化运动进行讨论，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对五四时期的时间划分，主要是以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事件和变化为依据。

具体来说，钱穆认为五四时期的划分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发生之前，而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五四运动时期基本结束。

其中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辛亥革命(1911年)：标志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和新政治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西方列强的战争导致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变化，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运动(1919年)：青年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民主义运动(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政治运动，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改革。

国共合作(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北伐战争(1926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的革命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1927年)：标志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和国家政权的重建。

可以看出，钱穆的时间划分主要以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事件和变化为依据，这也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历史特点。

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五四时期的时间划分依据，与钱穆有所不同。

他认为五四时期从1915年开始，直到1927年北伐时期结束。

在费孝通的看法中，五四时期中最早的主要事件是中国《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这是促进中国文化变革和意识形态革命的里程碑事件。

而五四运动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