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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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史国人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申报》转型趋势专权的护法运动,但终究失败(选修2、选修4内容)④1917年,中国参加一战,加入协约国集团,并成为战胜国(选修3内容)命崛起提供阶级和经济基础③一战引起人们对欧美政治制度的怀疑,全盘西化的喧嚣被中西杂糅的思想取代。
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走道路才能救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4.近代中国反侵略和求民主的重大突破(1937--1949年)时期政治经济文化①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中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进攻上海。
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国民政府先后组织淞沪、太原、徐州、武汉会战粉碎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狂妄计划,但无力阻止日军的疯狂侵略。
l938年l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③中共制定人民战争路线,开辟敌后根据地,找到一条迅速壮大革命力量的途径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还成立专门研究细菌战的“七三一部队”⑤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组织大规模主动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
为确保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⑥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反共倾向增强,皖南事变发生,反共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国民党“六大”主张坚持一党专制;民盟成立,延安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共七大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选修2内容)⑦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⑧抗战期间,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签署《开罗宣言》、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得到提高(选修3内容)①日占区民族企业或被毁或被采取“军管理”办法吞并②国统区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萎缩③中共根据地适时调整土地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继续发展(选修2内容)①毛泽东先后发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13年12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Dec.2013第33卷第6期(总第156期)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Vol.33(Sum No.156)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孙瑜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陕西西安710061)[摘 要]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
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
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关键词] 朝贡体系;条约体系;近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3)06-0152-04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必然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接触与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对于外交政策的研究就迫在眉睫。
要谈“外交”,首先要搞清楚“内”与“外”的区分。
中国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中国的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探讨中国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历史演变。
1.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之一。
早在汉朝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亚、东南亚以及印度进行贸易往来。
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这种贸易形式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
2. 明朝海禁政策与海外贸易衰退明朝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提升以及外族的入侵,中国开始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
禁止中国民众私人海上贸易活动,这导致了中国的海外贸易衰退。
然而,中国与外国依旧保持着政治和外交的联系。
明代朝鲜通商、朝贡体系的建立,与东南亚、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仍然存在。
3. 清朝对外贸易的开放与影响清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开放。
清政府积极推行通商政策,先后设立了广州、厦门、宁波等沿海城市的通商口岸。
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纷纷来华通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中国的商品如丝绸、茶叶等走向世界,西方的商品如麦克笔、马蹄铁等也进入中国市场。
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近代海外贸易的苦难与变迁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经历了战乱和列强侵略的时期。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贸易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中国海外贸易并没有中断,虽然范围缩小但仍然存在。
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
5. 当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与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迅猛。
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
Evaluation Only. Created with Aspose.Words. Copyright 2003-2016 Aspose Pty Ltd.通史整合(五)中华文明的拐点——晚清时期(1840~1894年)政治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反封建的探索历程。
经济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洋务派创办了大量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中国向近代化迈进。
同时,中国社会生活习俗也发生巨大变化。
思想文化面对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了解西方并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
(一)晚清时期(1840~1894年)的政治[诗史巧记]工业文明的冲击;两度燃起的战火;千年未有的变局;救亡图存的觉醒;军民英勇的抗争[小题验知]1.(2018·宝鸡一模)马勇在《百年变局:乱世晚清与民国乱象》一书中说,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形成了所谓的“治外法权”,之所以如此,从中国方面看,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利。
从中可以看出“治外法权”()A.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B.真实表明了中国人以夷制夷心态C.集中反映了清政府的软弱D.全面体现了中外势力勾结的事实解析:选B据材料“从中国方面看,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利”,说明当时的清政府仍有以夷制夷的心态,故B项正确。
2.(2018·上饶三模)孙中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对太平天国有褒有贬,一方面自称“洪秀全第二”,另一方面又说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
”这表明他评价太平天国的视角是()A.革命史观和全球史观B.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史观C.进化史观和文明史观D.民本主义和革命史观解析:选B根据题干材料可知,孙中山一方面在赞扬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故B项正确。
从朝贡制度到条约体系——论近代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近代中国是一个外交关系频繁的时代,从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到晚清时期的条约体系,中国的外交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历程。
这些外交制度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问题从朝贡制度到条约体系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现代外交的崛起和变革。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1. 什么是朝贡制度?其历史演变是怎样的?2. 什么是条约体系?其诞生与发展的背景是什么?3. 近代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是如何实现的?其发展的主要阶段和特点是什么?4. 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三、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历史资料、相关文献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了解朝贡制度和条约体系的演化过程。
同时,通过分析关键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要政策,了解近代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
还将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制度和政策,探讨其优缺点和不同之处。
最后,将运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意义和影响。
四、预期成果通过本研究,预期得出以下成果:1. 对朝贡制度和条约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2.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实现过程。
3. 通过比较分析,探讨朝贡制度和条约体系的优缺点和不同之处。
4. 考察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意义和影响,探讨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五、论文结构1. 第一章:绪论-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问题- 研究方法- 预期成果2. 第二章:朝贡制度的演化- 朝贡制度的定义和来源- 朝贡制度的历史演变- 朝贡制度的特点和局限性3. 第三章:条约体系的诞生和发展- 条约体系的背景和来源- 条约体系的重要性和发展过程- 条约体系对中国的影响4. 第四章:近代中国外交的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外交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实现过程- 近代中国外交现代转型的意义和影响5. 第五章:结论- 研究成果的总结-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参考文献(略)。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在近代时期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历史记录。
它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变革,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纪初,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以传统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为主导。
然而,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改变。
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多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大量的中国领土和权益落入了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外贸逐渐依赖进口商品,而出口则被限制在一些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和原材料上。
尽管如此,中国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事件,在思想和文化上呈现出了一种对外贸易现状的挑战精神。
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了国内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计划,积极鼓励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计划经济政策,通过自力更生和出口导向的战略,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国际贸易体系。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出口产品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产品,而是扩展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纺织品、家具等领域。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中国的对外贸易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和贸易规则的变化,加强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曲折和变革的过程。
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为自己取得了在全球贸易中更加重要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
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转变一、“夷夏观念”1.概念: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
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2.“夷夏之辨”在近代的嬗变(1)从“夷”到“洋”的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中对传统的“华尊夷卑”思想的纠误,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的表现。
(3)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辛亥革命期间“夷夏之辨”重新被提起,目标直指清朝贵族,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
之后,在革命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民族革命、大民族精神被唤醒,即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形成。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体制的变化1.1840年前清朝的外交体制: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涉外事务。
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下设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责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和军机处也参与对外事务。
2.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1)专门性外交机构的设立:①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成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特设机构。
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②南、北洋通商大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
另有北洋通商大臣,其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管北洋洋务等)。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鸦片战争170周年反思张明之• 2012-02-06 08:58:49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摘要: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
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
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
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世界体系/制度变迁/朝贡贸易/自由贸易/条约通商/近代中国作者简介: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3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
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
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
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4]序言5。
无论如何界说,总是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通常认为,西方世界体系体现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者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成功地以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海洋及海上贸易的主宰。
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
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西方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更是被许多史学家颂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实上,西方“条约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是英国控制着欧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结果。
在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首先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
经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上的全球优势,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在西方体系中的霸权。
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延缓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6]88。
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得以轻而易举地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
”[7]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英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8]42、48-49。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的前提条件”[9]8。
相对于西方世界体系,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圈。
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世界秩序”认为,东亚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种等级严明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大致与近代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①。
乾隆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意识,清政府的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11]8。
论及“中国世界秩序”,经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间的礼仪(叩头)之争,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抑或臣属与宗主之间的关系。
清政府坚持“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12],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
但在“中国世界秩序”存续期间,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还要尽责安攘保护。
早在明万历年间,朝贡诸国分“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和“西戎”计142国(部族)。
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
尽管走私贸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贸易管制政策的朝贡贸易依然是中外经济交往的主体。
可见,鸦片战争前夕,如果说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其区别则在于内敛或扩张性的战略构想及其支配的资本体系的性质。
有论者通过研究16~18世纪欧亚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得出,欧洲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海外帝国和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体系的形成,而东亚模式则趋向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和鲜有为流动资本而竞争的国际体系,甚至19世纪东亚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冲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世界区域早期发展路径上的差异[9]14-15。
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当时非对称体系的重要特征。
在封建权贵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聚型体制,以强化中心区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以“德治”来维系等级秩序,以守成为重任,以归化为职守。
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方边防的长期威胁,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13]。
与此相对应,欧洲民族国家尽管保持着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但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由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在激烈的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中胜出的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贸易“自由主义”而追求机械化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
不仅如此,在近代商业资本支配下的英国在欧洲主导和维护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样板效应,即英国行使主导权(如海上贸易保护)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利益[14]57、66-71。
英国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着全球近1/3的贸易,将大多数国家拉入英国主导的贸易网,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
这种话语霸权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国所坚信,英国对这一体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价也越低。
二、“自由贸易”的冲击与朝贡体系的解体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成为该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138。
在鸦片战争前夕,非对称“世界体系”中两个中心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呈现显著的差异。
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但提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准则”,且进一步指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16]4、15。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经“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由“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优势”[17]864,最终于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8]22,即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性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
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银行金融体制、市场规则等,逐渐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
二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5]114三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即使是发展到“康乾盛世”这一巅峰,依然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要求;与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体系,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和世界市场面前,自然无力阻挡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坚船利炮的冲击。
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
长期以来,朝贡贸易体系一直是维系“中国世界秩序”的关键和连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
滨下武志甚至提出,东亚沿海地区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具有多样性却又整合得很好的经济商业圈”,“即使在欧洲国家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也不得不寻求与东亚这个传统朝贡贸易体系整合起来。
”[9]13随着朝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清政府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式微,这一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则使得这一进程具有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
正如彭慕兰所言,鸦片战争既非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亦非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
清政府曾实行过“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
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