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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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析
本文阐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域外借鉴及完善措施。要扩充社会调查的主体;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延伸社会调查阶段。
标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域外借鉴;完善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人员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性格特点、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向家庭、学校、社区、单位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出具相关书面报告,为司法机关对未成年被告人做出准确处罚提供参考的规范性方法。
一、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
1、实践应用
就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社会调查模式:其一是法官进行社会调查,典型代表是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法院少年庭。在肯定有关法官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必须承认这种做法难以保障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因为法官作为社会调查资料的收集者和使用者,缺少中立的判断过程,难以保障法律适用的客观与准确。而且,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发展,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剧增,精力有限的法官本就不堪重负,若再要求其参与社会调查,显然会严重影响到办案的整体效率。其二是诉辩双方进行社会调查,如秦皇岛市海防区检察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随案一并移送法院。这种模式虽较好地解决了外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难的问题,但由于公诉人办案精力所限,其撰写的调查报告往往缺乏充实的内容予以支持,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客观全面的要求。其三是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如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指派社会调查员。这种由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主体进行调查的模式目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适用,其优点在于调查主体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证社会调查的公正性。但是,以社会志愿者为代表的调查主体大多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难以持续不断地对社会调查投入精力和热情;同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时间限制非常严格,志愿者能否在法定期限内完成有关调查任务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另外,志愿者的专业背景和专业素质能否完全满足这种社会调查的需要,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2、不足之处
虽然社会调查制度在现阶段未形成统一的模式,但各地对于该制度的探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初步形成了开展社会调查的稳定队伍等。但由于仍处在起步探索阶段,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设定不一,有的地方由检察官、法官开展调查并
制作报告,有的地方由共青团组织承担,有的地方由专门的社工、合适成年人[1]承担。而且,社会调查员是否参与庭审质证各地不尽一致,与调查主体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社会调查报告的效力。其次,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存在质疑。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的效力,目前仍无定论。有观点主张社会调查报告多基于司法机关的委托而产生,或是法院在审理少年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其符合刑诉法有关“鉴定结论”的规定,故应具备证据效力;也有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相关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即“品格证据”),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查实的,即可作为定案根据。最后,受人力资源匮乏等现实因素的制约,社会调查制度目前主要还是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判决阶段开展,并没有合理延伸到公安侦查阶段,这同样也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和效能。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域外借鉴
十九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刑罚个别化思潮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接受教育刑所主张的“因材施教”的刑罚个别化思想,即要想真正矫正好每个犯罪人,帮助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就必须在全面掌握他的性格特征、生活环境、平时表现、犯罪原因、悔改表现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合理的处遇措施。因此,以安塞尔为代表的学者积极倡导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主张人格调查不同于十九世纪为刑罚个别化而进行的司法评价,前者调查的范围广于后者;采纳英美法系先定罪后量刑的两阶段制,人格调查就在两阶段之间进行;人格调查还应进一步与行刑阶段联系。随着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
(1)以国家亲权为基本理念的美国模式。“国家亲权”理论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犯罪者本身就是受害者,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国家有代表家长对不良未成年人进行治疗、矫正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促使其重获新生。该理论在美国法中最典型的体现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社会调查制度,其包括了庭前调查和判刑前调查。按照有关司法程序的规定,前者的目的不是为争取案件的非正式处理而提供参考依据,只有那些严重罪错的未成年人才会被提出正式的诉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被正式起诉后,缓刑官将展开判刑前调查,即在证实所收集信息的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并撰写调查报告,提交少年法官。在法院对被告进行处理性审理时,缓刑官还负责向法院展示被告人的基本信息,帮助法官做出公正量刑。
(2)受罗马法影响的德国模式。德国少年司法保护的理论基础源于罗马法关于“儿童不能预谋犯罪”的学说以及由此得出的“少年宜教不宜罚”的理念。故在处理少年案件时,其非常关注犯罪本身以外的非法律因素,如性格、家庭、成长背景、阶层归属、社会交往等,从而也对少年案件的庭前调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如德国《少年法院法》第四十三条要求在诉讼程序开始后,为有助于判断被告人心理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特点,应尽快调查其生活和家庭状况、成长过程、现在的行为及其他有关事项,并应当尽可能将上述调查情况告知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学校及教师、或职业培训中的师傅;如将调查情况告知上述人员将会对少年
造成不利后果的,尤其是可能失去培训或工作岗位的,可不予告知。[2]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措施与建议
1、扩充社会调查的主体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日益严峻,我国司法实践中现有的主体构成因其在专业度和中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已逐渐难以承担愈发繁重和艰巨的调查任务。故我们认为,应探索以社工为代表的专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调查,为司法机关正确、恰当、妥善处理案件提供科学、专业支持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可参照首都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于2012年6月公布的《百例社会调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社工组织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审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内容。以侦查阶段为例,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在受理案件三日内将委托社会调查函送达司法社工组织;司法社工组织在收到委托社会调查函后,应在三日内为每位涉罪未成年人安排两位社工通过阅卷、会见涉罪未成年人等方式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公安机关应为其开展社会调查提供所需的相关条件和支持,如办理出入看守所证件等;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社工应为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初步帮教,并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移送审查起诉前,向其提交《初步社会调查报告》。
2、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上文对国内外社会调查司法实践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该调查报告目前宜视作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综合性材料,即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司法机关量刑的参考、教育的基础、矫治的依据。这是因为,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是对未成年罪犯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是影响少年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拟判处非监禁刑和免刑的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能够使法官全面了解特定未成年报告人的心理特性和成长历程,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感化;社会调查报告还能为跟踪帮教提供参考资料,即少年法庭宣判后,矫正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情况,针对每个未成年罪犯的不同情况,制定个别化的矫正方案。[3]
3、延伸社会调查的阶段
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分流的角度来看,社会调查的尽早启动,是充分发挥社会调查报告作用的有效举措。故此,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开始启动社会调查的做法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是否可以不立案不处理提供参考;能为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做出不批准逮捕及不起诉决定提供参考;能为法院是否可以做出判处非监禁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提供参考。在具体做法上,公安机关可以在对案件事实进行侦查的同时,以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其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并通过现有公安协作网络解决外来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问题。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如前所述,委托社工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从而减轻自身的工作压力。
三、结语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对少年的特殊司法保护,这是很多西方国家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必经程序,故新刑诉法对该制度的吸收可以说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和司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制度的全面建成。因此,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运作和理论探讨,进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注 释】
[1]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在少年刑案中,当其法定代理人等不能到场时,由符合条件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到诉讼中来,帮助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的制度。关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情况,参见姚建龙:权利的细微关怀—“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