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_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_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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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被挤压的真诚——试论赵树理创作中的矛盾与冲突姓名:田敏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学科教学·语文指导教师:张晋业 20040501 内容摘要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贡献和太多争议的作家。
在漫长的时而大起时而大落的赵树理研究中,其真正价值未自然揭示出来而且似乎越离越远。
为此本文尝试对赵树理的研究回到赵树理,接近赵树理的真正价值一一人格上的文明追求,始终充满责任与良知地思考与创作。
本文先回顾赵树理艰难自下而上的独特生存体验和独有的文学选择,再探讨其创作中表现出的矛盾与冲突。
最后谈谈矛盾与冲突后真诚的价值。
关键词:赵树理真诚矛盾与冲突价值AbstractZhaoShuli,acontroversialwriter,hadmadehistoryofmodemanuniquecontributiontotheofhim,whichnowChineseliterature.Thelongtostudyoverestimateshim,nowunderestimateshim,tendsdivergefromtherevelationofhisgenuineworthInviewofthissitu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playthetruefeaturesofZhao,andthustoapproachhisgenuinevalues,namely,hispursuitofanoblepersonality,andhisthoughtandwritingoutofresponsibilityandconscienceThispaperfirsttracesZhaoShuli’ShardunusuallifeexperiencefromthelowestsocialclassfirstpartiStoathehigherones,andhisuniquefieldofliteraryvisionFollowingthediscussionofthecontradictionandconflictmanifestedinhisliteraryanwritingsFinally.thearticlemakesthecontradictionandconflict.analysisoftheValuesofhissinceritybehindKeywords:ZhaoShuli,Sincerity,Contradictionandconflict,values郑重声明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撰写并完成的,学位论文没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特此郑重声明。
赵树理小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接受困境刘红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石家庄050024)摘要:赵树理可以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除鲁迅外唯一被中国共产党高层树为方向的作家,却又似乎一直无法进入经典的行列而与鲁迅、巴金、茅盾等人齐名。
作为横跨现当代的作家之一,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并无太大变化,但处境遭遇却迥然不同。
作为一位方向性作家,新中国建立后赵树理的创作却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文艺的方向。
这一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深层历史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本文试图跳出赵树理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这一视角的束缚,从作品接受的角度,对赵树理境遇变化的原因做出探讨。
关键词:赵树理;接受困境;舆论导向;境遇变化1947年7月25日到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郭沫若、周扬、陈荒煤等人一致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强,创造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功之作,并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
悖论的是,这样一位方向性作家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创作却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方向。
新中国建立以后,赵树理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解放区文艺的方向,提倡大众文艺,并从事戏曲改革工作。
但是这次,他未能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很快就感到极强的不适应;同时,“赵树理方向”的说法也销声匿迹,直到1983年才被陈荒煤重提。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是由于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与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代文艺要求、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关系造成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接受与舆论传播等因素对赵树理处境的变化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作家群体的接受状况赵树理在新中国建立后境遇每况愈下,这与赵树理的创作思想没有得到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有力支持有很大关系。
赵树理与主张“艺术至上”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文艺界掀起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争,身在太行山深处的赵树·432·*作者简介:刘红叶(1988—),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届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赵树理与乡土文学(一)赵树理与乡土文学(一)当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时,他虽然没有具体限定“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意义,但我理解,“赵树理方向”首先在于他的文学的大众化方向和鲜明的倾向性,因此,“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就是“乡土文学”的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尽管并非赵树理的首创,但真正达到在主观上自觉的为农民写、写农民、给农民看的“文的自觉”则确要从赵树理算起。
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自觉、语言的自觉、人物塑造的自觉等文体创造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赵树理创作意识的自觉。
他主动的有清醒意识的让文学去接近劳工大众,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阅读范围和审美情趣,诱导他们的思想意识朝着合理的方向靠近,而远离封建糟粕的侵蚀。
由此可见,“赵树理方向”并不是“被动的迎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
这从他“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的表白中,就可看出他的文学志愿和目标。
所以,仅仅认为“赵树理方向”停留在“文学的第一个层次上”的说法,其实是并不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现实。
试想,没有把大众的情趣引导到健康的文学阅读上,而放任于封建糟粕中,谈何向文学的“第二层次飞跃”?这不有点让古代的人去奢想宇宙飞船一样,强人所难吗?由此、我们评论一位作家要近可能的放到一定的历史现实环境中,重点考察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而不必强求他“应该怎样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把赵树理摆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渊源流变中,进而把握他的位置和历史贡献。
一在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见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他虽然还主要是对“五四”后期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的深刻概括,但对“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已有所揭示。
在国际,“乡土文学”则出现于19世纪末,步利特·哈特等在美国的倡导。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当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在解放区文坛斩露头角时,就引起了当时作为解放区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的注意,尽管赵树理当时并未引起纯文学作家的认可。
很快,赵树理便吸引众多的目光,被阐释为是最能代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精神的作家。
然而,赵树理并不想成为一位作家,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解放区文学前进的方向,他只想做一个忠实于农民的摆文摊的民间文人。
当人们把赵树理看作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时,却又发现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实际上又存在一系列的矛盾。
一、文摊理想及其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看,赵树理的文摊文学理想刚好暗合革命主流话语,但是两者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小说与“歌德”文学是完全相悖的。
(一)文摊文学理想与革命主流话语的融合赵树理生活的解放区,虽然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已经翻身做主,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封建思想文化仍然占据着主流。
赵树理一方面深感反对封建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较早地发现新文学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弊病,清醒地看到反封建的新文学并不被农民所接受。
“寒暑假期中,他把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带回去给父亲看,因为他以为,文学作品应该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但父亲对他那一堆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
无论他怎样吹嘘也没有用,新文艺打不进农民中去”。
赵树理深切感受到新文学与农民的分裂状态,新文学并不为农民所接受,同时农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新文学作家也大多不屑一顾。
看到农民与新文学的分裂状态,赵树理决心摆文摊,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使新文学真正在农民中生根开花,这就是赵树理既简单又伟大的文学理想。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赵树理的文摊理想与解放区的革命话语不期而遇。
解放区红色政权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得解放。
赵树理现象的名词解释赵树理(Zhao Shuli)是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中国农民文学的奠基人”,他以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描写以及对人性的思考而为人所熟知。
赵树理现象是指赵树理作品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代表的重要文学趋势。
赵树理现象的首要特点是他作品中对真实生活的细腻描绘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赵树理出身农民家庭,深入农村生活并将这些经历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他的作品充满人情味和生活真实感,将读者引入乡村人们的内心世界。
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对家庭的深情厚意以及在世俗压力中表现出的真善美。
通过这些描写,赵树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农民文化、认识农村生活的多样性,并引发对农民权益的思考。
其次,赵树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他作品深入研究当下社会问题上。
赵树理对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以及对农村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思考,使他的作品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
他关注劳动者的权益、土地改革的冲突与挑战,并以文学作品探索社会变革中的道德与人性,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赵树理现象还表现在他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
赵树理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
他的文学创作以及对农民生活的关注,激发出了更多作家以及读者对农民命运的共鸣。
他的作品推动了农民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赵树理现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他作品中的乡村理想化有片面之嫌,过分美化了农民生活,忽略了现实的困境和挑战。
但赵树理的支持者则认为他的作品是对乡村现实的客观记录,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怀和拯救。
赵树理现象是对赵树理作品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文学风格的总结和评价。
他的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农民的喜怒哀乐,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通过深入研究赵树理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感受农民生活的多样性以及文化表达的力量。
总而言之,赵树理现象是对赵树理作品影响和价值的集中体现。
现代文学【作家及代表作:赵树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其通俗乡土小说,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作为能体现毛泽东《讲话》所得出的文艺路线典范,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
1.赵树理与他所描写的对象在思想感情上能融为一体。
他所追求的大众化是出于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
能够如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能真正为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这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2.他们首先是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创作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的文学纪录。
赵树理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又不滞留于公式化概念化,他的作品除了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也融入了历史的考察的理智。
3.偏重大众化、通俗化,主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忽视了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具有狭隘性。
消极影响:文化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是一种补偿,但也存在缺失。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1.赵树理笔下农民的历史特征20-30年代,很多作家曾出色地描写过农民,但他们笔下的农民主要是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赵树理却是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劳动者在逐步打破枷锁的过程中所焕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
他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描写的艺术深度。
如果说鲁迅主要是揭露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创伤,以唤起人们的觉醒;那么,赵树理则主要是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人的地位及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并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2.赵树理塑造的农民形象《小二黑结婚》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农村中旧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
赵树理作品分析通俗乡土小说,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以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
赵——山药蛋派作家群(马烽(1945 吕梁英雄传当代十七年:结婚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西戎(短篇姑娘秘密1961丰产记风格转向朴实60年代被批判)束为)最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流派之一,以充分的民俗描写展示现实主义的魅力,创作共同性1.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是小说素质的构成2.以自我观点渗入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3,问题小说观4,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古典小说,说书,民间故事,戏曲的借鉴。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意义赵树理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彻底农民化和创作对象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创作顺应大众化文艺方向性(出于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与农民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对整个解放区文学至五六十年代文学影响巨大。
赵树理方向新作家(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作家)与人民群众农民有最密切深刻血肉般的精神联系,特点 1.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被普通农民接受 2.重要的历史特点: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社会实践和创作方式决定着他及这代作家的文学观及创作姿态。
问题小说观:深入到实际生活深处揭示和针砭社会偏差弊端,农村变革方针政策对农民命运心理情绪的影响是他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的重心。
自觉追求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紧密配合作用,不滞留于公概念化的困境,作品融入对农民的挚爱情感历史考察的理智。
这派作家与西方文学隔绝思想视野相对狭窄,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汲取较多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最具魅力的中篇《小二黑结婚》以后又接连发表一批更紧贴现实为配合社会变革而揭示现实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地板李家庄的变迁富贵》这些作品直接融入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生活中。
从20年代鲁迅与乡土作家到30年代叶沙艾等人笔下的农民主要作为被同情和怜悯的的对象,赵树理继承这个传统独特的与农民对话展示劳动者历史打破枷锁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独特艺术魅力新的文学素质对农民命运思想心理深刻的了解具有了现实主义描写的艺术深度。
2009年7月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l.,2009第32卷 第4期 JournalofShanxi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 Vol.32 No.4
·现当代文学·赵树理研究·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 要: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关键词:赵树理;农民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9)04-0028-04
时下的学术研究界,多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民间文化的滋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样的一种视角当然有着相当的合理性,而且确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揭示赵树理根本的创作特征。然而,更进一步地加以深究,我们却会发现,所谓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这正如南帆所指出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一个边缘明晰的版图,这个文化空间毋宁说是一系列文化因素复杂运作的历史产物,换言之,民间的范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1]应该承认,南帆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民间文化有很大的启发性。事实上,其实是并不存在着一种本质论意义上的民间文化的。我们所能充分感受到的,乃是在不同的时间有着不同的民间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也存在着不同的民间文化。这也就是说,从基本的表现形态来看,民间文化只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是抽象概括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如果只是从一种抽象的民间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阐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那么确有过于粗疏宽泛的弊端存在。一种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思路,就应该是将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一种具体可感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民间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更为具体可感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民间文化实际上就是农民文化,一种以农民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为主体的农村文化。一 赵树理与农民文化之间的互生关系粗略地考察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基本上可以确认,抗战爆发前的五四那个时代乃是一个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这样一种城市文化的主导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文学之中,至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终结。大约自抗战爆发后解放区的出现开始,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文化就开始了逐渐取代城市文化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一种区域性的现象而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现象。可以说,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开端之际,这样一种农民文化的主导状况方才逐渐式微。当然,自此之后,迄今为止的这个时空范围内,由于一种现代化大背景的存在,城市文化再一次成为具主导性意义的文化取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此来对应地考察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一个显在的事实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实际上正好对应于一个农民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因此,将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农民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研究,当然就是一个具有相当真理性的方向选择了。我们注意到,在1947和1948年,赵树理曾连续写过《艺术和农村》、《对改革农村戏剧几点建议》这样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赵树理异常尖锐地谈论了“文学艺术”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的具体命运问题:“只要承认艺术是精神食粮的话,那么它和物质食粮一样,是任何人也不能少的。”“在历史上,不但世代书香的老地主们,于茶余饭后要玩弄琴棋书画,一里之王的土财主要挂起满屋子玻璃屏条向被压倒的人们摆摆阔气,就是被压倒的人们,物质食粮虽然还填不饱胃口,而有机会也还要偷个
收稿日期:2008-12-18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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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09.04.010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这足以说明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在引用了赵树理的上述言论之后,钱理群对之进行了极为鞭辟入里的分析:“这自然是表现了赵树理对农民(与农村)的深切理解,因而对农民文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及农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作出了有力的辩护。这里,其实也包含了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反省:在他看来,对农民民间文化的忽略,以及不能、也不注意去满足农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文学启蒙脱离了最广大的农民,听任封建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正是`五四'新文学话语的根本弱点。赵树理也正是从这种反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据说他早在1932、1934年间即已感到`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自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然后才谈得上夺取'。他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即是这样的自觉尝试。”[2]在这里,钱理群一方面敏锐地洞悉了赵树理与农民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也深入地检讨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也正在于“文学启蒙脱离了最广大的农民”。正因为五四新文学存在着脱离忽视农民的根本弱点,所以作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反拨,解放区文学之重视农民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实际上与当时正在进行着的那场民族解放战争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正如论者所言:“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而农民又是这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最主要的依靠对象,因而,适合农民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便一定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3]121论者在这里实际上深入地揭示了农民文化之所以会在解放区崛起的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民族解放战争。要想赢得这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所必须依赖的主要力量便是中国的民众,而中国民众的主体又是农民,因而这实际上就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分析起来,共产党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种种活动,其实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革运动。它所依靠的对象是农民,以及刚刚由农民而转化来的士兵。因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帮助他们克服掉懒惰、自私、松懈等小生产者的习性。在当时,这一迫切的时代要求急需从文学上得到表现。”[3]117在我看来,最好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学要求的作家正是赵树理。当时延安的一些理论批评家比如周扬、陈荒煤等之所以给予赵树理以很高的评价,并鲜明地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解放区农民文化崛起的大背景,并以他卓有影响的小说创作有力地推进了农民文化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正是抗战背景下解放区农民文化的崛起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成全了赵树理,假若不是遭逢了这样一种特定时空范围内农民文化的异军崛起,那么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究竟会是怎样一种状况,恐怕也是很难想象的。一句话,既是特定时代的农民文化成就了赵树理,同时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又反过来极有力地推进着这个时空中农民文化的崛起。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解放区文学中农民文化的杰出代表,关键的原因在于从他的日常行为举止到他内在的精神状态,均可以说就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农民”。作家赵树理更像一个农民,是众多的回忆文章给读者留下的最为突出的一种印象。“对于农活,无论是耕地、摇耧,还是扬场、撒粪,没有一样能难住他。父亲还会编簸箕、箩筐和小篮。他下乡,经常地赶上什么活都能跟上社员干,这使他非常容易接近群众。”[4]“是的,老赵的确好像是一个地道
的农民———一个知识分子化了的典型农民,因为他不仅懂得农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而且他自己的生活和一举一动,也活像一个农民一样(他有时穿一身老百姓衣服,腰里束着一根腰带,脚上扎了一副腿带,嘴里衔着一根烟袋,手里拿着一块打火石)。”[5]从这些形象的回忆文字中,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农民形象。但是,赵树理与农民不仅有着“形似”的一面,更有着内在精神品格上“神似”的一面。按照傅书华的看法,“`真正的神似',则在于内在的审美趣味、情感形态的一致上。”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下,他认为:“赵树理是诞生孕育于民间的农民文化土壤之中而又接受着`五四'新文化的雨露生长起来的,而不是从新文化形态或某种政治文化试图渗透于民间的农民文化之中,他与农民是`形似'`神似'的形神统一,而不是`形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他与民间农民文化的亲近是情感上的,血缘上的,而不仅仅是理性上的、姻缘上的。所谓血缘上的,是指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亲近,而姻缘上的,则是后天性的、基于一种相互需要的结合。”[6]虽然对于论者将赵树理与某种政治文化形态隔离开来的观点我稍有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傅书华对于赵树理的理解与描述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赵树理与农民之间的“形似”与“神似”,所以他顺应时势地成为体现29
第32卷 第4期 王春林: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着解放区崛起了的农民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才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二 赵树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体现然而,如果只是注意到赵树理与农民文化亲和接近的一面,在我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地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有一种深刻透彻的理解阐释,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一种观点认为赵树理是一个“农民化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而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个曾经接受过一定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层次仍然要比一个普通的农民略高一筹,其识见与观察力也仍然非一般的农民可比,称之为`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可能比较贴切,他高出于一般的农民层次,但又低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准。”[3]116断言赵树理是一个“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对于论者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将赵树理小说存在若干明显缺陷的原因简单直接地归之于赵树理只是一个“农民化的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我们却又是无法完全认同的。我们注意到,论者的上述观点主要是通过对《李有才板话》的分析而得以具体落实的:“在作品中,阎家山的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作品给我们显示的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而农会主席老杨来了之后,迅速找到了李有才这样农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地主,根本改变了阎家山的面貌。这样的处理不是太简单、太急躁了吗?社会的变革是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才能还是取决于集体的力量呢?如果每一个村庄中都派老杨这样的干部去蹲点,所取得的效果难道都会与阎家山的结局一样吗?十分显然地,赵树理在这里夸大了作为个人的县农会主席的老杨的能耐,而忽略了引起这一变动的阎家山的特定情景与社会条件。在这里,非常严重地暴露出了赵树理的文化心理中仍然存留着的封建意识,那种依靠英雄人物的`青天大老爷主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赵树理一方面批判他所能认识到的社会中的邪恶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还继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封建毒素。他的`农民化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起点,正是最好地体现了时代对农民文化选择的要求”。[3]119首先应该承认,论者对于《李有才板话》这篇小说所存在缺陷的分析是极其令人信服的,将这种缺陷的形成原因与赵树理只是一位“农民化的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也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个“农民化的知识分子”与鲁迅这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认识的确存在着鲜明的差异。然而,在我看来,导致赵树理小说创作缺陷出现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其实在于赵树理与解放区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也就是说,赵树理小说中如同《小二黑结婚》一样所有的矛盾都是在区长出面裁决之后被解决,如同《李有才板话》一样依赖于代表正确工作方法的老杨同志的出现解决所有的问题,类似于这样一种差不多可以被看做是赵树理小说结尾的基本套式的写作模式的形成,与赵树理自觉地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自居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同样存在着不容被忽略的紧密关系。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两个赵树理:一个是农民文化的辩护者的赵树理,而另一个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解放区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赵树理。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取得巨大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双重身份的具备,正在于当时的那样一种政治文化时空允许赵树理双重身份的兼备。“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象;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7]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为赵树理对于农民文化的表现预留了相对阔大的空间,所以赵树理才有可能充分地展示自己在表现农民文化与农民生存状态方面的全部才华。然而,在注意到赵树理农民文化辩护者的自觉身份意识的同时,我们的确不应该忽视其同样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意识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获得来自于延安官方的高度评价,一个根本的原因正在于他以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对于延安正在进行中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以小说的形式进行了及时而形象生动的艺术反映。我们之所以强调赵树理是政治意识形态一位自觉的代言人,其充分的理由正存在于他本人的一些言行以及别人关于他的一些回忆文章中。我们都知道,赵树理曾经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