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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恋爱心理幸福感

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恋爱心理幸福感

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恋爱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报告1前言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模式，就相当于“自我—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模型形成于抚养者与婴儿之间的互动中。

然而一段不良的关系会被孩子内射为自己固定的人生经验，在七岁之前孩子的人格基本定型，一旦定型会直接影响整个人格，会将这种不良的关系投射到往后的人际交往之中。

所以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极其深远；而恋爱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人际关系。

很多人在大学开始恋爱，家庭教养方式会对是否恋爱中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此次的研究是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恋爱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恋爱大学生心理幸福感是否会产生影响。

2开题报告中提出的假设假设 1.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恋爱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假设 2.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存在相关但差异性不显著；假设3父亲情感温暖、理解与母亲情感温暖、理解与大学生恋爱心理幸福感的六维度成正相关；3研究方法此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3.1研究对象：韶关学院各学院学生35名，其中恋爱中12人，恋爱过，现在未恋爱9人，未恋爱过14人。

3.2研究工具3.2.1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收集父母教养方式方面的数据时选取的是由瑞典Umea大学的著名精神学系教授C.Perris等人在1980年编制的问卷。

主要包括6个父亲因素和5个母亲因素，分别为FF1：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2：父亲惩罚、严厉；FF3：父亲过分干涉；FF4：父亲拒绝、否认；FF5：父亲偏爱被试；FF6：父亲过度保护。

MF1：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F2：母亲惩罚、。

严厉；MF3：母亲过分干涉、保护；MF4：母亲拒绝、否认；MF5：母亲偏爱被试。

3.2.2心理幸福感量表Ryff 等人通过总结各种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维模型，将其作为心理幸福感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从理论和操作两个方面对心理幸福感进行了界定。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作用
于晓波;于书亚
【期刊名称】《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6
【摘要】采用《成就目标定向问卷》《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修订版）》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安阳师范学院27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大学生成绩接近目标定向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对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幸福感均存在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成就目标定向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总页数】4页(P74-77)
【作者】于晓波;于书亚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79
【相关文献】
1.电大学生目标内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2.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3.中国大学生个人奋斗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4.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锻炼氛围的调节作用5.体育锻炼提升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路径研究:社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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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调查研究

延边大学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调查研究

延边大学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调查研究［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研究了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现状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关键词］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186-01幸福，是人一生追求的目标。

从古至今，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

近年来，国外在幸福感的研究上呈现出繁荣的状况，主要有以“快乐论”为基础的主观幸福感（swb）和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pwb）。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现状及人口统计变量对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一、研究过程研究被试：选取延边大学朝鲜族本科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27份，有效问卷612份（大一163份、大二160份、大三156份、大四133份，其中男生共254人、女生共358人，文科共300人、理科共312人），回收率为96%，有效率为98%。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回收的数据用spss for windows 11.5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等。

研究工具：采用ryff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包括良好关系、独立自主、环境控制等6个维度，共84个项目，采用六级评分。

本研究中量表的alpha系数为0.95。

二、研究结果（一）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现状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各维度的平均分水平均超过50分，与其他维度相比，良好关系维度（m=59.71）和个人成长维度（m=60.64）得分最高，而自我接纳维度（m=53.57）和独立自主维度（m=51.20）得分最低。

可见，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总体上表现出积极的特点。

（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为了了解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级等）对朝鲜族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对数据结果进行了差异性检验。

1.性别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在pwb总分（t=2.81，p<0.01）、自我接受（t=2.61，p<0.01）、良好关系（t=3.65，p<0.001）等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朝鲜族女生的心理幸福感水平总体比朝鲜族男生高，除了在独立自主和环境控制上男女生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几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评定量表终极版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评定量表终极版

小组成员:李珏 12991829刘美杨 12991837邹静 12991855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论题的确立大学生一度被称为“时代骄子”,大学校园也成了“象牙塔”。

这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虽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大学生仍旧是少数,他们仍然是同龄人羡慕的群体。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群体,祖国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们的生活质量水平应该受到关注。

在很多人看来,他们聪明、自信,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然而,当人们真正走进大学校园,深入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有些至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郁闷”、“无聊”、“没劲”、“憔悴”成了经常挂在大学生嘴边的口头禅。

那么大学生对目前自身生活状态的认识、感受究竟怎样?它们存在什么样的特点呢?目前的大学生研究多集中于消极情感,如抑郁、焦虑等等,不能全面地反映他们的主观生活质量,有必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深入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主观幸福感研究立足于积极情感,是不同于过去心理学研究的全新的研究视角。

研究有助于丰富正处发展中的主观幸福感理论内容,对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保健,从而改善大学生生活质量,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主观幸福感的涵义幸福感在英语中有不同的表达:happiness ,well-being ,eudemonia,psychology 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等。

目前,心理学家倾向于合成词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个词直译就是主观好的存在,它的意思就是指健康、快乐的状态。

《新英汉词典》释义为健康、幸福、福利。

我国学者一般将其译为“主观幸福感”,有时也简称为“幸福感”。

(一)国外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概念的观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问题,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从他们各自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可归纳为五种看法。

中小学教师三种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中小学教师三种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中小学教师三种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王鉴【摘要】本调查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的基本状况与相互影响.本调查研究的方法是采用综合幸福问卷和职业幸福感问卷对70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女性教师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教师(t=-2.051,P?<0.05);公办学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民办学校教师(t=3.405,P?<0.01);高中教师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初中教师(F=4.011,P?<0.05);已婚和未婚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离异教师(F=5.185,P?<0.01).职业认同、家庭氛围、受学生喜欢3个变量能联合预测心理幸福感25.9%的变异量.人格成长、利他行为、家庭氛围、受学生喜欢、同事交往、生命活力6个变量能联合预测主观幸福感34.5%的变异量.本调查研究的结论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P<0.01).【期刊名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14)002【总页数】6页(P19-24)【关键词】三种幸福感;中小学教师;调查研究;影响因素【作者】王鉴【作者单位】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广东深圳 518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44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把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正面指标。

其中，教师幸福感的问题得到较多关注。

关于教师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理论视野介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

基于快乐论与实现论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形成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两种研究类型。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Diener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建立在快乐主义哲学基础上，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生活满意、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1］。

心理幸福感研究的哲学背景是实现论，强调自我潜能的实现所伴随的心理体验。

Ryff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幸福感的6个不同的维度：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和独立自主［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万方数据
第１期
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题的效标关联系数为０．５５网。 ２．３．４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ｇ和Ａｍｏｓ５．０软件 包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３结果分析
５１
３．１因素分析 ３．１．１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提取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 采用Ｐｒｏｍａｘ斜交旋转。最终保留４１个项目。各因 素的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表１．因素命名与各项目 在各个因素上的载荷见表２。
李幼穗，女，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４９
万方数据
５０
心理与行为研究
第４卷
活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 ｌｉｆｅ）和自我接受（ｓｅｌｆ－ａｃｃｅｐ． ｔａｎｃｅ）［８１。
近来，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呈现整合趋势。生 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和心理健康意 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都着眼于人们的体验， 希望通过改善人们的体验达到提升和增进全社会福 利的目标。另外，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观幸福感的 测量还应当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识、愉悦感、自信 心等指标［９１。这些说法正反映了主观幸福感测量中 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整合问题。
包括初测、再测、重测和效标测试。 首先，选取天津市３所高校（师范类、综合类 和工科类各１所）在校大学生３７６名对初步编制的 量表（含９９个项目）进行初测，根据初测的数据 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最后确定正式量表。然后， 选取天津市未参加初测的大学生５１ １名对进行项目 分析和筛选后的正式量表（含４１个项目）进行测 试，同时其中２０８名大学生做（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幸福感指 数量表》以获取效标。４周后，对９０名做过正式 量表的被试进行重测，以获取重测信度指标。为保 证学生回答问卷的真实性，被试不在问卷上填写学 号和姓名。 ２－３．３研究工具 自编主观幸福感问卷：共有９９个项目，分为 １０个维度。回答方式为５点量表：１（完全不符合） ～５（完全符合）。

有关幸福的参考文献

有关幸福的参考文献幸福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状态，也是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幸福不是一种简单的感觉或情绪，而是一种综合的心理状态，其包括多个维度和方面。

这些维度涉及到个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通过参考文献的方式，探讨幸福的概念和要素。

幸福是个人主观感受幸福是一个主观感受，只有个人能够体验和感受到，无法用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测量。

Ryff和Singer（2008）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

然而，幸福也是一种相对的状态，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幸福水平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文化中发生变化。

幸福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也意味着，其定义和测量需要考虑到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幸福也是多维度的幸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个人心理、生理、社会等多个方面。

水平（2008）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幸福的五个维度，即生理健康、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心理素质和文化传统。

这五个维度是相互关联的，单一维度的改变会影响到其他维度。

例如，经济状况对个人幸福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物质条件的满足，而是对于个人行动自由的影响。

另外，社会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其指个人在社会中关系的得到的支持和认同。

心理素质包括个人的情绪、自我掌控能力等因素。

文化传统则指对于个人生活方式、信仰和认知的影响。

多个维度的叠加与交互形成了个体的幸福感受。

幸福要素幸福的实现需要多种要素的支持。

影响到个人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心理素质个人的心理素质对幸福有重要的影响。

心理素质包括个人的情绪、思维和行为特征等因素。

积极情绪、自信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等都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外，自我掌控和个人成就感也与幸福相关。

2.社交支持社交支持是个人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调节因素。

社交支持包括个人在家庭、朋友和社区中的社交关系，也包括社会制度对于个人的支持。

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减少负面体验，增加积极体验，增加社会认同感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幸福感。

3.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活条件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物质需求的满足。

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理解

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理解西方文化对幸福有独特的理解，当然也有很多错误的理解。

例如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把物质享受作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当他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异常丰富的时候，他们才幡然醒悟，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幸福。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最大愿望和永恒主题。

不同民族和个体对幸福有不同的认识和体验，人类的历史长河也积累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论述。

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曾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似乎正成为现实。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体验问题——幸福——却凸现出来，让大家不得不正视它。

在对幸福的研究中，西方心理学形成了两大研究流派，即享乐主义幸福观和理性主义幸福观。

前者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感官的痛苦；后者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享乐主义幸福观把幸福等同于愉悦或快乐这一看法由来已久。

亚里斯提卜第一个提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

霍布斯认为快乐在于人类欲望的成功追求。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则认为通过个人对最大快乐和自身利益的追求可以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

享乐主义的幸福观从狭窄地关注身体的愉悦到广泛地关注欲望和自身利益，有许多形式。

享乐主义幸福观倾向于一种广义的快乐概念，主要指幸福是主观的快乐和相对于不幸的幸福体验，包括一切对生活好坏的判断。

快乐可从各种领域的目标成就和价值结果中得到，不过最终着眼点在于快乐，即对愉快的生活感受。

理性主义幸福观认为，主观愉悦并不等于幸福。

幸福不仅指快乐，还在于人类潜能的充分实现，是个体力量和真正本质的实现。

这一流派一般从精神领域、道德领域来定义幸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完善论幸福观的先河。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反思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哲学中完善论幸福观的传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发展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

地方幸福感对军人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的启示论文

地方幸福感对军人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的启示论文地方幸福感对军人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幸福一直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着生命力的话题。

说它古老，因为从古至今，纵观国内外，没有一个文明不在探讨着幸福;说它充满生命力，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都是围绕促进和实现人类幸福展开。

心理学的任务是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的心理行为，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将心理学的最终目标直指使人更加幸福的生活[1]。

所以，有关幸福的心理学研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相关研究也很多，形成了一定的系统体系。

随着军队的发展壮大，有些人也将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拓展到这个特殊的职业，但军人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军人幸福感与地方的不同，这些研究不深，也不成系统。

因此，借鉴地方幸福感的研究对于拓展和促进军人幸福感的研究就很有意义，这将有利于促进军人心理健康，有利于军人作战适应和战斗力的提升。

一、地方幸福感研究进展：整合、拓展和应用一从研究发展过程来看，幸福感研究趋于整合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革命。

第一次是将情绪要素与认知要素的融合，形成了经典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研究;第二次是基于主观幸福感缺乏对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缺陷，形成了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的研究;第三次则是从社会、团体更高的层面关注幸福感，形成了社会幸福感socialwell-being的研究[2]。

而如今，国外已经形成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者整合成为幸福感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

另外，2021年美国心理学家Waterman等融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理论，开创了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EWB的理论研究[3]，大大的推动和拓展了当代幸福感研究。

国内也在跟随国际趋势，做好三个理论的相关本土化研究和整合，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整合出整体幸福感理论，包括人生活的物质经济因素、心理感受和社会氛围等方面;将三个理论与经济学、社会学结合，形成幸福指数理论，用于替代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

幸福感评估技术发展

・交流・幸福感评估技术发展江西医学院教务处 (330006)　苗元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210097)　余嘉元 S onja Lyubomirs指出:尽管每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不同,但大多数人知道自己是幸福还是痛苦[1]。

30多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感的评估方法,评估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系统,从测量到评价,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勾画出幸福感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理念、新的思考、新的技术都促进了当代幸福感评估的深入发展。

一、从分离到统一现代幸福感研究开创伊始,就被两个不同的方向引导。

一个是Bradburn (1969)奠定的幸福感评估的情感取向模式,他认为情感成分包括两个成分,即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并据此编制了情感平衡量表,是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这两个概念进行测查的相对较纯的测试工具。

其认为幸福感是两种相互对立而同等重要的彼此独立的结构成份之间的平衡,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感是两者之间平衡的结果。

即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平衡。

后来Beiser(1974)增加了第三个成份,即反映幸福度的心理素质特征的成份,沿着这种思路与方向,产生了另外一些量表,例如K amman和Flet t(1983)编制的“情感量表2”以及“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另外一个方向--认知取向,源于社会学家对生活满意感的研究,他们把生活满意感视为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从认知角度展开了研究。

认知模式既包括对整体的生活满意的全面评估,也涉及对工作、收入、社交、婚姻的具体方面满意程度的评估,这是在生活质量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对整体满意感的测量最著名的是Diener(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量表”(SWS L)[2]。

更多的研究是分别评定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感,如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居住环境、健康状况等,然后将这些条目的评分相加。

通常情况下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收入、健康、住房,教育、工作、闲暇、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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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s just listed. Detailed review reveals, in fact, that they tend to overlap in emphasizing certain qualities of human wellness. These points of convergence are depicted in the inner circle of Figure 1. The periphery of the figure identifies th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writings from which these features of wellbeing were derived. The key dimensions of this synthetic model of wellbeing are self-acceptanc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autonomy, environmental mastery, purpose in life, and personal growth. 1 have constructed definitions for each dimension, provided in Table 1, by integrating different elements from the guiding theories. Self-acceptance, for example, includes not only the possession of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self, emphasized by Maslow, Rogers, AlIport, and Jahoda, but also the acceptance of one's good and bad qualities, included in thejungian account of individuation, and acceptance of one's past life, described by Erikson as part of the task of ego integrity. Taken together, these six dimensions encompass a breadth of wellness that includes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one's self and one's life, a sense of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 a person, the belief that life is purposeful and meaningful, the possession of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the capacity to manage one's life and the surrounding world effectively, and a sens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extant scientific stud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which measures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re the reigning empirical indicators.^ Conceptual rationales for these criteria are generally l a c k i n g . Studi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bound in research on aging; the lack of theor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emphasis on applied initiatives, with intervention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being of far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 task of
:
DEFINING FEATURESi • • OF WELL-BEING H:
Carol D. Ryff is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n Ag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er research centers o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ts change and stability across adult life, and the factors (experiential and attitudinal) that explain variations in human wellness.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Carol D. Ryf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202 West Johnson St., Madison, WI 53706.
Three literature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articularly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fers numerous depictions of wellness, conceived as progressions of continued growth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hese perspectives include Erikson's model of the stages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Buhler's formulation of basic life tendencies that work toward the fulfillment of life, and Neugarten's descriptions of personality change in adulthood and old age. Clinical psychology also offers multiple formulations of well-being, such as Maslow's conception of self-actualization, Rogers's view of the fully functioning person, Jung's formulation of individuation, and Allport's conception of maturity. Finally, the literature on mental health, although guided largely by absence-of-illness definitions of well-being, includes significant exceptions, such as Jahoda's formulation of positive criteria of mental health and Birren's conception of positive functioning in later life. These perspectives, even in combination, have had little impact 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neglect stems, in part, from a lack of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but it is also due perhaps to the diversity of these characterizations of weliness. What, amidst these lengthy descriptions, ar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One strategy for moving this literature to the empirical arena is to focus on points of convergence in the
CUHRENTDlRECTtONS IN PSYCHOLQGS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ult Life
Carol D. Ryff
Knowledg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istently lags behind knowledge of psychological dysfunction. The imbalance is evident in magnitude of research—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dwarf the literature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and in the meaning of basic terms (e.g., typical usage equates health with the absence of illness). A person is viewed as mentally sound if he or she does not suffer from anxiety, depression, or other forms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atology. This prevailing formulation never gets to the heart of wellness; to do so, we must define mental health as the presence of the positive. To explicate the positive is, however, to grapple with basic values and ideals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These values are no less evident in definitions of human suffering, although consensus in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gative is somehow easier to achieve.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much has been written, with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and outside it, regarding the contour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