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力研究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力研究作者：陈小春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06期摘要：传统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其独有的风貌及价值属性是旅游发展的原生动力。

梳理已有文献，综述对传统村落旅游与旅游驱动力的研究，足见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也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旅游价值。

结合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实例，分析其旅游发展驱动因素，从资源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社会驱动力及行政驱动力五个方面提出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力架构。

关键词：传统村落旅游；旅游驱动力；驱动力因素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6）06-0069-072012年4月，国家四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的《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这是国家组织开展传统村落调查、评选并制定保护发展措施的依据，也明确界定了中国村落富有珍贵历史文化遗存与传统价值，“传统村落”不仅仅是名称的界定，更表明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社会与家庭等多元乡土文化的结晶，是当代旅游需求感知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领地，其良好的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朴实的民风是吸引旅游市场的原生动力，因此，发展传统村落旅游，探索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对发展传统村落生命力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传统村落旅游与旅游驱动力研究综述（一）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国外对传统村落研究主要基于古村落、乡村与文化遗产地两方面，其成果主要包涵五个方面，即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营销（Royo-Vela M2009，Hunter W C2011，Lorenzini E2011），旅游对古村落的影响（Tucher H2001，So-Min Cheong2003，Markey2008，Mbaiwa.T E2011，Ahmad A2013），传统村落的发展模式、影响和解决途径研究（Mitchell C J A1988，Medina L K2003，Ghaderi Z、Henderson J C2012），传统村落旅游社区参与（Kneafsey M2001，Horn C、Simmons D2002，Bennett N2012）[1]。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不同角度对村落进行定义，如乡土建筑、乡土聚落、乡土村落、古村落、历史文化村落、民族村寨、景观村落、生态博物馆、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等等[2]。

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最早推动中国古村落旅游，到90年代，中国古村落旅游兴起。

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古村落价值评价、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旅游客源市场、旅游利益主体与社区参与及村落更新与演变等五个方面。

其主要观点包括：古村落具有旅游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功能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认知价值等（杨桂华2003，李文兵、张宏梅2010，葛雯2013，胡燕2014）。

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开发区、理想区、危险区和保护区四区开发模式（吴文智2002）、古村落景观基因的“点—线—网—面—体”综合保护模式（刘沛林2009）、传统村落发展重视人文保护、建立承包商管理制度、严格管理现代化设施、融合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等开发建议（李斌2014）。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涉及社区居民、地方政府、开发企业和旅游者等多个利益主体（翁时秀、彭华2011，冯淑华2013，陈振华、闫琳2014），等等。

（二）旅游驱动力研究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彭华教授最早提出了旅游驱动力的概念。

“旅游驱动力”一词在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检索中尚未见到。

国外关于旅游发展动力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包含于对旅游资源及其评价、旅游开发、旅游发展、旅游规划等问题的研究之中，90年代以后，主要从系统论角度研究旅游发展动力，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旅游吸引系统要素与动力模型两方面。

Leiper（1995）提出了包括旅游业、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及旅游者五要素的旅游系统结构模型。

Anne-Mette Hjalager（2002）从产业系统、技术系统、调节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四方面提出了旅游业创新及创新知识的传递机制系统模型[3]。

Gunn（2002）提出了包含供给子系统和需求子系统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Tae Gyou Ko（2005）从人类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维度构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

国内学者彭华教授[4][5]最早（1999、2000）对城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动力系统等进行研究。

综合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于旅游驱动力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类型、系统结构、动力模型（彭华1999，钟韵、彭华2003，陈德广2007，年四锋、李东和等2011，张果、曾永明等2014）；城市与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动力机制与案例研究（彭华2000，保继光、龙江智2005，邹统钎，杨军，谢元鲁2006，唐承财，钟全林，叶红，陈志钢2007，邹勇2009，刘名俭，张广海，金丽，韩非，刘涛2010，张树民，韩梅，程金龙2012，刘荣2013）；涉及旅游动力机制视角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要素、旅游市场、旅游产品等研究内容（张朝枝2003年，魏卫2004年，宋子千，余冬林2008年，任瀚2009年，卞显红，杨兴柱2011年，张果，幸岭，蒋素梅2014）。

（三）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动力研究关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动力方面，何建忠[6]（2007）认为当地村民是村落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王宏刚[7]（2006）认为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本之举是构建持久有效的内在动力机制。

认为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的文化部门、研究本土文化的学术界、旅游管理部门、文化产业投资者及经营者、当地民众、当地文艺创作与演出等社会团体是古村落文化保护中的活跃力量。

罗长海，彭震伟[8]（2010）剖析了古村落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生存力量与外部发展动力，其中内在生存力量主要包括宗族力量、村规民约、价值观念、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外部发展动力主要是市场、政府、社会和技术四个服务主体的作用力。

韦东海[9]（2011）针对古村镇游客的调查，确定了24个古村镇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通过实证检查，得出了就餐环境、旅游线路、当地民俗活动、当地文化气息、民俗风情、农耕文化、知名度等文化体验因素是游客更为注重因素。

吴学成等[10]（2014）以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主要由民族村寨的旅游需求子系统、旅游供给子系统、旅游中介子系统以及旅游支持子系统构成。

陈小春[11]（2014）认为大湘西古村落旅游发展动力包括本土文化特色、消费需求、旅游体验价值、多旅游服务主体参与、休闲环境、区域联动发展等六个方面。

二、我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生产生活智慧和民族地域特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是不可再生的遗产资源，也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旅游价值。

结合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实例，本文认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以下内容。

（一）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旅游风貌自2012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并首次开展了全国性的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具备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格局保留传统特色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村落被列入调查对象，2013年各地共上报1.2万余个传统村落。

另据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

对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的向往，既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现实需求，也是旅游市场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共同认知，许多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正逐渐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比如具有“依水、傍湖、沿沟的山地四合院”景观的北京门头沟区的爨底下、灵水村等；具有“人与自然紧密相融的黄土高原风貌”景观的晋陕一带山西李家山村、陕西杨家沟村等；具有“岸柳、石桥、曲巷”的青山古居景观的江西婺源李坑村、晓起村等传统村落群；具有“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意境的安徽宏村、西递村等；具有“家在水边住，船在水上走，人在桥上行”的“小桥、流水、人家”景观的江苏陆巷古村、杨柳村等江南水乡村落；具有“山水美景与人类家园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景观的云南哈尼梯田村寨和广西龙胜侗寨等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等等。

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风貌已成为当前旅游者“休闲度假游”、“乡村景观游”、“摄影写生游”、“文化体验游”等时尚旅游目的地。

（二）社区居民自觉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我国传统村落大都地处偏远的山区，其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经济发展是当地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而针对传统村落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能为当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商机与效益。

第一，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二，通过居民参与旅游，保障了居民的权益，激发了居民自觉参与村落旅游开发、环境保护的意愿。

例如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南大门的天龙村，村民陈云、平坝县建行职工郑汝成及贵阳风情旅行社负责人吴比3人在安顺市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共同投资组建了“天经旅游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四位一体”经营运作模式。

其中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内容包括：直接到旅游公司就业，参与各项节庆活动，销售旅游商品、从事旅游接待，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监督村中财务开支，参与旅游培训、教育等[12]。

在旅游的带动下，天龙村旅游综合收入从2001年的76.8万元增长至2006年的3550.8万元，天龙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005年的2950元增至2012年的8260元。

至2013年天龙村入选由农业部组织开展的“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

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实现了社区、旅游者、旅游村寨等多方共赢[13]，更激发了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三，当地社区、居民在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并由此产生了维护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增强了维护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

比如丽江地区，许多濒临失传的本土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得到复苏，并融入旅游市场得到新生。

如纳西人开发并推出了系列以东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纳西古乐、东巴舞蹈、东巴面具、东巴造纸术等；民间的传统饮食铜窝粉、腊排骨火锅、东巴烤鱼、酥油茶等；打铜、打银、制陶等传统手工业获得新生；衣服、披肩、鞋袜等服饰装饰品独具纳西文化风情。

总之，纳西族传统文化已随着旅游发展而深入纳西族社会生活、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

（三）旅游者追寻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随着旅游者旅游经历的日益增多，旅游经验的日益丰富，旅游消费观念的日益成熟，旅游者对文化需求的日益高涨，一般的乡村观光休闲旅游活动难以满足旅游者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他们更渴望追求多元、个性、休闲、文化等旅游体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