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现状以及应该采取
什么社会措施
11级经济1班张齐圣（110110315）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带来，网络终端成本的降低和信息传输更加便捷，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对立，即民权“至上道德”与法权“最低道德”的对立。
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社会思想道德极度混乱的时期，具体来说，一方面，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客观存在并发生，被新兴网络力量迅速放大，导致的以舆论为主的道德批判价值观被普遍视为网络思想道德的绝对主流。当网民们作为客观的网络客体时，他们用道德的“合理”与“不合理”来评价对一个社会所处理的事件的满意程度。
另一方面，法律的“最低道德”在事实上依然是整个现实社会思想道德状况的主流。众所周知，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的价值体系能够得以存在。诸多漏洞尚且不论，法律订立的本质要求是让不正当获益者以法律的方式对其不正当获益进行限制和禁止。而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狂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理性人”的现实客体，他们对一件事情的评判，必然是集中于对自己利益是否有利有弊的价值判断。
于是，这样一种相对立的思想状况造成了我们如今社会随处可见的一幕：喊口号说意见是个个皆是崇高的“圣人”，做实事下功夫
时大多数都变成了“小人”。
其实，从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角度考虑，这本身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吗？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民权自有和政权稳定之间的对立。而如今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尤其显得引人瞩目？其实和信息的传输有很大的关系。高速便捷的信息通道，能够让人的言语起到更加充分的共鸣和汇聚，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权压力。
但是，纵然这是一个历史性渐进的社会现实现象，但我们却依然能够清晰的发现，我们的政府对这样一种现象的应对的确非常的死板和消极。从盲目沉默媒体到对信息通道的封闭，每一次社会事件的发生和政府的变相静默其实就是一种对政府公信力的挥霍。政府的公信力不是无限存在的，所以终归有一天，当政府的信用被透支光的时候，也就是稳定时期结束的时候。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措施是应对这一形式变化的最佳方案和选择？我不敢妄自菲薄的称是否一定就有这样的方案存在。因为这一问题事实上是全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未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国家和集团甚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颠覆政权的阴谋活动。而这样操作甚至几乎留不下证据。
如何防范这样一种现象，或者如何顺应这样一种趋势，我想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对民权和政权力量的重新安排。政府在国民思想
中将逐渐从一个国家整体的概念变成一个国家代表的概念（也许理论上从启蒙思想时期就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到现在来说，事实上民众思想中政府依然是国家的代表。），然而不同的在于，这里存在两种过度的方式，即被迫过度——政府的公信力被大量透支后的产物，与主动过度——即政府主动开放媒体和舆论的自由限度，同时将官媒和民媒分开，用官媒去营造公信力的同时，将民权思想限制在民媒这一范畴，将新时代的民主力量保持在舆论力量上。
堵不如疏的社会举措，我们在纸上谈着很简单，但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在事实上是从社会角度对公权的一种限制，同时也逼迫公权必须进行严格权利管理制度并且还要能够将权利至于民众监督下，同时对此作出回应。一方面，中国多年的封建思想和社会“人治”思想不允许；另一方面，即得利益集团不允许。
从长期经济收益分析，伴随民权的强大，在公权内部的争夺中，双方中某一方偏向民权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资源必将逐步增大，同时更加有利于在公权争夺中胜出。这样一个过程的递进必将造成未来公权的争夺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所以从长远来看，政府的主动过度是必然的。那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是政府公信力在舆论民权公权争夺中崩溃来的快，还是政府主动过度的趋势来的快。
因此，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做的社会措施很有限同时看似也很风马流不相及。综上分析，最有效的应对当今社会思想现状的措施，是深化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保证政府内部竞争的公平环
境，或者直接一点，便是反腐败和政府自身的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