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

最新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

本节起开始评述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中期兴起于俄国的俄国形式主义；第二个阶段是20、30年代形成于英美的新批评派，50年代后一度称雄美国批评界，并产生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第三个阶段是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直到8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出现。这三个阶段清楚地显示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条发展线索，就是由作者研究走向文本研究，由外在研究转向内在研究。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致力于作家个性、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外在因素的研究，并没有能够恰当地分析、描述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因此必须提倡对文学作品本身形式结构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或文学的“内部”研究，使文学作品外要因素的研究转向文本自身的解释和分析。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方法，体现在两个学术团体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中：一个是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另一个是以雅克布森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这两个学术团体的成员大都是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提出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文学主张时，并没有打出“形式主义”的旗号。“形式主义”是由理论对手“加封”给他们的一个贬义词。后来，人们把这个活跃于1914－1930年间的批评学派统称为“俄国形式主义”。 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词语的复活》，它被誉为俄国形式主义的纲领性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正式诞生。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思潮的发展中，形成几种不同的倾向。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坚决主张文艺的自主性，强烈反对从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来说明文学的演变，坚持从文学本身的规律、从文学形式的演变来说明；勃里克等人则不排斥把形式方法理论与艺术内容的关心相结合的可能性，宣称要建立一门以形式主义原则为核心的新美学；而日尔蒙斯基等则赋予形式主义学派在处理问题和提出重要理论原则上以灵活性。这些不尽相同的倾向显示出形式主义学派极大的包容性。1930年初，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一个学术错误的纪念碑》，正式宣告：“对我来说，形式主义是一条已经走过的路”。这标志着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活动的结束。

一、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学术背景：索绪尔的语言学

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他们的出现与20世纪人文学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从学术背景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俄国形式主义和20世纪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话语范型。

索绪尔1913年去世，他生前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他的学生之间流传。1916年，他的学生把索绪尔三门课程的讲稿整理出版，名为《普通语言学教程》。《普通语言学教程》最富独创性的是归纳并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4项法则: 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组合和纵聚合，以及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方法。

“共时性”和“历时性”。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谓“共时”的研究，是在时间的某个特定点上对语言的结构关系进行考察；所谓“历时”的研究，是考察语言从时间的某一点到其后的某一点所发生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有它的历史范围，也有它当前的结构的属性。研究语言不仅应根据语言的个别部分，历时地研究，而且更应该根据语言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共时地研究。19世纪语言学往往把单个因素从语言结构中抽取出来，进行“历时性”的研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因此强调语言学应该把语言诸因素的各种复杂关系综合起来考察。显然，“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是系统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区别，前者表现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渗透。

“能指”与“所指”。这是指组成语言符号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索绪尔认为，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能指/ 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由谁来规定？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就得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能指 /所指具有不对应性。所谓“不对应性”，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能指/ 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例如，中国人说的“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中国人说的“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由能指/ 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所指并不是预先的明确的存在，不是一个等待着“能指”来“指”代的存在。

“言语”和“语言”。“语言”是社会的、抽象的；“言语”是个人的、具体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就像是下象棋要遵守的抽象规则和惯例，“言语”则是实际上下的一盘一盘的象棋。“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是抽象规则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言语可以无限多样、千差万别，而语言的规则却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的规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属于这种语言系统的任何一句话。言语/ 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其理由是：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索绪尔提出符号中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因为在差不多的人文学科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如：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意识/ 潜意识等）。在文学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文学作品 /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作品/ 生活（洛特曼）；批评/ 诗学（惹奈特）；叙述情节 /叙述语法（托多罗夫）；述本/ 底本（巴尔特）；作品的语言表现/ 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等等。

“横组合”与“纵聚合”。这对概念为词语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全新解释。“横组合”关系，是符号内各成分之间的有顺序的排列，因此，横组合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各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这样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称为“横组合段”。“纵聚合”关系，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的、未得以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又译为“词汇套”）。因为它们是“垂直”展开的，故称“纵聚合”。任何系统构成中必然出现“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两个方面：横组合是系统本身要求的排列，纵聚合是系统内成分的选定。例如写诗，诗行按特殊要求形成横组合，“炼字”则是纵聚合上的运作（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诗行是七言律诗排列的要求，“绿”字是纵聚合上的选择）。要理解一个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只认识横组合段上已依次出现的各个词之间的关系还不够，还必须考察纵聚合轴上“构成每一个说话者语言的内在库存部分”的那些词，因为这些词通过自己的未被选中来促进词的意义的界定。索绪尔提出“横组合”与“纵聚合”这对概念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语句中每个词的意义并不是自足的，而是超春自身之外，在“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结构关系中被确立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彻底摆脱了英美语言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索绪尔指出：“语言学恰恰是一门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可以正面肯定的东西”。这种强调关系而不是实体的思想，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它使人们认识到，语句中的词语只能靠系统内部的关系产生意义，而无须象瑞恰慈和奥格登的理论那样到系统外部去找指涉物。这就是说，“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美国批评理论家詹姆逊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共时方法和时间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中产生了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它以语言学的逻辑“使老问题以新的、未曾预见过的方式重新提出”。（《语言的牢笼·序言》，《语言的牢笼》第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系统、内容即形式、“陌生化”等现代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全新的哲学背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诗歌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变体，是“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的理论，以及作为“陌生化”之心理学基础的“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的对立，都借鉴了索绪尔理论中关于“差异”和“二元对立”的思想，即：在差异中寻求自身，在否定中确立肯定。这样，正如语言学中意义的确定需要同时考虑“在”和“不在”的因素一样，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也必须包括文学和非文学两个方面，“陌生化”也必须要有不陌生为其存在的前提。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诗歌与散文不同的“陌生化”方式，即通过选择改变个别成分的“微观”陌生化，通过组合改变排列顺序的“宏观”陌生化，特别是普罗普的叙事理论中的纵横两个结构层面的理论，都和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有密切关系。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演进不是连续的发展，而是断续的取代的文学史观，也和索绪尔的共时理论中暗含突变的思想十分相似。

二、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理论和话语范型

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文学的自主观、文学的形式观和文学的语言观。他们认为，文学，是独立于主体和社会的的客体存在。研究文学必须从文学本身去寻找构成文学的内在依据，只有文艺的特有规律才能说明艺术的形式和结构，决定文艺品成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性才是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核心。他们把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诗学语言的特殊性。他们不同意所谓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力图用形式来融合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从而把作品中的一切都视为形式，并以此来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构成与演变。文艺作品的一切构成要素，包括程序、风格、体裁，甚至主题、意义等被视为内容的因素都被纳入“形式”概念。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来说，形式是能动自足没有任何相关物的某种完整的东西。形式既指其所包孕的内容，又指其由一系列手法、技巧所构成的自身。因此，形式就成了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的目的之所在，也成为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第一， “文学性”

与索绪尔语言学一样，俄国形式主义者一开始便分离出事物的内在因素，将它们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并对雅可布森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即文学自身的区别性要素，进行系统的考察。什么是“文学性”？简言之，“文学性”是使文学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传统的文学分析企图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分离出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成分（文学的某种最终本质），而是只能在“辨别”的过程中把捉的一种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将批评的注意力转移到作品的形式，并认为诸如语音格律、韵脚节奏之类语言形式的技法，不仅仅是表现意义的手段或媒介，它们本身就构成意义。他们反复强调，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特定题材”、不是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不是“现象虚构”，而是“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形式或“技巧”。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舍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通过诗性语言的陌生化处理，使诗的意义超出并脱离现实生活，诗的技法或形式本身成为意义，诗就是技巧，就是形式的自足体，而不是我们借以感知其他实体的媒介。俄国形式主义尽管没有明确运用“自足文本”这一术语,但这方面的含义已相当清楚了。俄国形式主义成为西方现代批评的开山祖,原因恰在他们提出了一种文本自足论的新的文学观念，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批评视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