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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与省际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检验作者：刘小勇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05期摘要：中国进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对于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认识，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
采用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非参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有所不同。
总体上，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当超过转折点之后，其效应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不显著负向影响。
面板非参数估计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向负向效应转变，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转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关键词：老年人口比重；经济增长；分位数模型；非参数模型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098-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15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大陆26个省份（8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标准，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人口老化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走向人口负债阶段，2015年左右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此后，人口负债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还是在第一代人口红利消失，经济体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还可能享受第二代人口红利[2]，尚无定论，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1 主要观点评述尽管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是各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并不一致，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要先于发展中国家，因而有关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首先以OECD等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
经常账户失衡内在根源：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王佳【摘要】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世界84个国家199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内部视角分析一国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对储蓄投资缺口的影响,并考察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初步的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影响;改进后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本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是少儿抚养比和相对经济增长率对不同组别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治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需要从国内经济因素着手,综合考虑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形成国际所普遍接受的有效解决方法.【期刊名称】《商业研究》【年(卷),期】2017(000)009【总页数】11页(P69-79)【关键词】经常账户失衡;内部视角;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作者】王佳【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10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持续加重(见图1)，失衡集中程度，尤其是逆差集中程度逐渐加深(见图2)，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和面临的重大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政府、居民和企业世界范围内的跨期平滑储蓄投资缺口之和构成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而影响这些部门储蓄投资缺口的因素，也成为影响经常账户失衡关键因素。
基于此，本文从内部视角出发，利用初步回归模型考察政府财政赤字、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等内部因素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通过构建改进后的回归模型，考察政府财政赤字、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本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对全球样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
(一)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双赤字(twin deficits)理论认为提高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也会提高经常账户赤字，但争论较大。
一些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相关性，并且财政赤字可以引发经常项目赤字。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日本情况对比分析作者：马功景王方肖劲松来源：《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2011年第16期许多人一直以来只关注人口数量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
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但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一个国家的人口由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组成。
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社会越容易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因而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越高，社会用于养老金和医药费方面的支出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因而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趋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根据1982年联合国第97届会议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
可见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0岁以上老人比重上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将继续上升，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摘要：论文以 1999—2009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
（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一、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 年的数据已达到 52. 3%，较 1992 年增加 12. 0 1%。
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 2000 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 3. 9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 2000 年的16. 5% 增加到 2008 年的 22. 49% ，年均增长 4. 08% ; 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 年的 15. 65% 增加到 2008 年的21. 6% ，年均增长 4. 76% ; 政府部门储蓄率从 2000 年的 6. 36% 增加到 2008 年的 8. 21% ，年均增长 5. 87% 。
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
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
作者： 张习宁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福州350003
出版物刊名： 金融发展研究
页码： 12-16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1期
主题词： 人口年龄结构 储蓄率 投资率 经常项目
摘要：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解释经常项目差额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研究视角。
东亚国家的典型事实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很可能是可贸易品在围家间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差额受到国内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的显著性影响，经常项目差额与国内投资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少儿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与经常项目差额存在反向关系。
可以推断，中国在人口总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期贸易顺差换得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价值。
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及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黄彩虹;张晓青;陈双双【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7(040)006【摘要】On the basis of the operation status,we explore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demographic age structure on consumption rates and urban-rural consumption disparity using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Empirical test shows that urban consumptionrat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oth youth dependency ratio and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while rural consumption rate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youth dependency ratio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disparit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oth the ratio of urban -rural youth dependency coefficient and the ratio of urban-rural elderly dependency coefficient.A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exists in urban-rural consumption Disparity,and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ontributes to narrow the gap.%在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率与城乡消费差距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时空尺度,建立动态面板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消费率、农村消费率及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率则分别产生负效应和正效应;城乡少儿抚养系数比、城乡老年抚养系数比对城乡消费差距均具有正效应,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空间集聚格局,呈现正的空间依赖性;"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将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总页数】8页(P587-594)【作者】黄彩虹;张晓青;陈双双【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济南 250358;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济南 250358;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济南25035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2-05【相关文献】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经济波动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杨定华; 封文华2.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王翠琴; 李林; 薛惠元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王笳旭4.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张小溪;刘同山5.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刘渝琳;李敬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常账户差额占GDP 比率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经济论坛作者简介：罗丽萍（1985—），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孙华妤（1965—），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经常账户差额占GDP 比率是观察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状态的重要指标。
在不考虑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的情况下，经常账户余额等于贸易差额，即投资与储蓄缺口。
当一国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时，多余的储蓄必然会通过经常账户流向海外，形成外部储蓄，即微观经济主体通过经常账户在世界范围内平滑其消费和投资（Obstfeld&Rogoff ，1995）[1](p244-261)。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的储蓄率，储蓄率会影响经常账户余额和产出，从而可以把人口年龄结构与经常账户占GDP 比率关联起来。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对居民储蓄产生显著影响，一国储蓄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应正相关，从而可以推论劳动年龄人口比率越高的国家储蓄率越高、经常账户占GDP 比率越高；退休和低龄人口抚养比越高，储蓄率越低，经常账户占GDP 比率越低，退休和低龄人口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占GDP 比率负相关。
表1中国人口年龄结构0-14岁人口比例15-59岁人口比例60+人口比例80+人口比例年龄中位数生育率198036.19%56.62%7.18%0.41%21.73.01（1975-80）201517.2%67.6%15.2%1.6%371.55（2010-15）205013.5%50%36.5%8.9%49.61.74（2045-50）210013.4%46.9%39.6%16.5%51.11.81（2095-00）数据来源：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Revi⁃sion ，其中2050和2100年两列为预测值。
我国人口动态特点是低龄人口比率显著下降、退休人口比率显著上升，且低龄人口比率的下降远远超过退休人口比率的上升（如表1），依照生命周期理论，这将使得抚养子女的消费支出减少超过退休者消费的增加，从而储蓄相应增加，同时经常账——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510450）罗丽萍，孙华妤摘要：将低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引入到一个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并结合预防性储蓄动机，在理论上证明了低龄人口抚养比与贸易收支之间正相关的可能性，并通过1989-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贸易差额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低龄人口抚养比与贸易收支之间显著正相关，在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中居于主导地位；高龄人口抚养比与贸易收支负相关，但并不显著。
该结论契合我国贸易顺差的长期持续性。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经常账户；储蓄；抚养比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2-0088-10户占GDP比率上升。
直观上看，这个推断和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现象相吻合。
然而有经验证据表明，我国低龄人口抚养比和消费之间却是负相关的（方福前，2009）[2](p68-82)，即低龄人口抚养比和储蓄是正相关的，这个推断与前述生命周期理论不同。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低龄人口比率的下降和退休人口比率的上升将共同使得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下降。
本文研究发现，虽然我国低龄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是正相关的，但是为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成家花费等储蓄抵消了低龄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下降的影响，推动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上升。
中国居民的消费具有重小轻老的倾向，为了提高低龄人口的质量，劳动人口会压缩当前消费支出，为孩子的将来教育、结婚等进行储蓄。
仅以教育支出为例，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会从15岁以下的10%左右上升至22岁左右20%以上，80%以上的教育支出发生于子女15岁之后的非义务教育阶段（Chouk⁃mane，2014）[3]。
成年后巨额的教育支出会使得父母不得不及早进行储蓄。
此外成年子女结婚、购买汽车和住房等大额支出在中国的传统环境下，大多可获得长辈的资助。
子女不仅在低龄阶段会获得父母的代际转移，直至30岁左右，他们还会获得父母的转移支付。
此后，子女才开始向父母支付正的代际转移。
因此在职者在进行储蓄时，不单单是为自己退休后的消费而储蓄，还要为提高成年子女的生活质量而在孩子低龄时进行储蓄。
当这种为孩子的将来而储蓄的金额超过当期孩子消费支出时，储蓄率与低龄人口抚养比之间就会呈正相关，进而使得经常账户占GDP比率越与低龄人口抚养比之间正相关。
自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保持了23年的顺差。
尤其是2005至2014年间，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那么人口年龄结构是不是可以解释我国的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的这种正向持续性呢？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提出我国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与人口年龄结构关联性问题；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常账户占GDP比重的因果关系；第三部分本文首次将低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引入到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从理论上来论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最先注意到不同年龄段人口经济行为异质性的是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LCH；Modigliani&Brumberg，1954）。
[4](p390-397)该理论认为个体基于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通过储蓄来平滑其消费，工作时的部分收入会储蓄起来，以应对老年时期的消费支出。
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多的国家越容易形成高储蓄，从而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而人口抚养负担高的国家，储蓄率会下降，导致经常账户恶化。
1958年Coale&Hoover[5]从宏观视角出发，提出了抚养比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又称CH假说。
其理论机制为低死亡率和高生育率会导致少儿抚养比提高，从而引发消费上升，储蓄下降，导致经常账户逆差。
CH假说和LCH假说类似，认为抚养比越高、储蓄率越低。
Mason(1988)[6](p113-144)、Collins （1991）[7]、Thornton(2001)[8](p166-170)的实证研究支持了CH假说：Modigliani&Cao(2004)[9](p145-170)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LCH假说，他们发现我国1953-2000年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Kim&Lee(2007)[10]以LCH和CH为基础，利用东亚10国1981-2003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后得出结论：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会显著降低储蓄率并恶化经常项目。
Lee et al.(2000)[11](p194-122)，Domeij (2006)[12](p1013-1032)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LCH假说。
也有一部分实证结果与LCH假说是相悖的，例如，Ram（1982）[13]认为发展中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没有显著的负影响，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分析是不合理的。
Diamond（1965）[14](p1126-1150)提出的交叠世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OLG)将抚养比储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转变为动态，使得人口结构的异质性和发展趋势进入了经常账户长期决定模型。
Henriksen(2002)[15]的两国OLG模型和Feroli (2003)[16]建立的多期、多区域模型都表明抚养比较低的国家会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和出口倾向从而形成经常账户顺差。
Higgins（1998）[17](p343-386)在OLG模型的基础上通过100个国家面板数据发现高的少儿抚养比与贸易赤字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人口抚养比与经常账户余额间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但是保罗.舒尔茨(2005)[18](p991-1018)利用同样的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的结论却是人口年龄结构只能解释亚洲储蓄率的10%。
上述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关系的国际研究表明，理论上劳动年龄人口与储蓄率是正相关的，劳动年龄人口越少，即抚养比越高，劳动力的负担越大，其消费越多，储蓄越少，储蓄与投资缺口越小，经常账户越倾向于逆差。
王言仁（2003）[19](p3-9)对中国1978-2002年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发现，抚养比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钟水映，李魁（2010）[20](p34-39)对1986-2007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抚养比下降使储蓄率上升，是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原因。
朱超，张林杰（2012）[21](p30-44)通过亚洲38个经济体1989-2008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效应尤其是高龄人口抚养比能够显著解释经常账户或国际资本流动。
而低龄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只有微弱的正的影响，且显著程度不高。
汪伟(2012)[22](p26-37)，李明（2013）[23](p1-16)通过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人口结构变化与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均认为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会降低储蓄率从而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负向影响。
已有的理论都承认储蓄率（进而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老年和少儿抚养比负相关，但在实证结果上，虽然目前我国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收支之间关联性的研究结果大都支持生命周期假说，但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和经常账户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其可能原因之一是数据选取与计量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现有文献存在理论的欠缺。
基于前述所有理论文献，我们发现无论是生命周期理论还是世代交叠理论关于低龄人口抚养比的论述都没有考虑到孩子质与量的替代。
Becker (1973)[24](p279-288)引入“孩子质量”这一概念，指出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互相影响，产生替代性，当孩子数量下降时，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上升，提高孩子的质量。
结合中国崇尚教育、“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为孩子教育而储蓄有强烈的现实性。
此外，已有理论文献只考虑了从养老、医疗等因素所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忽略了父母为提高成年子女的生活质量，也会提早进行储蓄这一事实。
低龄人口被界定为15岁以下人口，而事实上并非低龄人口一旦超过15岁，就成为了一个经济独立的个体。
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绝大多数由父母全额支付，这使得父母不得不早早为未成年子女未来的教育进行储蓄。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在成年子女步入社会，父母仍然会对子女的婚姻、住房等进行补贴，这都要求父母提前进行储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