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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观念的变化历史这么多年，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观念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社会取代旧社会，我们用一部《婚姻法》埋葬了包办婚姻；1950年的婚姻法是一场观念与制度的革命。
“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1943年因一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
它讲的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最终斗争胜利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但遭到小二黑父亲二诸葛、小芹母亲三仙姑的强烈反对。
小二黑和小芹，作为作者笔下新型农民的典型，懂得据理抗争，最后在党和区政府的支持下——区长给三仙姑“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和小二黑结婚完全合法”，这对情侣获得了胜利，终成眷属。
实际上当初赵树理写这个故事，是他在辽县农村搞调研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受到双方父母的阻挠，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剧故事。
被打动的小说家虚构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局，旨在借这个故事反映“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
在当时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并不乐观，各种陈规陋习依然在社会上肆虐。
那个时代，父母包办婚姻为主，所以，1950年的婚姻法实际上是政府教年轻人如何自由恋爱。
鱼雁传情、简陋婚宴（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年代，人们婚姻自由，但婚姻观却是很简单质朴，纯洁理想型的，经历过抗美援朝等战争的洗礼，成熟沉稳，简简单单。
结婚时拜的都是毛主席，婚礼被谆谆告诫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幸福像花儿一样》这部充满浪漫色彩的红色电视剧，在捧红孙俪、邓超、殷桃等演员的同时，也让我们体验了七八十年代那个特殊时代的爱情与婚姻。
从电视剧的一些片段、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婚姻需要向上级请示、批准后方可谈恋爱，结婚，政治色彩较重。
片中的主人公林彬、杜鹃虽然两情相悦，但最终却没有走到一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谈恋爱还要打报告的不自由，阻碍了他们爱情前进的脚步。
2024年第1期（总第373期）The Family Education of China实践探索亲子互动中的“策略型民主”：“80后”父母的教养实践探索*周新成摘要：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与家庭转型过程中，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父母在家庭教养实践中逐渐抛弃传统专断权威型亲子互动模式，积极探索形成了“策略型民主”亲子互动模式。
在明确的教养目标指引下，父母既保持基础权威，又通过民主沟通方式推动子女“成人成才，争先培优”。
亲代教育、父职参与、夫妻协作、家校协作以及市场化的教育服务补充是此种亲子互动模式的实践基础。
教育竞争卷入与教养责任的家庭化、对传统教养模式的反思以及家庭情感性面向的增强、数字社会背景下与智能手机“争夺”孩子是此种亲子互动模式成为一种理想教养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理想教养模式”背后，教养责任的家庭化、教养的过度精细化与去公共化问题，值得重视。
关键词：亲子互动教养实践策略型民主 “80后”父母教育去公共化作者简介：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1）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压缩式的现代化”。
从家庭层面来说，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发生了快速转型。
[1][2]一方面，“80后”亲历了社会结构与观念体系的巨大变迁。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悄然迈入“文凭社会”，教育对于家庭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许多“80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切身经历与体会更让他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的教育意识普遍觉醒。
物质的相对丰裕、家庭的少子化发展、社会整体的观收稿日期：2023-12-1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21CSH030）阶段性成果。
念变迁也让他们加大了对子女的资源投入，推动了养育模式的变化。
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使得青少年成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青少年的社会化路径被重构。
美国消费主义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
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世界工业生产比１８５０～１８７０年间增加了两倍。
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犹为引人注目。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３０％，居世界第一位。
１８５９～１８９９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１８．８亿美元增长到１１４．０７亿美元。
（杨魁、董雅丽著《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９１页）这一时期美国的铁路发展也十分迅速，１８５０年铁路线达９０２１英里，居世界第一位。
到１８９０年，美国的铁路线已达２０．８２英里。
“美国的经济已经作好了飞跃的准备。
”（同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商业化的农业生产在美国出现，电气工业同时兴起，大公司大企业随着产生。
这是现代消费主义在美国产生的经济基础。
美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因素按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是“幻觉剂哄动”取代了新教伦理。
新生活方式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从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中”，我们可以看出变化。
（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５月版第１０２页）“经济冲动”代替了“宗教冲动”，换句通俗的话说：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
美国当时上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家庭主妇”的消费就是一个例子。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家庭里，男子挣钱养家，女子自然管起家事。
大家都期望如此，富裕的家庭也的确是这么安排的。
一部分人越来越富，阶级差别于是形成。
区分阶级的方式之一是看妇女的衣着。
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要保持上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非常要紧。
环球智库019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妇女生活的变化郑彩云（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摘 要：美国妇女生活在五十年代发生了反常的变化，五十年代前的美国妇女走出家庭，摆脱传统妇女形象，享受着独立和自由，走在通往经济等的解放道路上；五十年代的美国妇女，一反常态，女子结婚的年龄越来越低，生育率大大提高，教育和就业率也发生大变化，公众倡导妇女回归家庭，大量妇女成为传统家庭主妇；五十年代，美国妇女生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五十年代；美国；妇女生活；变化在美国传统的观念之中，妇女的地位较低，其活动范围长期以来被限制在家庭之内，较少参与到政治、经济等涉外活动，妇女在西进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学者对其研究往往忽略。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妇女运动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社会关注妇女问题，号召妇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对这一时期妇女的关注也仅仅局限于妇女选举权运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新社会史开始兴起，它的分支妇女史在妇女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关于妇女的婚姻、教育、就业等问题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然而，在这两次兴起的妇女运动之间，妇女的社会地位出现过倒行逆施，在二战后的十几年间，妇女运动有短暂的停歇，这对妇女的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五十年代前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五十年代前，美国妇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在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地位都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大量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工作场所，在经济方面取得独立，早在1920年，美国妇女就取得了选举权。
大概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妇女就开始了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逐渐获得财产权、子女监护权、离婚权、选举权、性自由权、生养权、经济权等权利。
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出现了安妮·哈钦森这样倡导自由的女性人物，美国建国以后，伊丽莎白·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一些女性代表开始意识到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
美国精神分析：历史及其现状作者：耶鲁大学… 文章来源：西安大康心理保健院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开业的精神分析家，是耶鲁大学临床医学方面的副教授，每星期有50个小时来接待病人。
在我所属的专业组织中，在国家的水平上我是十分活跃的。
而我最初所受的训练是精神病学——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医学博士。
介绍一下精神分析是什么:第一, 一种治疗技术，是针对那些非精神病性的心理疾病的患者的。
由于治疗的困难，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躁郁症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通常不用精神分析来治疗。
第二，一种研究技术：由于治疗技术的独有的特性(这点我稍后将会详细讨论到)它能够达到心理的一定的层面，这是其他技术，甚至于那些内省的技术也达不到的。
精神分析能够深入地了解、洞察精神疾病的某些方面（尤其那些有意义的方面），并且可以更好的了解精神—脑的机能。
第三，一种心理理论：讨论精神在健康和病态两种情形下如何运作。
精神分析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写下了30多本书，无数的文章并与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通信。
除了关于心理分析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论文之外，他还写了关于团体行为、人类环境、语言、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和他自己对于早期历史的看法。
他在文学写作上是个非同一般的多才多艺之人，并且荣获了“歌德文学奖”。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的一个十分简短的概要。
在1895年，弗洛伊德写了《科学心理学大纲》一书，意在为他从精神分析工作中获得的发现在神经学上寻找一定的基础。
但是因为对大脑的研究得到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他就放弃了。
在他逝世是十一年后，也就是直到1950年，那本叫《科学心理学大纲》的书才被出版。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伴随着源于神经化学和神经成像的知识的数量的增长，神经方面的科学家已经转向于“大纲”这个方向。
在弗洛伊德首次完成他的那些理论一个世纪之后，神经学家已经能够接受弗洛伊德的许多观点。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心理模型—心理地形模型，出现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蕴含着太多的意义和情感。
从 1978 年到 2018 年，这四十年的时间，犹如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变之旅，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回首改革开放之初，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匮乏。
人们的穿着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绿、灰，款式单调；饮食方面，能吃饱就已经是一种满足，更别谈什么丰富多样；住房条件也十分简陋，很多家庭几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出行基本靠走，自行车都是稀罕物件。
然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蓬勃发展，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如今，我们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
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穿着上，不再是单一的色彩和款式，时尚、个性成为了人们的追求，各种品牌、风格的服装让人目不暇接。
饮食方面，不再局限于温饱，而是更加注重营养和健康，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能在我们的餐桌上找到。
住房条件也有了质的飞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小区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
出行变得越来越便捷，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高铁、飞机让人们的出行更加高效和舒适。
科技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亮点。
过去，通信基本靠写信和发电报，打个长途电话都很困难。
现在，手机已经普及，网络覆盖了城乡，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亲朋好友视频通话，获取各种信息。
电子商务的兴起，让购物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的商品。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人们日常衣食住行也一天天好转，“步步迈进了小康的美好岁月。
我们这个小镇也和全国一样，历经了这一段由穷到富的难忘历程。
无论从衣食住行哪个方面中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年的砥砺奋进，让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了一个强国。
40年的奋发拼搏，让中国从贫穷到富有。
40年的朝气蓬勃，让中国改变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一、穿着的变化穿衣朴素，真诚善良是中国人的自古以来的品质。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穿衣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中国人民还都是穿着棉麻布的上衣，所有的衣形没有什么太大的的区别，裤子也都是统一的棉麻裤，所有人几乎都是统一的着装。
衣服颜色也都是大同小异。
每个人都透露着一股质朴的气息。
四十年改变了我们的穿衣风格，现如今人们的穿衣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款式。
人们更多的追求是时尚，让人赏心悦目。
现在各种高大上的商场，琳琅满目的衣服，真的是足够的吸引人的眼球。
二、食物的变化记得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在七十年代左右还都是吃了窝窝头、玉米面、红薯粥。
我记得原来常常听他们说那个年代能吃饱饭都已经够好了，有的人连吃的东西都没有甚至还有许多饿死的人。
当时温饱都是一个问题。
记得后来还吃过窝窝头可是都是一些精细的面粉做出来的，我的爷爷说现在再也吃不出来当年的味道了。
记得父母那一辈的人都是家里有好多的兄弟姐妹，每当吃饭的时候都是一大家人围绕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吃一顿饭就像是打仗一样。
父母跟我说那时候吃饭的桌子都是那种木制的小方桌。
现在一些农村家庭有的还在使用。
凳子也是木制小板凳，大家挤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好不热闹。
四十年是一代人的变迁，现在的家庭家里都是一个两个孩子，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不在只是追求温饱，而是开始追求吃的是不是够营养。
是不是足够的美味。
吃饭的环境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当有个朋友聚会，家庭聚餐，商务谈判等各种饭局都开始到各种高档次的额饭店就餐。
改革开放四十年家乡变化调研报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变化，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地之一，我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次报告就是对家乡变化的一次调研报告。
一、经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家乡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里，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乡村经济和农村市场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现在，我的家乡已经建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农业生产到食品加工，再到销售和服务，供应链已经完善。
据调查，我家乡的第一产业（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也在不断地壮大。
现在，我家乡已经有了多个以苹果、核桃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种植和生产基地，其中以苹果产业最为突出。
此外，工业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不仅有医药、建材、制衣等传统行业，也逐渐发展出了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和项目。
服务业也在蓬勃发展，旅游业、文化创意、教育培训、家政服务等行业开始进入了家乡。
二、社会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变化也非常明显。
在家乡，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各种趋势加速着社会的转型。
随着经济的繁荣，家乡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城镇化率逐渐升高，市区有更多楼房建了起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火车站和高速公路，所以跟外界的联系也愈加紧密。
此外，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普及了知识。
教育普及率提高，孩子们的接受教育的门槛降低，家庭教育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学习条件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乡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电影、文学等等都有着自己的圈子。
这些改变也使得家乡的居民思想更加开放，体验更加多样，交流也更加广泛。
三、环境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乡的环境也随着时间改变了。
深度开发带来的是巨大的环境压力，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日渐严重，形成的垃圾和尾气等对环境质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美国社会的移民同化与文化多元化美国社会的移民同化与文化多元化【作者】张薇薇内容提要：美国是一个基本上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其文化发展史就是移民不断涌入、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的历史。
从早期殖民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移民潮或急或缓，始终没有间断过。
“美国人”这个概念是随着美国诞生而产生的。
如今，美国的疆界已定，而美国人的定义难写。
究其原因，就在于其移民来源的复杂性及其文化的多元性。
本文就美国社会的移民同化与文化多元化理论作简单介绍，或许对国内研究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文化有所启发。
关键词：移民同化盎格鲁化熔炉模式文化多元化（一）美国最初主要由白人中的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 ）新教教徒组成，它吸收了4100多万不同来源的移民及其后代，并把他们熔结成现在的美国人。
在解释美国的民族性时，有三种意识形态或概念化模式竞相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盎格鲁化模式（Anglo-comformity）、熔炉模式（melting pot）和文化多元化模式（cultural pluralism ）。
这些模式服务于不同时代并经常同时作为“描述模式”（descriptivemodels）和“目标模式”（goal models）来解释“已发生的事”和“要发生的事”〔1〕。
下文将首先对盎格鲁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作简要介绍。
（二）1607年，第一批英国合同工共104人，从英格兰出发，在美洲的弗吉尼亚海岸登陆。
最后存活下来的人建造了一个固定的居所—Jamestown.Jamestown的成功吸引、鼓舞着欧洲这个旧世界里的人们，而随后实施的劳力合同制（indentured labour system）使得更多的英国人能够去美洲。
1620年，为逃避在英格兰受到的宗教迫害，the Pilgrim Fathers（朝圣者）乘“五月花”号轮船跨越大西洋，作为永久居民，而不是合同工人，来到新大陆。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聚居点—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
美国四十年家庭观念的变化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Thornton et al.对“家庭是否正在衰亡”的讨论已经旷日持久，近几十年来家庭行为和态度的重大变化使这一争论再次成为焦点。
一方面，有学者把这些变化解释为家庭衰落和解体的象征，认为这对个人和社会不利。
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家庭只不过是在变迁，而不是衰落，认为那些变化既可以视为有利，也可以视为有弊，或兼而有之。
当然，很难评判谁是谁非，因为“家庭衰亡”本身就是一种很难进行衡量的象征性说法，评价它的好坏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观。
这些争论反映了美国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变迁，本文对此进行了记录。
我们关注于公众态度在具体家庭问题上的变化，在自由、宽容、平等普遍议题方面的变化，以及婚姻和家庭角色在人类行动和关系视野中的变化。
不评价这些变化是否象征了家庭的衰亡或者兴盛，也不评价它们的好坏。
一、方法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五项大规模的调查：探测未来研究（Monitoring the Future）、社会综合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父母和孩子代际的定组研究（the Intergeneration Panel Study of Parents and Children）、全国家庭与户的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和国际社会科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ject）的美国子项目。
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美国家庭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变迁的广泛的各种指标。
每一项调查都跨越了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其中两项有90年代晚期的信息。
有的还有更早的信息，这使我们考察近年来的变化有了分析的历史背景。
因为这五项调查各具特色，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所以每项调查研究得出的家庭观念趋势并不总是一致的。
另外，因为资料只包括了过去四十年，最主要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的资料，只局限于一定历史时期内，所以它们无法说明1960年以前的趋势。
因而，根据这些资料并不能辨别出过去四十年的趋势到底是早期趋势的延续，还是重大新趋势的开始，或者是对早期模式的重返。
同时，尽管概念相似、而且分类相同，但在不同调查究项目中，问题的措词通常有较大区别。
这就使不同调查间的项目比较十分困难，因为问题措词、回答代码、以及备选项之间的细微差别却会引起回答分布的显著变化。
因而，本文的研究主要限于同一项调查中的相同项目随时间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二、结论性别角色五项调查的资料表明，与男女平等相关的态度和观念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男性和女性都明显地更为积极地看待和评价决策制定权的平等、妇女参与承担原来的男性角色以及母亲就业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
事实上，从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这种平等倾向就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部分性别角色领域都持平等态度了。
五项研究还表明，人们的态度和观念在90年代中期比80年代中期更为平等。
研究结果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着一个历史趋势，即人们越来越认可平等决策权，越来越不认可男女性别角色隔离，越来越认同母亲就业有益于孩子和家庭的发展。
有趣的是，争取妇女平等地位的巨大趋势，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后半期在90年代后期却趋缓下来，呈现平稳状态。
然而，这种表面的平稳状态出现在延续了几十年的巨大平等主义趋势之后，由该趋势造成的当前平等主义水平已明显高于20世纪中期。
结婚1957－1976年美国人的生活在结婚方面存在一个显著趋势，即对单身持消极态度的人明显减少，对结婚持消极态度的人数增加，视结婚为束缚的论点也越来越多。
到80年代中期，要求晚婚的倾向一直延续下来，但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却有所改变。
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不同的调查题目、性别、代际和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一个广泛的、一致的倾向。
代际定组研究中对母亲的调查表明，人们在1993年比1985年更不同意“结婚的人更幸福”和“结婚比独身好”的说法，更赞同“几乎没有好的婚姻”和“单身更好”的观点。
对孩子的调查却呈现出越来越不赞同“单身比结婚更好”的趋势。
1980年，23% 的女儿和34%的儿子赞同单身，但到1985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4%和20%，到1993年这两个比例只有11% 和12%了。
母亲和孩子在看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可能正好反映了孩子在18岁到31岁这个阶段正在走向成熟，正值结婚论嫁的年龄。
孩子对单身的认同度到1993年下降到几乎与他们母亲在相同年龄时对单身的认同度一样。
国际社会科学课题调查表明，1988年有15％的女性和11％的男性不同意结婚更幸福，到1994年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22％和17％。
探测未来研究对结婚更幸福问题的调查却有不同结论。
女高中生对该问题的回答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晚期非常相似，认同婚姻的重要性、希望结婚的总数保持稳定。
男高中生更不同意“结婚的人更幸福”，但也更不赞同“90年代晚期比80年代中期更少有好的婚姻”。
虽然最近在对结婚的态度、偏好、期望方面没有明显的一致趋势，但对理想的结婚时间的看法却相对有明显的趋势。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越来越多的高三学生认为，应该把结婚推迟到高中毕业至少五年以后。
这些资料表明，如果美国年轻人的行为与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相一致的话，近来结婚率的下降就可能反映的是结婚的预期年龄上升，而不是要求终身独身的人增多，说明晚婚的人可能比不结婚的人增加得快得多。
然而，婚姻自主性的增强和婚龄的推迟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不结婚的人数增加。
离婚近来，关于离婚的态度倾向和对婚姻本身的态度一样呈现出混合模式。
代际定组研究显示，从1962年到1977年母亲越来越赞同离婚。
然而，实际上对此问题直到80年代也没有什么特殊变化，并一直平稳地持续到了90年代。
五项研究中，只有全国家庭与户的调查进行了大规模的截面调查，测量了成年人对“婚姻是一种终身关系，除非极端情况，不应该结束（终身婚姻）”的回答。
赞成离婚的被访者人数从1987年到1992年都很稳定。
定组研究中对孩子们的调查显示，从1985年到1993年出现了越来越接受“离婚通常是一对夫妇不能解决婚姻问题时最好的选择（最好离婚）”的倾向。
然而，该调查为年轻人设计的其他离婚问题中并没有出现一致的趋势。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认为“最好离婚”的倾向更多的是一种生命周期现象，而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随着从23岁到31岁的成熟，这些年轻人可能更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会比青春期时更看重离婚的成本和收益比。
探测未来研究的资料表明，这些年对婚姻的乐观态度呈略微下降的趋势。
对婚姻的乐观态度在稳定地持续了10年后，坚持一生只与一个人维持婚姻的女中学生在80年代后期略（4%-5%）有下降。
但在参与研究的男生中并没有出现这种倾。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关于离婚问题的任何议题都没有出现大规模或者普遍性的变化趋势，尽管部分人群在特定方面可能存在细微变化。
尽管近年来对离婚的态度基本上稳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稳定是建立在一种高度接受离婚的基础之上的。
例如，代际定组研究显示，五分之四的年轻人表示离婚是可接受的，即使有孩子。
而Inglehart（1997）认为，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离婚总是不对的。
但同时，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认为婚姻是终身的，除非极端情况不能结束。
一些人仍然认为，孩子与双亲在一起更好，离婚可能给孩子造成重大问题。
因而，只有五分之二的年轻人认为“离婚通常是一对夫妇不能解决他们婚姻问题时最好的选择（离婚最好）”。
人们对待离婚的两难心态也反映在如下事实：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为离婚设置障碍，让离婚变得更加困难，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认为离婚应该更容易，该分歧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
许多州考虑修改他们的无过失离婚法律，至少有两个州通过了允许人们选择一种新的婚姻形式的法律，即“契约婚姻（covenant marriage）”，这种婚姻要进行婚前法律商议，使离婚变得困难，即使人们后来决定结束这种关系（Wardle，1999）。
199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美国人支持契约婚姻，认为应该提供这种制度供人选择。
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自己愿意考虑这种选择。
婚前性行为人们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在70年代比60年代早期和中期要宽松得多。
社会综合调查资料表明，认为婚前性行为总是或者几乎总是错误的美国成人，在70年代后期持续下降。
到80年代中期，只有五分之二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认为男女婚前有性关系总是或者几乎总是错误的。
这段时期中的青少年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从1986年开始，社会综合调查开始询问人们对待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当性的参照对象是青少年时，认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人数就显著增加，大约占80%的男性和90%的女性。
而且该趋势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没有变化。
然而，全国家庭与户的调查却有不同发现。
该项调查将问题设置在有强烈爱意的18岁未婚青年之间，并将回答方式设置为“您认为是否正确”。
结果发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男性被访者中出现了从“不同意”到“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的趋势。
而女性被访者中不仅出现了远离“不同意”的趋势，而且稍有偏向表示“同意这种情况下的性行为是正当的”。
而全国男青年调查却出现不同趋势，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参加调查的男性青少年表现出了对婚前性行为持更保守的态度。
1985到1995年间，从不接受婚前性行为或者只在双方打算结婚时才可以的青少年的百分比从20％增加到29％。
全国男青年调查显示出更加保守的趋势，全国家庭与户的调查出现更不保守的趋势，而社会综合调查显示没有什么变化，但三种资料来源表现出不同趋势的原因并不清楚。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是像参加全国男青年调查那样，年轻人的新一代的态度和行为确实会更加保守。
另一种可能性是近年来感情越来越被当作未婚青年性关系合法化的条件，这可能是导致全国家庭与户调查中保守态度减少的一个因素。
无论如何，不同资料的差异，使要得出近年来的普遍趋势的发展方向和范围的一致结论，甚至是一点结论都是很困难的。
非婚同居在美国，非婚同居在60年代极其有限，但最近几十年它在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中急剧增加。
早在70年代中期，特别是年轻人对这种生活态度持很接受的态度。
例如，70年代中期，一多半高三学生认为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不结婚而居住在一起是“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影响到别人”，而且另外几乎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同居人们正在“体验一种值得选择的生活方式”。
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非婚同居“破坏社会”或者“违背了人类道德的基本准则”。
三分之一的高三女生和将近一半的高三男生认为婚前同居通常是一个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