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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重法：莫让史料实证“误入歧途”作者：霍林来源：《教书育人·教师新概念》2019年第01期[摘要] 史料实证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深受广大中学教师的青睐。
但在史料教学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史料无效、孤证定说、史论脱节等无效论证的现象。
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历史学习与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
本文对历史教学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史料的价值，谈一些浅显的看法，以便更好地践行学科核心素养教育。
[关键词]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无效论证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历史教学的本质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传播正确的人生价值和历史意识。
而要真正地实现“还原历史真相”，就离不开对史料的细心甄别与深层研究。
因此，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五大要素之一的“史料实证”，深受广大中学教师的青睐。
但这其中也出现了史料无效、孤证定说、史论脱节等无效论证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或多或少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历史去哪儿了：无效论证的主要表现1.史料无效首都师范大学叶小兵教授认为：“对史实的推理和论证必须依据可靠的史料作为证据，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建构正确的历史认识。
”为了教学需要，教师引用一些无明确作者或出处，甚至是经过加工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当作史料，更有甚者干脆自创史料，这都背离了历史教学的真实性。
另外选用一些来自非正史或行文缺乏学术规范的史料，其权威性将大打折扣，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学的效度与信度。
2.孤证定说受课堂容量和手头资料的制约，自身素养的不足，一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习惯用一则或几则史料推导出一个历史结论，大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之嫌，这是典型的“孤证而立”。
胡适先生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台湾学者杜维运也指出“惟孤证必不可得结论，凭孤证得结论，与凭臆度，相去几希”。
孤证定说、孤证而立的治史方法表面上看论证简洁、思路清晰，实则论证过程牵强附会、硬伤颇多，不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求证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读傅斯年先生《史料论略及其他》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人，是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这次读傅斯年先生的《史料论略及其他》一书，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
本书分成15个部分，各部分长短不一，差距也比较大，此处就不一一列出。
读了本书后，实在觉得一点都不轻松。
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所限，加上之前读书报告没搞清要求，结果做了无用功；另外就是书中内容确是比较庞杂，读来总感觉自己仅能够肤浅理解，得不到书中的要旨。
还有应该坦白，读本书时，并没有全部阅读完，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了几个部分来读。
其中兴趣较大并且比较侧重阅读的是关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观点。
不管怎样，还当说出自己读书后的浅薄认识。
傅斯年先生作为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历史观，注重对史料的研究，他对古代史料的考证、收集与整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部分中他就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
著史多多少少带点古史、中史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领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
在这儿他就很明确的提出了“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
这儿就可以看出傅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
要深刻的理解傅先生这句话，首先还是要对史料学有一些了解。
史料学是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可以说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
史料是建筑历史这座大楼的材料，这座大楼坚固与否，与史料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史料的真实性。
但是史料本身只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现象，并不是历史的本质，所以要追求历史的本真就得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
在对史料的处理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对史料进行对比。
傅斯年先生在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的注重和强调，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影响显著。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这三位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
在确定主题后，我们开始搜集相关资料。
傅斯年的著作《史学方法论》和《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代蒙古史略》等，以及兰克史学的代表作品如《教会与帝国：拜占庭历史探究》等。
同时，我们还查阅了相关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三位史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一个详细的大纲。
首先介绍了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背景和主要观点，然后分别分析了他们在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贡献。
对三位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共同点和差异。
大纲完成后，我们开始编写正文。
介绍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着重强调了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接着，分析了陈寅恪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探讨了他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对文化视角的和对口头史料的运用。
阐述了兰克史学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并讨论了其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影响。
在总结时，我们认为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具有独特的贡献，对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三位史学家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但都共同致力于建立科学的、多元的史学研究体系，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尽管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都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例如，傅斯年的“科学史学”观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陈寅恪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兰克史学的理论框架是否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思考和探讨。
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他们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学术评论・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3张太原内容提要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
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
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
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
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
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关键词 史料 历史 傅斯年 人物研究精英人物的研究,即使在非英雄史观的指导下,也曾长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亮点,但是近年来已大不如从前。
这一方面是由于史学潮流的变化,比如社会下层史研究受到普遍青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精英人物已研究得较为“充分”,很难再有涉足的空间。
不过,史学潮流的变化也促使人物研究发生了变化,在应对挑战中,新的契机不断出现。
以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为例,不但比原来有新进展,而且展现了人物研究的新视野。
其中,所显露的变化或许能昭示未来的史学研究指向。
一、以新材料揭示新问题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①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3①本文最初是作者在聊城大学期间申请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CZS011)的阶段性成果。
在修改完善过程中,承蒙《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一些学者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页。
2010年第2期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摘要：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
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
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
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纯求客观；史料学，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观点之间自相矛盾；二是其史学主张与自身的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首先，我们来看其史学观点中的矛盾性。
傅斯年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把“史学”与“史料学”等同起来，明确提出了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傅斯年1928年为史语所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提到。
如“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明确表达了区别于以致用为目的的“伦理家”和“文章家”而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
又如，傅氏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史料学研究方法，明言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推论是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里，傅斯年再次表达了与史观论决绝的态度。
再如，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又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强调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表达了对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情绪。
由此看来，傅斯年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史学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傅斯年在大约同时和以后的一些言论中又表达出对“著史”、“疏通”和“推论”事实上的赞同。
世界史中教史料教学浅谈-教育论文世界史中教史料教学浅谈祝凯歌，陈素娟（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在当前世界史学科史料意识亟待加强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借鉴中国史学科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构建世界史史料学体系，在世界史史料学课程中通过史料来源讲述、史料可靠性分析、史料价值分析、史料思想性分析、史料利用方法传授等践行世界史史料学的基本任务，从而为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关键词：世界史；史料学；教学实际；史料分析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9—0053—03基金项目：淮北师范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史料研读与历史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编号：800604#。
陈素娟（1979—），女，安徽铜陵人。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西欧中古史。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史料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研究史料概念、史料源流、史料分类、史料价值和史料应用方法的一门学科。
其中，史料概念和史料分类是基础，也是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只有掌握了这个前提，才能为史料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文拟就世界史史料分类问题谈一些浅显的看法，并对世界史史料学课程的构建提出建议。
一、世界史学科史料意识亟待加强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学术的传播，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兴起。
但真正的学科建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世界史研究机构的建立、世界史学科规范的建立等方面。
虽然成果丰硕，但是，在史料学建设方面却一直滞后于其他学科，其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史学科属于新兴学科。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就史料而言，世界史学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原始档案与基本文献的严重不足，在国别史（尤其是非大国）、专题史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第二，对史料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注意收集和利用史料；第三，因受外语水平或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对史料解读能力差，或者缺乏基本的判断、甄别与选择；第四，基本史料尚未掌握便贸然得出一些结论，尤其是一些猜测性的、夸大性的结论。
一、傅斯年与“史语所”(一)“史语所”的创办背景上世纪20年代初以安阳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突出代表的原始文献的发掘、发现，让中国学界激动不已。
傅斯年在《公文档案管理法》中指出：“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皆为当时之案牍也！”[1]即在傅斯年看来，考古学上发现的四大原始文献，大多是古代和近代档案文献，因此也可称之为档案学四大发现。
然而由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无能，西方列强毁坏、废弃、倒卖、掠夺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傅斯年对此深感遗憾，义愤填膺。
他说：“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2]在扼腕叹息、愤慨之余，傅斯年致力于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进而主持创办“史语所”。
(二)傅斯年“史语所”的活动主张1928年5月，傅斯年在“史语所”成立之前撰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该著作中他明确提出“史语所”创办的标准、目标、原则和口号。
傅斯年提倡客观主义治史理念，重史料搜考，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传导实证学风。
他高举“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大旗，带领“史语所”同仁开创了以“考史而不著史”为其特点，以收集、考订、整理、编纂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一代学派——“科学史学派”(或称“史料学派”)。
[3]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核心即为搜集新资料，采用新方法和研究新问题。
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后，致力于对明清档案进行抢救、整理。
面对清代内阁档案“八千麻袋事件”，他在1928年9月11日致函蔡元培先生，恳请其筹资购买被辗转拍卖的清代内阁八千麻袋档案，由“史语所”整理。
此外，傅斯年带领“史语所”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甲骨，并通过整理“大内”档案，推动了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中国一大批档案学家。
[4]二、傅斯年“史语所”活动体现出的档案史料思想(一)以“直接材料”为目标，注重扩大档案史料收集范围“其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的系统，而不能丰富细密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兰克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内容摘要：兰克被誉为“19世纪世界史学界的泰斗”、“近代史学之父”，而他的史学成就离不开他“如实直书”的治史主张。
中国近代史学也深受兰克思想的影响，尤其傅斯年堪称服膺兰克的客观史学风格，以至他本人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他提出的著名的“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关键词：兰克傅斯年史料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历史的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的文化氛围也达到极盛。
历史学开始专业化，并被视为一门独特的科学，兰克及其学派应运而生，并成为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史的主流。
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基于重视与历史真相的追寻，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曾将兰克评定为“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说“正是这位史学界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兰克对于史学界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他尽最大的可能把研究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状况”；其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成为“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正是他，使第一手资料，即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事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成为最高权威性的历史资料；其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的资料（不论它是当代的也好，不是当代的也好），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
回顾兰克的史学生涯，兰克本人也强调客观态度的重要性，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写下了“历史制定给本书的任务：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
本书并不追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还原历史罢了。
”而对于其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则为后来的客观主义的史学家提供了有效的榜样，他明确的提出史料研究的方法，在他看来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事件的人，当事人的记录比历史学家的记载更有价值，并以此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单单就这个原则来看，它过于绝对化了，兰克的贡献恰恰在于它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考察那些提供史料的人的性格，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来确定史料的价值。
历史科学概论资料一、名词解释1历史：广义的历史包括已经过去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狭义的历史指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已经过去的人类社会的客观运动过程。
2 历史学：对人类社会客观运动过程的认识及其成果。
3历史理论：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包括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民族问题、人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规律与方向等等。
4史学理论：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是关于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史家之修养与批评的理论。
5 史学三长：指史才、史学、史实。
所谓“史才”,是指史家的才干,包括史家应有的搜集、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所谓“史学”,是指史家应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掌握丰富的史料;所谓“史识”,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善恶必书”的态度。
6史法指历史记载和历史编撰方法，其内容包括史书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主要表现为史书的体裁与体例。
7撰述即依据档案文件编纂撰写的史料、书籍。
它可以把分散在不同年代、不同卷宗的零星的同类档案化零为整，形成整体优势，便于人们全面、宏观地去把握、研究某一件事，或得到更为客观的启示和借鉴。
8记注即皇帝言行及朝廷行为的原始记录,也就是档案。
档案的最大特色是原始性、真实性。
它可以作为凭证,有着法律效力。
档案材料就其整体而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各个角度利用它。
档案材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潜在价值。
9史意指历史撰述中寓含的思想和宗旨，其内容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史家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史意”重在阐述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贵在创新的精神，突出了史学的内在属性，要求史家修史应当具有明确的撰述宗旨，体现特定的价值观念，鲜明地反映出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特征和风貌。
10 史德章学诚在其史德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
他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论断是否公正的一种品德。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
”“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
”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
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
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正体现客观史学（实证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
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
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
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
”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
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
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
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前面谈到，学界对此思想评价不一。
一种在肯定其重视史料、强调考证的同时，也指出其证而不疏、轻视理论、割裂主观与客观、实证与义理的统一等弊端。
一种则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确性，批评对其主张的误解，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
出现分歧的原因，一是对傅斯年的这一思想理解不同。
双方都认为傅斯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进了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
但前者认为，史料学派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
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对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
傅斯年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适的高度上，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全部功夫要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辨的倾向，其结果往往陷入繁冗琐细的考证中，难以发现事物、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及其联系。
后者则认为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实有广狭二义：《旨趣》所阐发的是广义说，在专义的史料之外，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史料与史学发刊词》所重申的，大体是狭义说。
世人不察，每以狭义代广义；或望文生义，误认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讲史学；或断章取义，刻意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上做文章，指责傅等非止本身不讲，甚至不许他人讲求史学义理。
因此，只要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就不会以为他真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划了等号。
综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关论述看，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或“史学本是史料学”二语，无非是要强调，史学研究当以史料学为根本。
邓广铭曾说，史料之于历史学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历史学即史料学是不错的。
史学是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即史料，一个“学”字的学问大也；离开了史料谈史学，讲探求历史规律，这样的学问就不能说是史学。
前者以为傅斯年只讲史料，不讲理论；只讲考证，不讲规律。
后者则指出傅不仅重史料，也讲理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史学也不等于史料学。
二是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
批评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谓正确的理论和真正的史学来分析评价史料学派。
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是实证与阐释或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完美结合”，“史观与史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缺一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翼膨胀，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
”余英时说：“从理论上说，这两派（指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其实各自掌握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
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因此，史料学派的史学思想是偏颇的，真正的史学研究也就无从开始。
而肯定者则站在当时时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许冠三说：“从否定的界说看，或许更易明了傅氏倡此义例的苦心和时代意义。
他当时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学界的惶惑与迷乱，特别要和旧式‘著史’、历史哲学以及国学或汉学划清界限，故《旨趣》一开头就表白：‘历史学不是著史’。
”另有学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视史料是代表一种史学理论，而他的主张绝非无的放矢。
他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国内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
史学即是史料学，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陷虚。
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历史。
而傅斯年反对疏通的史学方法，基本上也是针对日正当中的疑古派说的。
可见，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并非只是一句标新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时代（及以前时代）学术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我们以为，第一种观点有“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之嫌。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对各派就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观公正，其实，“后世之理论”本身是否真理也难说，不然，这些理论也就不会“此消彼长”了。
第二种观点则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离事实太远。
此点陈寅恪作了极好的阐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极难推知。
”因此，“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此论也同样适用于近人的学说。
其实，从傅斯年这一史学思想的来源来看，除了当时国内所处的时代与学术环境等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将其放在世界学术范围内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傅斯年提出看似如此偏激的主张的缘由。
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兰克史学仍占主流地位；在欧美日本的汉学界，巴黎汉学也正如日中天。
它们的一些重要特征，如重视材料，尤其是档案等第一手材料；如实直书，建立客观的实证史学（科学史学）；各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作为工具运用于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研究；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寻找新材料，等等，都对近代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史料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傅斯年才会说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话。
其实，傅斯年他们又何曾不读书，只是激于西洋日本学者已“预流”，而中国学者还“不入流”的状况有感而发而已。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政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