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弊病和根源——评介程又中教授著《苏联模式的兴衰》
高放
一研究苏联模式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本书的四个特点
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已于1991年悄然解体消失了。事隔10年之后再来详细剖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和根源，绝非只是热衷于外国史事，发思古之幽情，而忘却了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当务之急。鉴于苏联模式对于所有执政的和尚未执政的共产党有普遍的深远的影响，所以是否能够真正全面认清并且彻底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病，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和世界社会主义兴衰的有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鉴于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我们只有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扩大对外开放，只有加快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向纵深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可能较快振兴。所以凡有历史使命感的严肃的研究苏联的学者都应该认真思考并且正确回答这一问题，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两个方面都能起到良好作用。
很可惜，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理论界至今还有不少人过高地肯定了苏联模式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对其弊病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却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从赫鲁晓夫起到戈尔巴乔夫止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归结为缘于一两个领导人的背叛。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极其片面的观点。现在市面上有好几本宣扬这种观点的书籍，这只会对读者起误导作用，搞乱人们的思想，延误全方位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把改革只是局限于对苏联模式进行微小的枝节的修补。其结果必然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畸形发展，黯然失色，甚至重蹈苏联覆辙。
好在理论界还有一批有良知的学者，不是人云亦云，随风转舵，敢于披肝沥胆，讲出真话，推出自己独立研究的论著。在这里，我要郑重向读者推荐一本较为全面阐述苏联模式弊病和根源的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力作：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程又中教授所著《苏联模式的兴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45.7万字)。作者生于1953年，1986年在华中师大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1990年在苏联罗斯托夫大学进修，后来又访问过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耳闻目睹了苏联人民在剧变中的情绪轰然宣泄和剧变前后苏联社会面貌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变化，他的心灵不能不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强烈震撼。这不仅催促他一定要狠下功夫去研究苏联模式问题，而且也使他的论著既有深邃的理性思考，又有真切的感性认知。
然而研究苏联模式问题，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有些人是思想上先入为主，主观上先定下基调，以论代史，以论代实，然后再去寻找史料或现实材料来论证其观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人总认为苏联模式只是白璧微瑕，稍加修补就是完美无缺，他们把苏联剧变主要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叛卖酿成的悲剧。因此，他们到俄国考察归来后只是一味描述红旗落地后人民的苦难，宣扬俄罗斯人民恨死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要把他们绞死，而无视在1991、1996年两次总统竞选中叶利钦都是通过公开竞选而获得过半数选民支持的基本事实。还有人于前年5月从来北京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位保加利亚副研究员处得到一份所谓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利坚大学的讲演要点，其中讲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国有些学者见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一马抢先，到处散发，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以此证明苏联东欧都是被大叛徒戈尔巴乔夫出卖的。北京有四家全国性的刊物，在1999年10月、11月、12月和2000年1月都先后全文登载了这篇戈氏“自白”，并且加上了《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或
《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等标题和编者按语。其实戈氏1999年并未到土耳其访问，伊斯坦布尔也并没有美利坚大学。如果根据这种子虚乌有、有人蓄意编造的材料来研究苏联模式和剧变，怎么能够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呢?程又中同志采取的是另一种研究方法：论从史出，论从实出，史论结合，实论结合，即从他掌握的史料和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作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再上升到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立论都有根有据。他既吸收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对各家各派的看法作出自己的评论。各个论点的提出，不是只靠一鳞半爪的材料孤证，而是旁征博引，广为论证。
各种资料均注明出处，凡是转引的也都如实写明，表现出治学的严谨、诚实态度。总之，遵循唯物史观方法、阐发自己独立见解、论证充分深刻、资料丰富翔实，这是本书的四个特点和优点。
二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和根源何在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两章，概述了苏联模式形成的基础。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30年代中期，苏共领导层中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有过两种思路的交锋与交替：起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走直接过渡之路；1921年后改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走迂回过渡之路；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又复活“战时共产主义”。苏共通过政策大转变、思想大批判、经济大跃进和政治大清洗，一举消灭资本主义，超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指令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化，于1936年宣布建成极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形成的，自然也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模式。作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复活“战时共产主义”，这未必妥当。
本书第二、三部分四章，分述苏联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作者概括为6点：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体制，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集权经济决策体制，全部经济生活无所不包的单纯计划体制，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以实现赶超为目标的非平衡和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由国家垄断的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联系。这样概括是较为全面的。作者还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一句话来指明苏联经济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我认为，如果改用“过度集权的带有官有制色彩的计划经济”来概括，可能更准确一些。
关于苏联政治模式的特点，作者归结为三点。其一是苏联共产党过分集权，突出表现为：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以党代政(党既代替了苏维埃，又代替了政府)；党的机关过分集中了属于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具体体现在党的机关的委托代替了人民的选举，党政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党的领袖个人集权和决策的体制，突出表现为从列宁时期的集体领导制逐步演变为斯大林时期的个人集权制。20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经开始不经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讨论就决定重大问题，到1934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到1941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进而由党内个人集权发展到对党和国家生活的全面个人集权，同时还盛行个人崇拜，在地方上也是搞层层个人集权。其三是党和个人过分集权体制主导下的联邦制。苏联采取联邦制本来是为了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促进各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可是由于党和个人过分集权，致使联邦制逐步变形，即联邦成员的主权原则让位于联盟中央的集中统一原则，联盟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俄罗斯处于中心地位和享有特权所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