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关系

  • 格式:doc
  • 大小:15.00 KB
  • 文档页数:4

论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很深的关系,两国既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观点的世界大国,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正确了解中日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形势,认清在新形势下该如何对待中日关系,有助于了解对日政策等。

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了解中日关系。

一、从历史角度了解中日关系背景
最早可考证的中日关系交流的记录始于汉朝,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中日产生交集以来既有隋唐时期两国交流的巅峰时期,也有蒙元时期中国所发动的对日本的战争由于相隔较远,总体上保持着和平关系。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展资本主义不彻底,内部军国主义势力膨胀,在种种原因的驱使下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自此中日两国关系进入紧张状态。

关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就判定为侵略战争,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首要战犯分别以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罪和反人道罪分别判处绞刑和徒刑。


而,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蓄谋翻案,历届保守党内阁都执行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即在国际只承担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受害国尽量少赔偿或不赔偿;在国内则掩盖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真相,坚持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立场。

日本这样的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政策,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暗流,一直在涌动。

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及战争责任问题恶化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其触发点就是日本中曾根康弘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所包含的关于日本战争责任政策的调整。

自此中日邦交走入正常化。

但是日本保守势力参拜靖国神社等举动,让中日关系一波三折。

同世界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相比,中日双边关系存在着两大十分奇特的悖论。

中日建交以来整体上出现了先热后冷的发展悖论。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度进入了“蜜月期”。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间风波迭起,摩擦开始增多,两国首脑互访持续搁浅,国民感情渐趋恶化。

按理说,中日邦交正常化3 0多年来,两国关系应该逐步趋向理性和成熟,至少不应该出现大起大落的失衡局面。

像这样前热后冷的发展悖论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二、经济与政治的反差
当前的中日经济关系热络异常,而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呈现出“政冷经热”的悖论。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创纪录地达到1678.9亿美元,几乎是2001年877.5亿美元的两倍。

尽管当年日本失去了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为日
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经济的相互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两国持续冷淡的政治关系与发展势头迅猛的经济关系却形成了鲜明
对照。

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长期中断,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为什么在中日经济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今天,两国关系反而倒退呢?这说明双方一定有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战略利益考虑。

三、地理位置及安全因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国更是处在日本石油运输线的重要位置,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更多的事采取敌对的策略。

2004年12月,日本新的防卫大纲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发展在加强,特别是要扩大海洋活动的范围”。

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海上权益工作组”组长五建进三更进一步强调,中国要把太平洋两侧海域纳人其势力范围,把台湾并入国土,并同时影响从东北亚到波斯湾的海上通道。

这种严重的战略判断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出现,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强烈不安,在这种心理因素刺激下,日本一改以往消极的安全战略,正在越来越明显地采取积极大胆,甚至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对中国崛起作出防范之势。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改过去的模糊政策,在与美国新近发表的安保联合声明中首次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明确列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无理要求中国停止在靠近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的海域勘探油气资源,并要求
将有关数据提交日本。

四、怎么办
中日安全困境的形成,正在各个层次上酿成和增大“误解”与“不信任”。

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在安全困境机理的作用下引发作用一反作用的恶性循环,导致双方展开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和对抗,其后果和影响都是十分严重的,对中日双方均无益处。

对中国而言,如果中日交恶,甚至全面对抗,日本将成为横亘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障碍。

而日本安全环境的恶化也将会阻碍日本大国化战略的实施。

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总是血腥的,中日两国如果想避免大国崛起的血腥历史剧再次上演,只有一种选择,即努力缓解乃至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友好共处。

需要指出的是,安全互信与认同建构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更决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地区安全共同体真正建立之前,同时处于崛起背景下的中日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避免。

但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实现战略和解,走向安全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