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第4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一、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教育政策遵循着一个中心原则，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法家思想在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秦朝在文化教育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统一文字

秦统一六国以前，各国文字很不统一。国家统一后，这种文字混乱状况严重阻碍了统一政令的推行，而且也阻碍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为顺应客观需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进行了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下令“书同文字”。

秦朝对文字所作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文字统一工作的推动者，秦始皇、李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严禁私学

在中国教育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政策。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严禁私学，并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残暴措施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3.吏师制度

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知法、执法的封建官吏，实现以法治国的目的，秦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此外，为了移风易俗，巩固统一政权，秦统治者还利用行政权力，制定了一些“行同伦”的新法令，以形成新的道德习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这种凭借法令进行的社会教育，在实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的政治要求方面有重大的社会效果。

二、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

1.各家并存，推重“黄老之学”的汉初文教政策

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汉初流行“黄老之学”。依托传说中的黄帝，而本于老子，实质上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教政策也与秦朝截然不同。汉朝的文教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知识分子作用

汉初几位皇帝对知识分子都比较重视，汉文帝尤为突出。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在政治上也有了施展宏图的机会。

（2）允许开办私学

在汉初，私人讲学活动不仅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干预，相反，朝廷对其中一些著名学者的礼遇，加上皇帝接连不断颁发的求贤诏书，实际上是对私学的一种无声鼓励，私学因此蓬勃地发展起来。

（3）废除“挟书律”

汉朝统治者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携带、讨论《诗》、《书》。“挟书律”的解除，热情的学者开始传写、抄录书籍。政府也采用给予献书者一定奖赏的办法鼓励私人将图书献给国家或借给官府抄录。一系列措施使社会拥有的图书量渐增。

2.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

代孔子”之称。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条建议，后来成为政府施行的三大文教政策：

（1）“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对贤良策”中，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

（2）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是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操纵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并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

董仲舒这三项建议被采纳，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

（1）立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原来设立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因历久不置而废。于是，就迈出了独尊儒术的第一步。

（2）开设太学。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

（3）察举制的完全确立。武帝时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

由于博士的殊荣只许给儒家学者，太学里传授的是儒家的经典，高官厚禄也只送给那些精通儒学的人，因此，儒学很快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汉朝统治者就一直沿用这些文教政策。

三、汉朝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经学教育的特点

1.学校教育的发展

汉朝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汉朝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由九卿之一的太常领导管理。在东汉还曾设有鸿都门学、宫邸学等特殊性质的学校。地方官学主要是指郡国学。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1）太学

①太学的设置与发展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到东汉则盛极一时，太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帝王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时有兴衰。尽管太学生人数空前，但太学名不副实，教学质量下降。

②太学的教师和学生

太学的教师：正式教师是博士，要求博士应具有封建道德风范，在博通儒学和其他载籍的基础上，对其中一经有精深的造诣，足以胜任博士之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有时还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严格遵守师法与家法也是博士的条件之一。

太学的学生：其称谓有“博士弟子”、“诸生”、“太学生”等，博士弟子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是一种非正式的特别生。

③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儒家经典。

教学形式：最初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后来出现了“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主讲的

博士称为“都讲”。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也在太学内出现，以高业生教授低业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教师不足的矛盾。

④太学生的考试及太学生的出路

由于太学里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文化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所出的试题，“射”是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科”即是教师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丙科。学生所取得的实际等级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的标准也有所变更，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上两年一试。

（2）鸿都门学和宫邸学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传授书法绘画艺术的专科学校，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鴻都门学是宦官集团培植私人势力的场所，有政治斗争的背景，但从中国教育发展史尤其是专科教育史上看，它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宫邸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如专为外戚子弟办的四姓小侯学（“四姓”，即樊、郭、阴、马四大氏族，因他们不曾列侯，故称“小侯”）；另一种是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的宫廷学校，为邓太后所办。

（3）地方官学

汉代地方官学称为郡国学，发韧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文翁治蜀郡，首先在成都市中设立郡学。汉武帝时下诏建立郡国学，教师称郡国文学官，学生称文学弟子或郡学生。至东汉，地方官学大都设在郡、国一级，极少数的县亦开始建立县学。

（4）私学

汉朝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①书馆。书馆又称书舍。由于官学中除宫廷学校教育皇亲贵戚子弟之外，缺乏初等教育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阶段的教育多依靠私学。书馆前期主要是从事识字和书法教育，后期则开始接触儒学基础内容。书馆里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体罚的现象比较严重。

②经馆。经馆是较书馆更高一级的私学，实际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与太学相比。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汉朝的经馆出现较早，在汉武帝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东汉时这种私人讲学的风气更甚。

西汉私学兴盛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①汉初缺乏官学设置，私人讲学承担了传播文化、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责任，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②汉自武帝以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士人必读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才有出路，才能有出仕做官的机会，而太学路途遥远，进入地方官学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得不求助于私人传授。

③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但仕途不得志，或罢官在家的儒家学者，在地方上聚徒讲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④西汉末年产生今古文经学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派采取冷淡的态度。古文经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不得不到民间传授。

私学弟子分两种：一种是“及门弟子”或称为“授业弟子”，其中许多人是私学大师的高足，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商讨学术；另一种是“著录弟子”，他们慕老师之名而来，留下名字，老师承认他为弟子，以后便可在需要的时候来请教。

私学中最常采用的教育方法是：以次相传授，老师只对从学时间较长的高业弟子进行直接传授，再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初学弟子。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

2.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朝经学教育的特点

（1）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带来了儒家经学教育与研究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众多的传授儒学的经师。在为数众多的儒学流派中，可以归结为两种大的学术流派，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①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多为汉初凭经学大师的记忆、背诵，并采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六经旧典，发展在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为孔子本人的创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微言大义，治学倾向于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依据政治的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的意志。

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依据汉武帝时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或通过其他途径保存下来的儒经藏本，初本是先秦的古文字，发展在后。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只承认《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和编辑，但不是孔子的创作。学术上重视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倾向于研究《六经》的本意，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

③今古文经学之争。汉朝今文经学先于古文经学得以发展，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朝廷从政治出发，专置属于今文经学的学者为太学博士，形成了今文经学独霸太学讲坛的格局。今文经学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向谶纬化，遭到以恢复传统儒学精神自居的古文经学家的反对。同时古文经学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博士席位，也不断和今文经学展开争论。这便是今古文经学之争。

在争论中，出现了众多兼通数经，包括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学者，促使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融合。其中为打破宗派门户之见，实现今古文融合并走向统一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是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所注的经书打破了汉朝经学学派林立，门户森严的局面，并力求简洁明了，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泛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