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化转折时期。铁器的使用和推广是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私有工商业发展严重冲击“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在农业上，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使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成为可能，“公田不治”，“私田”开辟，促使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逐步瓦解。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发展起来。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宗法制度解体，礼乐崩坏，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度，从“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变为“布衣卿相，礼贤下士”。殷商西周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夫、庶士、家臣等社会边缘阶层崛起。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陆续实现了向封建制的过渡。新的封建制，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刚刚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也需要发展生产，这就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促成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转型伴随着社会动荡，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新旧势力剧烈斗争，各国国君需要思想家门提供最适合本国统治的思想，从而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为中国文化发展奠

定了宽广的基础。总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大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大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社会大动荡瓦解了西周宗法等级制的僵化社会模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贵族垄断文化事业的“学在官府”的局面。《论语·微子》记载，原在周王宫中司礼、司乐的士子，作鸟兽散。乐官挚到了齐国；乐师干到了楚国；乐师缭到了蔡国；乐师缺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移居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汉水之涯；乐官阳和击磬移居海边。与此同时，原先深藏于宫廷密室的图书也散落民间，成为一般平民的读物，“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是大势所趋。官学崩溃，必然导致“私学”的兴起。私学繁荣的象征是稷下学宫。为了延揽人才，广采博议，襄助霸业，各国的统治者大都扶植与资助私学。齐桓公于国都稷门外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勉其著书立说，讲学论辩，在生活上给予优惠，“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在政治上给予相当地位。齐宣王时，挑选各派学士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齐威王则鼓励学者们大胆进谏，给予赏赐。虽然，稷下学宫本身并非某派私学，而属齐国“官”办，但它是专为延聘私家学派来此讲学而设，因此从本质上根本不同于殷商西周时期的“官学”，而无宁说是春秋战国时私学繁荣的产物和象征。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曾可赴火滔刃死不还踵”，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

于诸侯”，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这样大规模的游说、讲学活动，扩大了私学的影响，传播了文化的种子。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大发展的又一重要体现是学术思想的活跃。《庄子·天下》将其时的学术流派归纳为六大学派；《荀子·非十二子》划为六家十二派；《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西汉末年刘歆又增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形成所谓“九流十家”。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而其中足可以称道者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孔丘。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德治的基本内容就是克己复礼，提出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准则。。在孔子看来，西周王朝的统治就是一种典型的德政，因此，他主张“正名”，即恢复已经崩解的周代典章制度，这些实质上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看法，这也是反对社会发展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孔子倡导仁，就是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互相友爱。孔子实践仁的途径是恕。恕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从正面讲，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从方面

讲，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战争频繁、人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春秋时代提倡仁，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在教育方面，孔子创办私学，率先打破了“学在官府”，教育由贵族阶层垄断的局面。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平民阶层中普及文化教育，并身体力行。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发明了启发式教育，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而知新”。孔子的世界观延续了商周以来“天命”的思想，《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天命”被置于首位。孔子对于“天命”往往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方式来对待它，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孟子承袭曾参、子思，继承发展儒家学说。他侧重发展孔子的仁学，提出”君轻民贵”的学说，认为人性本善。但他站的阶级立场和孔子截然相反。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不夺农时，给农民一定的劳动时间，保证农民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些都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发表的主张，迎合了时代的潮流，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尽快建立正常的封建社会秩序。荀子承袭仲弓，侧重发展孔子的礼学，认为人性本恶，“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先秦思想、学术的在综汇者，其礼治思想成为秦代法制的直接源头。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或宇宙本源。以“道”为学说核心内容的学派称“道家”。与儒家的“入世”不同， 道家倡导“出世”。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最早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东西，是天地万物之母，也就是世界的本体，《老子》第四十二章载：“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主要政治观点是“清净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反对过分地扰乱百姓，这一政治主张对于稳定百姓生活，发展社会经济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庄子是战国时期老子的继承者。他倡“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方法。他把“道”发展成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不公平社会现象。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成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修养生息。“儒道互补”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 其创始人是墨子。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等主张。“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不分贵贱高低；“非攻”，即反对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墨学与儒学的最大差异在于，以“兼”代“别”，以普遍之爱取代儒家的等差之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节用”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富者奢侈淫靡，贫者朝不保夕的腐朽现象提出的，并在“节用”的基础上倡导“节葬”、“非乐”。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小生产者的队伍迅速壮大，他们要求地主阶级减轻剥削，避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性相当严重的兼并战争，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这也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墨子的主张显然迎合了这一社会要求，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再有“尚贤”

就是主张选举贤能的人为官，反对贵族阶级利用“恩荫”做官，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有利于打击旧的奴隶主贵族，利于新兴地主阶级掌权。法家起源于春秋的管仲、子产，但它的代表人物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主张与时俱进的改革，不遵循古法，不墨守成规，要按照现实情况，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主张实行君主主导下的“法治”，主张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严刑峻法，“法不阿贵”，这对于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具有进步意义。春秋战国，我国长期战乱，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到了战国后期统一成为广大人民的人心所向，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法家思想恰恰迎合了这一时代的要求。结果法家的思想的实行首先在秦国取得效果。虽然秦的暴政多受后人的指责和诟病，但是法家思想在历史当中所起到的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确实不容忽视的，是值得肯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其他体现是文学艺术、科技的发展。文学艺术方面，《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绝大部分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多是周代各诸侯国的民歌。雅大部分是春秋时的作品，雅是西周的宫廷乐曲歌辞，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诗经》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的楚人屈原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屈原采用楚

国方言，利用民歌的形式，开创了诗歌新体裁——“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诗人把深厚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融于作品中，表达了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先秦诸子的散文都很出色，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文风以刚柔相济的辩证见长。孟子的议论文中善于运用比喻。庄子的散文文字优美，想象丰富，他的代表作《逍遥游》《秋水》等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名篇。艺术的发展方面，绘画已成为独立的艺术，一是长沙楚国遗址出土的《妇女凤鸟图》和《御龙图》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帛画；二是四川成都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嵌错赏功宴乐铜壶”， 装饰由图案发展为画像。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全套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瑰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科技方面，《春秋》中哈雷彗星的记录，被公认为世界最早，早欧洲六百七十多年。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基本上确立十九年七闰的原则，这比西方早160年。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诞生于战国时期，说明我国的天文历法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规范化和对生产实践中取得的经验进行科学抽象的著述开始出现。《墨子》中的《墨经》记载了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有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物理学的重大成就。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疾病。四诊法奠定了我国中医诊断学的基础，一直为中医所沿用。扁鹊尤其擅长切脉诊断，后代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