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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三策”管理思想蕴含及启示张宇【摘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独创了“新儒学”体系.“天人三策”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奠基之作,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天人三策”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梳理解读这一思想在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核心内涵,从而可以现代管理的视角予以积极借鉴,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管理方式提高效率;以人为本,德法结合推动管理有序运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适应一体化发展趋势.【期刊名称】《陕西行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1)002【总页数】4页(P53-56)【关键词】天人三策;天人感应;古今之道;大一统;管理【作者】张宇【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34.5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又称为《举贤良对策》，是以与汉武帝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提出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武帝的专制统治以及施政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字宽夫，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是西汉广川董故庄人，即现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
[1]董仲舒幼时家境富有，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中有大量书籍，是他的思想自成一家的物质条件。
董仲舒出生于文景盛世，出仕于汉武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富裕的生活为他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客观环境基础。
董仲舒的一生包括求学出仕、讲述思想、撰写书籍三大阶段，他用自己的儒学影响着西汉社会，晚年通过修学著述来传承他毕生所学和他的思想精华，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系统介绍，其中也包含了他具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管理、社会涵义的“天人三策”的思想主张。
汉朝的建立结束了秦末割据战乱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的大一统。
由于经过秦朝君王的暴政、秦末的农民起义以及连年的征战使得民不聊生，对外面对强大的匈奴的威胁无力再战。
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作者：苟儒男来源：《学理论·下》2020年第09期摘要：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是国家统治根基牢固的基础，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和天人感应的治国理念使汉武帝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理想成为可能。
经董仲舒整合强化之后的儒学体系，通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渗透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之中，积淀内化于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以统一的文化力量构筑起了中国皇权王朝的执政根本。
本文通过简要探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大义以及这套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立足与发展，简述董仲舒思想对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思想;汉武帝时期;积极作用中图分类号：K23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9-0087-04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无法忽视董仲舒献于汉武帝的“贤良对策”。
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为汉武帝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和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整个民族意识形态的整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
一、董仲舒思想概要西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是精深独到，在他的推动下，将儒学置于发展的巅峰状态，从此，任何学说流派无法与之较量。
虽然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为了适应西汉统治的需要，在儒家学说中糅合、增添了一些新动力，改造成了新的思想体系，但究其本源，董仲舒的理论支撑还是来自于孔孟荀的儒学思想。
（一）儒家治国思想的应时运用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以“仁政”和“德治”为主，要求统治者在统治中力求“仁政”，做仁君。
主张以修身养性和道德教化来治天下，反对用苛政和刑律来治天下。
此外，孔子用模式化的礼治思维去规范人民的心智系统和无以复加的“忠君”思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伦理纲常，对于形成臣属型的政治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臣民们面对强大而又威严的君主，只能是俯首贴地，无限敬仰。
2021《天人三策》在汉代学术思想中的重要意义范文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汉武帝在下诏举贤良问对时，董仲舒与其关于治国根本方略的三次问对的记录，全文被班固收录于《汉书·董仲舒传》当中。
有的学者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为塑造董仲舒“儒者宗”的形象而伪作的，依据是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不符，《天人三策》的原文在顺序与内容上也有诸多与史料冲突之处，但作者只是从逻辑上进行怀疑，论据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1:29 -35].结合董仲舒其他作品来看，《天人三策》在思想表现上还是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相一致的，我在这里还是坚持《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作。
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对如何治理国家做了理论性的阐述，从思想上为国家各项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也由此逐步确立。
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评价道：“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 570].《天人三策》在制度层面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只是它在思想层面影响的一个表现，这三篇对策在学术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亚于其在制度层面所产生的意义。
西汉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影响下实行无为而治，经历文景之治，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汉武帝即位之后，他仍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3:592]黄老思想在恢复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确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但要解决政治中的制度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解决内外关系方面，黄老的无为而治很明显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汉武帝急需一种治世思想来发展国家，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弥补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各种弊端。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本，融合道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而阐述的天人关系学说，无疑顺应了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他应对的《天人三策》就是他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
当儒家思想走上统治地位的神坛与政治联姻之后，此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随之受到了重大的影响。
“天人感应”思想的在汉代的表现和意义兰会贤发布时间：2021-11-19T02:42:56.329Z 来源：《文化研究》2021年11月上作者：兰会贤[导读]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广泛地存在着，在统治阶级主要表现为求仙与封禅、灾异说和巫术。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第一中学兰会贤 655000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广泛地存在着，在统治阶级主要表现为求仙与封禅、灾异说和巫术。
这套理论成就了强大的君主专制的高度集权的汉朝。
同时，“天人感应”思想在汉朝的盛行，在当代中国人思想里残存，其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天人感应；封禅；灾异；巫术汉朝初年减轻赋税，施行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息，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汉景帝平定吴楚等“七国之乱”后，各诸侯国割据势力大大被削减。
汉武帝采用贾谊、主父偃的意见，下诏“推恩令”进一步削弱了各封国的力量，中央的权力空前集中。
由此，汉朝正在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汉代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形成的。
道、法、阴阳、儒家等思想正在逐步融合。
“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旁及《文子》、《鹖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
”[1]武帝时期的董仲舒算是各家思想合流的集大成者。
他首先提出“天”的定义：“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2]“天者，百神之大君也”[3]继而确定天、地、人、阴、阳、五行十大元素是和谐共处的，同时这些都归属于“天”的主宰。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
水，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
此其天次之序也。
”[4]相生相克是五行的“天次秩序”。
《春秋繁露·五行对》和《五行相胜》篇对五行的内在关系作了清楚的说明。
提出五行系统后，董仲舒把它和君主的专制权力、社会的统治秩序联系起来。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发布日期：2012-04-30 发布：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
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论文网/2/view-1644716.htm关键词天人感应汉代封建统治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
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
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为人者，天也。
”(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
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
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
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
第二是阴阳五行说。
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
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
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
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
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
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
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
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3篇)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资料3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就爱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篇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
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
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
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4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1）董仲舒把汉代的封建统治说成是“天道”、“天意”的体现，认为皇帝是按照天的旨意来推行其封建的政治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这样就给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以宗教神学的理论根据。
（2）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宇宙万物都是“天”有意创造，其变化体现天的意志；并且着重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歪曲以及对自然界现象随意比衬、解释来论证天有意志，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都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把本来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歪曲为神秘主义目的论。
（3）他通过肯定有意志的“天”，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并提出了“人副天数”的命题。
他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人和天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质，天人是合一的，可以交感。
天创造人是要天来实现天的意志，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违反天意，天就震怒。
统治者若违反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现象加以警告，如不觉悟，则后果更严重。
天通过“符瑞”和“遣吉”来警告统治者。
（4）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和天一样，都是永恒不可改变的，虽有，但“道”是没有根本变化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
此外，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用“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封建的伦常关系，绝对固定化起来。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天然感应，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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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本文档格式为WORD,若不是word文档,则说明不是原文档。
最新最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年终总结年终报告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单位总结【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代思想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天人学说的逻辑演进历程中，董仲舒在广泛吸收前人天人合一思想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新模式——“天人感应”说，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
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审视董仲舒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汉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作为其天人观之基本内涵的天人感应论，是一个最有歧义的问题。
本文拟对此作一述评。
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殷周以来“上帝说”和“天命说”，二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三是汉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
殷商时期“上帝说”和“天命说”非常盛行。
《诗经·商颂》曰：“帝立子生商。
”《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有商服天命。
”到了西周这种宗教神学思想发展成了“以德配天”的理论。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这时的天人思想应该说是理性主义在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萌芽，人们观念中的上天是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统一。
春秋时期的天人思想里增加了孔子所说的命运之天的意思。
《论语·颜渊》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述尔》中有：“天生德于予”。
天命中有人们无法预知、不能把握的部分，对于此人们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有修养的君子能够体认天命，人只有“知天”、“则天”才能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简介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
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对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
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
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上为《大易识阶》米鸿宾的主要观点，但《开启中医之门》的作者李阳波则很不满意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合一观，他解释说：董提出这个观念主要是讲天的情况与人的情况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的支配。
所以，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天与万物、与人的这种生理状态的合一，而不是天与人的社会结构的合一。
为了作出这样一个划分，李阳波就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有关社会观的这一部分划出去，而保留其谈生物的部分，并且径直把它称为“宇宙生物观”。
因为中医是研究天、地、人之间的术数转换变化关系的一门学问。
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就已把中医小了一截。
李阳波同时认为钱学森也看到了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些情况，从一些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潜力，看到了人天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所以也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而改作了“人天观”。
西汉丞相董仲舒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影响西汉时期，董仲舒是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他的思想对于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政治、教育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探讨董仲舒儒家思想对于汉朝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皇帝权威的强化：董仲舒主张君主是合乎天命的，提出“天人感应”思想，强调君主应当以德治国。
这种思想对于皇帝权威的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君主在政治上更加稳固，神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2. 德治政策的推行：受董仲舒思想影响，汉朝实行了“德治”，即强调以德来治理国家。
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家更加稳定，社会秩序得以维系。
同时，德治政策也影响到了后世的政治理念，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治国思想。
**二、教育影响**1. 建立官学体制：董仲舒提出了“教化之学”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
在他的倡导下，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官学体制，推动了儒家教育的发展。
这对于培养人才、传承儒家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2. 推广儒家经典：董仲舒对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整理，对于推广儒家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将《尚书》、《周易》等经典纳入到官方教育中，提倡经史子集的学习，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三、社会道德影响**1. 倡导仁义道德：董仲舒强调仁义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在个人和社会行为中应当体现出仁、义的精神。
这种思想的传播，对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的和谐。
2. 强调君臣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等著作中强调了君臣的关系，主张君臣应当相互尊重、忠诚守信。
这种思想对于强化君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对于汉朝政治、教育以及社会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思想不仅对于汉朝的统治者有指导作用，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汉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得以繁荣与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在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属薄弱。
这种薄弱不仅表现在研究专著、论文数量上的偏少，更主要的在于其研究质量上的偏低。
就汉代哲学的研究质量言，一则是对汉代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
汉承秦制，汉帝国在经济、政治上为中国封建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思想文化上定儒学为一尊，从而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确定了指导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汉武帝在“册问”贤良文学之士时明确提出了“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董仲舒在回答皇帝之“册问”的“策对”中明确讲到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之际”思想，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也要通过“史”来“究天人之际”问题。
但迄今为止，对汉代哲学所明确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却重视和探讨不够，这使人感觉到，汉代的天人思想要么就是一些神学目的论的臆想，要么就是一些肤浅的经验直观，难见其中哲学理论的价值。
二则对汉代哲学思想的梳理、发掘上有人为地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
虽然现在的汉代哲学研究论著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张衡、《礼记》、《淮南子》、纬书、《太平经》、《黄帝内经》等等的其人、其书的哲学思想多有所发掘，但汉代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仍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王充“元气自然”论的对立，似乎董仲舒讲的是一种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臆想，而与之对立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王充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
在此种人为认定的汉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已完全消除了“天人之际”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人为地将汉代哲学简单化和肤浅化了。
第三个方面则是对汉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比如说，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论?天与人究竟是如何相感相应的?这种感应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它反映和表现了当时怎样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水平?它有什么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哲学价值?王充为何要讲“元气自然”论?这种理论到底对人们认识、把握宇宙有何作用?王充一味地反对目的论，这种反对究竟有何价值?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仍囿于一般的就事论事。
古之天下以金之天下金之天下一股之天下的哲学原理“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这正是我国汉朝的董仲舒的思想。
要想完全理解它的哲学原理，我们则需要知道董仲舒所建立的“天人感应”思想系统。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一）天为大神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
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
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
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
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
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
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
“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
“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
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一提起天人感应思想，马上便会想起董仲舒，因为他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此，天人感应思想便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感应思想并不是由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该思想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最早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载源自儒家六经中的《尚书•洪范》。
《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
《诗经》中关于天人思想代表性的说法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雅》）。
春秋时，子产治郑，《左传》认为是天降命于贤者，提出“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29年）。
而万世师表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孔子又提出“知天命”“畏天命”，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中庸》中提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可见天人感应思想并非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对前代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
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规律，是汉代的时代精神。
而将它发扬光大的便是董仲舒，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http://wWw.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汉武帝虽然不喜欢这个学说，因为它限制了君权，但是鉴于它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还是在形式上接受了它。
总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天人感应思想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汉初年，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下面将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进行详细总结。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集中在天地之间的关系上。
他认为天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主宰，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指南。
董仲舒根据天体的运行、天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的行为来探寻天人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影响天地的运行，同时天地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和行为。
董仲舒将人类分为两个层面：天意之人和物欲之人。
天意之人是指具有高尚道德伦理的人，他们能够察觉天地的变化，遵循天道的指引。
物欲之人则是那些被欲望和私欲驱使的人，他们追求个体的利益而忽视了天地的规律。
董仲舒认为，只有天意之人才能与天地相应，与天地保持和谐的关系。
他强调了人类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才能回归到人性的本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对政治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提出了“承天法”的概念，认为国家的法治原则应该与天地之道保持一致，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
他强调了统治者的责任，认为只有具备高尚道德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
董仲舒还关注了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天地赋予人类特殊的地位和能力，人类应该尊重天地之道，善待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对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强调了个体修身的重要性，不仅对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中有着重要地位。
它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家提供了思考人性和社会道德的基础，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治理和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顺应天道，实现个体境界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一思想仍然影响和指导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发布日期：2012-04-30 发布：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
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论文网/2/view-1644716.htm关键词天人感应汉代封建统治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
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
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为人者，天也。
”(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
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
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
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
第二是阴阳五行说。
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
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
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
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
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
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
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
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
此外，董仲舒还宣扬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第三是祥瑞说和谴告说。
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部分。
天是不可能直接站出来说话的，但天人相类，阴阳应象，所以天对人事的意见可以通过自然想象表现出来。
他告诫君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
”他借“天谴”劝君主“明善心”，在神秘主义外壳里包裹着“修身”“正己”的儒家伦理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背景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不迟不早在西汉中期应运而生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的。
因为经过西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封建经济空前发展，还有，这时异姓和同姓诸侯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削平，这就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客观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盗，骄则为暴”的现象，使统治者面临“土崩”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论证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把“天”神请出来，用它来论证整个封建制度，都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的，是天神意志的体现。
也就是把整个封建统治，都置于天神的保护伞下，不许任何人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
同时他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王”字分解，说三横从上至下分别是代表天地人，一竖就是通过王把三者沟通起来，因此王是天派来的。
人要是违背王的旨意，就要遭天灾……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统治的影响作用（一）董仲舒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说明皇权机构各部门是相互制约的董仲舒总结前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在当时是没有人相信他这种新建立的理论的，他必须把这些见解与天意相联系，因为当时从皇帝到平民都是信天的，天的旨意会帮他扩大影响，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就是这样展开的。
董仲舒首先研究阴阳五行，讲阴阳平衡、阴盛阳衰与阳盛阴衰各有什么毛病，研究五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并第一次提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理论。
他对五行的排列顺序作了调整，以木、火、土、金、水为序。
其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循环相生，就是“比相生”。
董仲舒又用五行生克的思想来解释政治问题，例如说，在春天，“木用事，则行柔惠，挺群禁”。
春天，木主管事情，要实行温柔的政策，对人民乃至万物都要施以恩惠，严格禁止各种破坏性的行为，如上山砍树、入水捕鱼、捣鸟蛋等，当然更不能杀人，以妨碍春耕，春天该做什么事，要根据天意。
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天意，如果违背这种天意，就是失政，失政就会导致天灾。
他说:“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
”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用五行的相克关系说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五行相克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制约，董仲舒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虽然比较牵强，道理却是正确的。
权力应该相互制约，各官僚之间权力要相互制约，皇帝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这是董仲舒借助五行相克的道理向皇帝提出的忠告。
如果没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只是董仲舒的个人意见，那么，汉武帝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后代的帝王也就不会那么重视，应该说这就是董仲舒为什么要搞神秘主义的原因。
（二）有助于解决最高封建统治的腐朽问题汉代思想家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纳入以五行为框架的体系，又把政治、情绪、语言等也都附会到五行上去。
这样一来，上述各种灾害都可以通过皇帝的纠正行为来消除。
王者行为不正当，上天不满意，就降下灾害，表示对王者的警告。
这是灾异谴告说。
王者纠正错误，自然灾害就会自行消失。
如果王者不肯纠正错误或者扩大错误，那么，上天会降下更严重的警告，如果王者还不醒悟，上天就会选择有高尚道德的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王者。
董仲舒认为，上天的警告，是对王者的特别仁爱，给他很多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较多的改正时间。
只要他愿意改正、能够自强，就可以维持统治地位；只有当他坚持错误、自暴自弃时，才会自取灭亡。
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守之。
”“在皇帝的心目中，官和民都是愚蠢的，他自己才是最高明的，因此，各级官员说什么意见都仅供参考。
但是，一说到天，那就不一样了，他必须毕恭毕敬地听着，而且要认真地加以思考。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会有各种灾害发生，官员们都可以随时以此作为给皇帝提意见的由头。
天是什么意思，这就靠儒家来解释，儒家当然按儒学来解释，这样，儒学也就冠以“天”的名义。
换一种说法，天的意思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天意，用天制约皇权，实际上就是用儒学制约皇权。
后代儒者任官，就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向拥有至高无上权威和权力的皇帝提出批评意见。
皇帝居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宝塔尖上，没有制度能制约他，也没有人能制约他，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朽，这是中国古代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董仲舒的说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使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得以建立相对有序的环境。
因此，“天人感应”理论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扮演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约束和制约皇帝滥用权力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特别在意所谓“异象”与“人事”究竟有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注重利用各种“异象”，随时向皇帝发出警告，以达到限制皇帝滥用权力的目的。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推演天人感应论，其中心目的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屈民而伸君中的这个“民”，主要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拥有地方势力的诸侯王。
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没有权力，无法与封建统治势力对抗，只有那些地方诸侯国君有实力与中央政权相对抗。
屈民而伸君，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大国的政治局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天”深深地印在历代统治者的心中，不断地提醒他们要为人民办一些善事，不要奢侈过度，不要欺压百姓，不要谋反，不要搞分裂、不要破坏社会秩序。
“天”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精神枷锁。
所以，如何评价天命论，不能简单地从它是否真实来评价它，更要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来评论，其积极、进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天人感应说的功能非常明显，就是对政治进行批判。
这种批判不是纯假灾异对统治者进行恐吓，而是揭示出统治者行为与灾异之间具有某种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而使统治者见天戒而悔过自新，建立良好的政治。
在董仲舒看来，宇宙由一合理的统治秩序所构成，人类的政治秩序必须合乎宇宙的统治秩序才合法，而天人感应说就是用超越合理的宇宙秩序来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政治秩序，使其合理合法。
所以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行者，行也。
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相胜也。
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上的批判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是一种超越合理的批判，而不是一种世俗的纯政治的批判。
由于董仲舒建立在天人感应上的批判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对现实政治中的统治者确实具有威慑告诫的作用。
从汉代的政治史来看，帝王均能因灾异敬惧修省，宽刑赦罪而改善政治。
如宣帝地节三年九月地动，十月宣帝下诏罪己曰:“乃者九月壬申地动，朕甚惧焉。
有能箴朕过失，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
今复伤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
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五凤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宣帝下诏罪己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
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从以上所引汉代帝王敬惧灾异，反省改过的情况来看，天人感应说确实有批判政治的功能与改善政治的效用。
统治者们相信宇宙是一和谐的整体，由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秩序所构成，灾异的产生是由于自己的行为破坏了宇宙的和谐与五行的秩序所致。
因此，要恢复宇宙的和谐与秩序，即要攘除灾异，就必须改善政治。
从历史记载来看，统治者见灾异罪己改过的作法并非是出于稳定政治取悦民心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宇宙和谐天人同类相应的生命信仰。
董仲舒用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的天来限制君权，其力量来自统治者内心的信念，故其对政治的批判才如此有力，在君主大权独揽的时代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天人感应说的核心是要通过灾异与人事的关系来说明人类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现代中国人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甚深，认为历史是一客观的逻辑过程，有其发展的必然规律。
黑格尔的这一历史决定论思想否定了人类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把历史现实看作是客观理性的必然结果，不承认人类行为对历史现实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