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地位浅议作者：张师伟何思啸来源：《电影评介》2008年第22期[摘要]天人感应思想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质政治内容是“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

在政治思想史上，天人感应的地位应该是一个糅合前人思想，为后人提供体系性政治思想框架的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他标志着封建王朝思想上的成熟，后世封建王朝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沿用这一思想体系，证明了其在封建王朝中的统治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主干思想政治哲学一、董仲舒和他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一生经历的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

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

在这种思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大背景下。

董仲舒开始走上了学问之路。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

东南两面。

邻近齐鲁。

北靠燕代，西界三晋。

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

西汉文帝、景帝时，王朝还处于休养生息之中。

儒士虽然受到表面上的礼待。

但是不受重用。

故有“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等等说法。

董仲舒此时也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

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并且潜心研究百家学说。

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

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

以求积极有为之效。

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窦太后亡故之后。

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一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

略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作者：杨立灵来源：《科教导刊》2009年第29期摘要本文探讨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

关键词“天人合一”思想内涵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1 “天人合一”的内涵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

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

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人与天是相合的。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

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

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

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

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

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

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

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

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2 天人思想的政治实质和内容在现实政治中,董仲舒主张君权至上,拥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为巩固这一体制,保证汉家天下的长期延续,他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合理性、神圣性作了精心论证。

4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1）董仲舒把汉代的封建统治说成是“天道”、“天意”的体现，认为皇帝是按照天的旨意来推行其封建的政治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这样就给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以宗教神学的理论根据。

（2）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宇宙万物都是“天”有意创造，其变化体现天的意志；并且着重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歪曲以及对自然界现象随意比衬、解释来论证天有意志，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都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把本来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歪曲为神秘主义目的论。

（3）他通过肯定有意志的“天”，进一步论证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并提出了“人副天数”的命题。

他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人和天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质，天人是合一的，可以交感。

天创造人是要天来实现天的意志，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违反天意，天就震怒。

统治者若违反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现象加以警告，如不觉悟，则后果更严重。

天通过“符瑞”和“遣吉”来警告统治者。

（4）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和天一样，都是永恒不可改变的，虽有，但“道”是没有根本变化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

此外，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用“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封建的伦常关系，绝对固定化起来。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天然感应，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子思）。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比较零散，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愈发浓重。

只有汉代时期的天人感应经历了由建构到解构的过程。

因此，阐述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能够呈现一个动态的且清晰的发展过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人感应思想。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哲学的感应，在对象和内容上尽管偶尔涉及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

天人感应的观念起源很早，其痕迹散见于先秦的远古典籍中。

为方便介绍，本文暂把其分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 一) 春秋以前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书《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管仲的哲学思想中，现概括如下:1．《诗经》中有多处体现了人与“天”( 帝)之间的矛盾，如“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浩浩昊天，不俊其德。

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天( 帝) 似乎已被当做一种类似于人的、有性情的对象存在。

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天的行为作出感情的判断。

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克配上帝”、“顺帝之则”的原始感应意识。

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无疑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存在，并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

因此，天是人们既崇拜又畏惧的对象。

尽管“天命靡常”，人无法正确的认知或确凿地把握天的意志，但还是应该尽心尽力地去“昭事上帝”，“克配上帝”。

因为有一个准人格化的天在监管你，所以，无论个人的行为，还是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与上天相称合、相呼应，努力做到与上天相一致。

只有这样，才能“顺帝之则”。

否则，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文现象予以谴告、警戒。

远古先民认为，日食和月食现象的发生与君主统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

王行善政，人民安居乐业则不会出现日食月食现象。

如果君王无道，百姓民不聊生，那么上天一定会通过日食月食来警告君王，敦促他弃恶从善。

所以，人君国主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违反天的意志的行为要及时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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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最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年终总结年终报告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单位总结【摘要】“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历代思想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天人学说的逻辑演进历程中，董仲舒在广泛吸收前人天人合一思想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新模式——“天人感应”说，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

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感应；审视董仲舒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汉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作为其天人观之基本内涵的天人感应论，是一个最有歧义的问题。

本文拟对此作一述评。

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渊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殷周以来“上帝说”和“天命说”，二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三是汉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

殷商时期“上帝说”和“天命说”非常盛行。

《诗经·商颂》曰：“帝立子生商。

”《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有商服天命。

”到了西周这种宗教神学思想发展成了“以德配天”的理论。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召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这时的天人思想应该说是理性主义在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萌芽，人们观念中的上天是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统一。

春秋时期的天人思想里增加了孔子所说的命运之天的意思。

《论语·颜渊》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述尔》中有：“天生德于予”。

天命中有人们无法预知、不能把握的部分，对于此人们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有修养的君子能够体认天命，人只有“知天”、“则天”才能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简介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

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对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小心翼翼地分析。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

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

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上为《大易识阶》米鸿宾的主要观点，但《开启中医之门》的作者李阳波则很不满意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合一观，他解释说：董提出这个观念主要是讲天的情况与人的情况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的支配。

所以，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天与万物、与人的这种生理状态的合一，而不是天与人的社会结构的合一。

为了作出这样一个划分，李阳波就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有关社会观的这一部分划出去，而保留其谈生物的部分，并且径直把它称为“宇宙生物观”。

因为中医是研究天、地、人之间的术数转换变化关系的一门学问。

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就已把中医小了一截。

李阳波同时认为钱学森也看到了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些情况，从一些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潜力，看到了人天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所以也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而改作了“人天观”。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指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

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董仲舒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

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一）天为大神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

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

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

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

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

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

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

“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

“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探析在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属薄弱。

这种薄弱不仅表现在研究专著、论文数量上的偏少，更主要的在于其研究质量上的偏低。

就汉代哲学的研究质量言，一则是对汉代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足。

汉承秦制，汉帝国在经济、政治上为中国封建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思想文化上定儒学为一尊，从而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确定了指导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汉武帝在“册问”贤良文学之士时明确提出了“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董仲舒在回答皇帝之“册问”的“策对”中明确讲到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之际”思想，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史学家也要通过“史”来“究天人之际”问题。

但迄今为止，对汉代哲学所明确提出的“天人之际”问题却重视和探讨不够，这使人感觉到，汉代的天人思想要么就是一些神学目的论的臆想，要么就是一些肤浅的经验直观，难见其中哲学理论的价值。

二则对汉代哲学思想的梳理、发掘上有人为地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

虽然现在的汉代哲学研究论著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张衡、《礼记》、《淮南子》、纬书、《太平经》、《黄帝内经》等等的其人、其书的哲学思想多有所发掘，但汉代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仍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王充“元气自然”论的对立，似乎董仲舒讲的是一种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臆想，而与之对立并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王充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

在此种人为认定的汉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已完全消除了“天人之际”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人为地将汉代哲学简单化和肤浅化了。

第三个方面则是对汉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比如说，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论?天与人究竟是如何相感相应的?这种感应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它反映和表现了当时怎样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水平?它有什么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哲学价值?王充为何要讲“元气自然”论?这种理论到底对人们认识、把握宇宙有何作用?王充一味地反对目的论，这种反对究竟有何价值?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仍囿于一般的就事论事。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一提起天人感应思想，马上便会想起董仲舒，因为他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此，天人感应思想便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天人感应思想并不是由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该思想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最早关于天人感应的记载源自儒家六经中的《尚书•洪范》。

《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

《诗经》中关于天人思想代表性的说法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雅》）。

春秋时，子产治郑，《左传》认为是天降命于贤者，提出“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襄公29年）。

而万世师表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孔子又提出“知天命”“畏天命”，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中庸》中提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可见天人感应思想并非董仲舒凭空创造的，而是对前代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

大谈天人、古今，并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规律，是汉代的时代精神。

而将它发扬光大的便是董仲舒，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http://wWw.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汉武帝虽然不喜欢这个学说，因为它限制了君权，但是鉴于它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还是在形式上接受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