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山头方言对于文学的问题及其历史文化罗雅玲【摘要】黄山头位于鄂南湘北边界公安、石首、安乡三县市的交界处，其方言运用广泛，历史文化悠久。
而方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是一个地方的人与自然的“形而上的”总结。
方言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集体无意识的角度与他者世界对话，具有先验的本真性。
文学的本质要求做到“文”与“言”的统一。
本文从方言词语及其存在的历史遗迹层面入手，试图对黄山头的语言及其历史文化做一系列的浅谈。
【关键词】文学方言词语古文化的发源黄山头方言“我想如果你生活在这种环境（黄山头）里，你会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比如你的说话方式，你的思维方式，可能就是黄山头人的方式，可能你的对话就是黄山头人的对话了，这种故乡的方言的运用，这些东西都是综合性的，我想任何一个人，他的写作都离不开环境对他的影响，这种肯定是潜移默化的，他不可能是很具体，但是他会是默默的在影响你，因为你喝这里的水，你跟这里的人接触，你写这里的故事。
”—作家东西一、方言对于文学东西的这段话实际上说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方言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人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性格气质。
通过一个地方的语言最能看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第二，作家不可避免的受到他所生活的地方的环境特别是方言的影响。
东西的观点与老一辈的作家汪曾祺不谋而合。
汪曾祺说：“我的小说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张家口。
……我以这些不同的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些这些地方的特色。
”汪曾祺接着说，“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
”（1）方言的定义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方言包括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种。
所谓社会方言，就是某一行业或某一组织的通用语，别的行业或组织没法以此与其进行交流。
比如某些专业术语，专门用语，行业用语，也包括通常所说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蛇妖”等“黑话”。
所谓的地域方言是汉语在各个地方的地域变体，我们平时所说的方言即是地域意义上的方言。
地域方言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2）方言和文学的关系其实，方言语文学的关系问题早就引起了作家们的关注。
《水浒传》、《红楼梦》就有着大量的方言土语。
晚清以后,甚至有了一些纯粹用方言写作的小说。
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的《七侠五义》是用北京话写的,邹必显的《飞跎子传》是用扬州话写的,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是用苏州话写的,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是用吴语为主而写的。
甚至有了廖恩焘作粤语诗集《嬉笑集》。
到了“五四”一代，不少文学家都很重视方言文学的创作。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语俗字”。
他说：“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语气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又说:“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2]。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更是主张以方言丰富文学创作。
他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意思。
”[3]刘半农也认为人物口白的方言化，除了有刻画人物的功用外,还能显示出“地域神味”[4]。
方言味小说在近现代也有不少精品问世。
比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李吉人的《死水微澜》是用四川方言进行写作,周立波分别采用东北方言、湘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都有较大影响。
董正宇、孙叶林等综合前人的看法，提出运用方言的三大作用：凸现人物形神，传递别样情致，承传地域文化。
[5]。
所以方言文学在文学发展，特别是小说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小说表现全景式的社会人生，免不了涉及到人物和周围环境，这之中就触及到运用和种语言表达的问题。
从纵向上看，近代以来，小说的发展一直和方言相互联系。
通过方言的形式，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文学的大道。
通过那些异样的发音、特别的词汇可以探寻到民族的埋藏最深的隐秘历史、民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以及特殊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给了作家一个展示历史或现实生活的特殊的道路。
另一方面,汉语写作已经有工具化的倾向。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探索汉语表达与生命意识的关系，摆脱语言在转译过程中背后隐匿的别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是方言母语转化为普通话）背后隐匿的别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所流失的宝贵东西方面也是一条探索之路。
二、黄山头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意义黄山头是荆楚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商、周、战国遗址，晋、唐古墓葬等古迹达19处，遍布四周。
此地不仅为历代武将征战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游历之乡。
东汉名将马援及农民起义军领袖覃儿健，宋代杨幺，明代李自成农民军，清代太平军都曾在此鏖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彭德怀、贺龙亦在此进行过革命活动。
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代柳宗元，宋代范成大，明代“三袁”，清代陶澍等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
黄山头国家森林公园区域是荆楚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商、周、战国遗址，晋、唐古墓葬等古迹达19处之多，遍布四周。
此地历代为军家征战之地，东汉名将马援及农民起义军领袖覃儿健，宋代杨幺，明代李自成农民军，清代太平军都曾在此鏖战。
黄山头以她的钟灵毓秀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到这里游历。
早在晋代，这里就寺庙矗立，香客如云。
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梁朝的沈约，唐代的柳宗元，宋朝的范成大，明朝的"三袁"，清朝的陶澍等都曾到此游历，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
元朝颜耕道、明朝吴宗儒、清朝赵纯翁和潘湘等均曾题有《黄山赋》。
明代的王世昌，夜宿黄山，题有"钟声低者远，人语隔溪烟，置榻云为伴，烹茶夜饮泉，此宵河汉近，忘却我非仙"等诗句。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山上忠济庙居住数日，结识了江南才子段洪古，并即兴为"南禅寺"、"忠济庙"分别题匾，墨迹尚存，传为千古佳话。
现代著名诗人于沙来黄山夜宿，题有"暮霭生何处，湿绕万千树，才见夕阳红，不觉梦已绿"等诗句。
黄山头国家森林公园所在地同时也是我党我军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老区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彭德怀、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进行过革命活动。
...（1）南闸、谢公墓、忠济庙、云麓宫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国第一大水利工程，雄伟的荆江南闸横卧在奔腾不息的虎渡河上，1952年4月5日破土动工，当年6月25日胜利竣工，仅用了75个日日夜夜。
这项上保武汉三镇，下保岳阳、长沙安全的巨大工程，由毛主席亲自批准，苏联专家设计，遵照毛主席关于“搞比不搞好，早搞比迟搞好，军队以打仗办法进行”的指示，抽调唐天际将军所属抗美援朝部队官兵10万和工人4万、民工16万共计30万劳动大军，共完成钢筋混凝土3.25万立方米，砖块、垫块、碎石5.9万立方米。
南闸全长360米，共32孔，每孔净宽9米，闸高8.5米，闸底高程32米，闸顶高层43米，采用钢筋混凝土底板，空心垛墙，坝式岸墩，弧形钢板闸门，电力绞车启闭。
为纪念这一大巨大工程的胜利竣工，在距南闸320米的黄山脚下，建有荆江分洪工程纪念公园，公园内建有蔚为壮观的纪念塔，纪念塔上部刻有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邓子恢、宋庆龄、唐天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手书和撰文，塔身中部刻有912名英雄模范的名字，塔身下部刻有逼真传神的反映劳动场面的浮雕。
几十年来，这里始终成为了游客和中小学生切身体会爱国爱家、奉献敬业精神的必到之地。
用麻白石铺成，以石为栏，雄伟壮丽的谢公墓位于这黄山极顶，据考证，北宋荆州刺史谢麟（江西吉安人氏），为官清正，知民疾苦，深受百姓爱戴。
死后托人将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当谢公灵柩路经黄山时，陡然飞沙走石，狂风大作，谢公灵柩自动引向黄山极顶，竖葬庙侧，再也不能摇动半分。
于是人们就以石垒墓，安葬于此。
谢公生前体恤民情，死后仍在保佑百姓，因极为灵验，两湖两广的祭拜者络绎不绝，墓前这幅“黄山有幸埋忠骨，白石多缘寄鹤踪”的石刻对联，就是对谢公爱民如子的极高评价。
位于黄山主峰的“忠济庙”。
“忠济庙”初建于西晋，当时称“普济寺”，南北朝时改称“忠济庙”。
公元1112年，宋徽宗皇帝赐封爱民如子的谢公为“忠济真人”后，“忠济庙”扩建为三进二十四间。
头殿供奉的山神爷，是唯黄山独有的赶山王鞭打山神爷的神像。
您看这赶山王怒目圆睁、举鞭欲下，山神爷缩颈护胸，头却偏向一边。
据传，当年赶山王奉秦始皇之命，从武陵山脉中，赶出一只已修炼成仙的金凤凰化山填海时，与金风相约，为不打扰金凤凰修炼，搬山途中只能日落即起，鸡鸣既落。
当山头引至黄山头时，山神想：海乃天地造化之物，填之必成灾难，而这万顷波涛的洞庭湖边又恰无山岚，何不将此山坐落如此，造福于民。
于是山神灵机一动，学声鸡叫，霎时引得万鸡齐鸣，金凤闻声落地。
赶山王陡闻鸡鸣，举目一惊，知是山神所为，无可奈何，于是对山神雷霆震怒，才有了这寺观庙宇中唯黄山独有的这尊双人神像。
二殿供奉“谢公真人”，门前这幅“二千石荆楚赡依，公是前朝贤太守；八百里洞庭环抱，天留此老镇名山”的对联和“忠济庙”匾额系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所书。
谢公神像底座高0.9米，人像高2.8米，双目慈善，面目威严，俨然集神、王、人于一体的最具权威的仙家，这神容，这风范，这仪态无不使人肃然起敬。
唐代文豪刘禹锡在此传经讲学，触景生情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千古佳句的云麓宫，也是历史以来两湖两广的道教文化中心。
驻足黄山二顶的云麓宫中，体验刘禹锡虽被贬仍豪气万丈的气概，回首大千世界中财、气、酒、色的诱惑，展望这千里平川，万种风情尽收眼底的图画，这有声似无声，有色似无色，天大地大，神清气爽，烦恼尽消的感觉，是否已激荡在您博大的胸怀之中。
（2）刘弘墓、南禅寺、犀牛望月、青云路曾引起《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香港报》、《湖南日报》等数百家新闻媒体轰动性报道，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刘弘墓。
墓主刘弘（死于湖北襄阳），字和季，西晋沛国人，任荆州刺史、镇南将军等职，其人其事在《晋书》、《三国志、魏书》、《资治通鉴》《清乾隆县志》等史藉中均有详细记载。
刘弘墓于1991年4月由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清理发掘，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瓷等精美文物79件，其中16件为国家一级文物，价值连城。
这两座龟纽方形金印，重168克的为“宣成公章”，重132克的为“镇南将军章”，均由纯金精雕细镂而成，造形逼真，金光璀璨。
这块由纯金制作、重50克的龙牌带扣长9厘米，宽6.5厘米，中心是金龙戏珠，鳞甲、龙身用翠珠镶嵌而成，细细金丝贯通龙身联于龙舍，稍微倾动，满目生辉。
这枚玉樽更是稀世之宝，在上海“中华文物精华展”中，一位美国考古学者，当场开价50000万美元，并顶礼跪拜。
刘弘墓墓室总体为椭圆拱形结构，下方上圆，墓室圆形顶部的四角攒尖结构奇特，为墓室结构之罕见。
刘弘墓墓室结构和出土的文物，被考古学家称赞为：“古无先例的国宝中之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