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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珍藏古代玉器一览金声玉振之祥。
汉代青玉磬。
磬体厚重，敲击声清脆洪亮，为汉玉磬珍稀之品。
虎熊驱凶邪。
东汉白玉虎熊纹珮。
此珮雕刻虎、熊、螭（龙之子）纹，以显诸兽的神威。
玉之新韵-魏晋南北朝玉器（公元220-589年）。
矫健神勇的玉兽。
南北朝青玉兽。
南北朝青玉羊。
南朝黄玉瑞兽。
南北朝青玉卧兽。
造型肉丰骨劲，壮健雄浑。
卧兽让人领悟到玉之柔厚而又具骨力之美。
南北朝青玉骆驼。
南北朝白玉翼兽。
简淡爽利的玉饰。
魏晋青玉螭纹佩。
刻线细爽坚劲，龙口的一排牙齿，龙螭身上的细鳞纹，这些都是纹饰造型的新式样。
南北朝青玉螭纹饰。
九螭各显神姿，穿行于云水之间，纵横错落，潇然舒美。
美玉纷繁-唐宋辽金玉器（公元618-1279年）。
宋代青玉鹅形盒。
宋代黄玉谷纹觥。
玉觥的造型依商周青铜觥（酒器）雕成。
所饰谷纹为东汉特点，其综合性模仿，可见玉工的构思巧妙。
鸟兽亦可观-此期种种玉禽玉兽，造型准确，无过多雕饰，风格简约、朴质。
唐代青玉马。
古代艺术品中的马，以汉唐者最为精彩。
此玉马虽垂首跪卧，但仍蕴藏着奋力与强悍的气势美。
唐代白玉兔。
唐代白玉熊。
玉熊非但毫无凶猛之状，反而憨态可掬。
唐代黄玉骆驼。
宋代白玉兽。
宋代白玉双兽。
宋代白玉驼獾。
宋代白玉鹰。
宋代白玉鸟。
玉传佛意-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传统玉文化输入了新元素，内含佛义的玉器，别开生面。
唐代白玉飞天。
宋代白玉飞天。
甘肃敦煌莫高窟唐壁画飞天。
辽金白玉飞天。
辽代琉璃迦陵频伽饰。
辽金青玉迦楼罗形饰。
唐代白玉莲瓣形环。
装饰品丰美多姿-饰有人物、花鸟纹、龙纹、凤纹的佩玉，生机活现，形意精新，表现装饰品的时代风尚。
唐代白玉环。
宋代青玉云龙纹饰。
宋代白玉谷纹龙形珮。
唐代青玉龙纹铊尾。
宋代道人观书纹带板宋代白玉绳形饰唐代白玉龙纹带板辽金青玉鹘鸟啄天鹅纹带穿。
鹘即海冬青。
宋代青玉兽面纹琮宋代白玉云纹卮宋代青玉鹅。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部分1璜形玉饰跨湖桥文化上∶长2.9、截径0.9厘米下∶长6.2、截径1.1厘米浙江省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出土，现藏于萧山博物馆。
2件。
绿褐色，叶腊石质。
一件为扁圆形弯管，有一弯曲贯通的穿孔;另一件为窄条弧形、两端有未完的牛鼻形孔。
玉玦、玉管河姆渡文化上左∶直径2.2厘米上右∶直径2厘米下左∶长2.61、直径1.2一1.7 厘米下右∶长3、直径1.5厘米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4件。
均为萤石质，黄绿色。
玉玦、玉管各一对。
玦一面略呈弧面，另一面较平。
璜形玉饰河姆渡文化左∶长4厘米中∶长4.9厘米右∶长4.1 厘米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3件。
为叶腊石和萤石质，黄绿色。
均为窄条形，横断面呈扁圆形，璜形挂饰为一端有孔。
玉玦、玉管珠半成品河姆渡文化玦∶直径3.7、厚约1厘米管珠∶直径1.5-2.5、长1-3厘米浙江省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8件。
均为萤石质灰白色。
管珠和玦的孔均为实心双面对钻，玦口为线切割。
管珠多半成品。
玛瑙玦、玦形玛瑙镯马家浜文化直径3.3-7.8、孔径1.3-6厘米浙江省余杭市梅园里遗址6号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件。
均为玛瑙质，一件半透明。
出土时两件玦位于头部，而玦形玉镯位于手部。
将镯制成玦形，为马家浜文化所特有。
玛瑙玦、玛瑙璜马家浜文化玉玦∶直径5.6、孔径3.2厘米玉璜∶残长7.2、厚0.6 厘米浙江省嘉兴市吴家浜遗址出土，现藏于嘉兴市博物馆。
2件。
玦的质料为玛瑙，白中泛黄，略有斑点。
玦口断面磨平，截面略呈椭圆形;玉璜为透闪石软玉，沁为灰白色，残缺桥形，抛光较精，端部有一残孔和一孔对钻。
玉璜崧泽文化长14.8、宽5.8、厚0.7厘米浙江省嘉兴市南河浜遗址59号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色湖绿。
扁平半璧形，两端各钻两孔，孔缘有系挂绳索的磨勒痕迹，出于墓主颈部。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级汉代玉器欣赏（1）皇后之玺玺印《汉官旧仪》称汉代“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皇后玉玺文与帝同”，帝、后玺均是汉代最高权力的凭证，皇帝玉玺迄今未发现。
汉代玉印分官印和私印两种，官印为执政者的凭信，私印为个人身份的凭证。
皇后之玺边长2.8、高2厘米，重33克(图1)，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968年咸阳市北原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羊脂白玉，滋润莹秀。
玉质坚硬致密，纯净无瑕，无沁。
玺钮为高浮雕匍匐回首状之螭虎，形象凶猛。
玺面镌刻阴文篆书“皇后之玺”四字，字体结构严谨大方。
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
皇后之玺是礼玉中的瑞玉，是皇后权利身份的标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唯一的皇后用玺，属国宝级文物珍品。
陈请士水晶印属私印，边长2、高1.5厘米(图2)，现藏西安博物院。
1991年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汉中期墓M170出土。
白色水晶，纯净无瑕。
覆斗形钮，印面阴文篆书“陈请士”三字，字体规整大方，通体抛磨光亮，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唯一的水晶印。
陈请士其人，文献未载，但从其墓葬规模较大，陪葬品丰富分析，他应是一个地位较高的贵族。
玉牒玉牒是汉代新出现的祭玉名称，使用始于汉武帝，东汉时汉光武帝也曾去泰山用玉牒行封禅之礼。
玉牒通常以青石片制作。
王莽时期玉牒残长13.8、宽9.4、厚0.94厘米(图3)，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1年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桂宫4号遗址出土。
片状青石质，通体磨光，表面黑色，阴刻篆体，朱书，现存29字“……万岁壹纪……作民父母，清……退佞姦轨，诛……延寿，长壮不老，累……封埴泰山，新室昌……”，这是王莽为祈求政权稳固，拟封禅山泰山制作的玉牒，也是王莽时期迄今出土的唯一玉牒。
玉圭玉圭是汉代最常见的礼玉，多光素无纹，少数琢有花纹的玉璧改制。
常在祭祀时使用，并不是承担象征身份的瑞玉。
素面玉圭一组，高9、宽2.3、厚0.4厘米(图4)，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中国玉器鉴赏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玉人头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乳白色，局部有褐色浸蚀。
体扁平，头像作侧视，以阴线刻一橄榄形目，头顶有一椭圆形发髻，鹰钩形鼻，嘴微张，脑后有外凸的耳形脊。
头下有颈，嘴角处有一个穿圆孔，可供佩系。
陕西神木出土。
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高４.５厘米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淡黄色。
体扁平，顶部微呈弧形，两边斜直，刃部较宽，两面刃，较锋利。
顶端一圆形穿孔，两面钻透。
四边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
制作精美，无使用痕迹，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
１９５９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墓葬出土。
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长１７.８厘米厚０.９厘米刃宽７.２厘米孔径１.２厘米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青色。
长方形，顶端平整，两侧斜直，刃部较宽，两面磨刃，略呈弧形，四边较薄，中间较厚。
通体磨光，靠近顶端有一圆孔，两面钻透。
此件制作精致，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
１９６０年山东曲阜出土。
现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玉璇玑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玉质泛白色。
体扁平，中央有圆孔，形似变形的环。
外缘有三个形状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转的锯齿状凸脊，凸脊之间各有每三齿为一组的锯齿四组。
全器计有相似大凸齿三个、小凸齿十二组三十六个，等距分布。
是观测天象之器，或是织机上某一部件，有待研究。
１９７８年山东滕县出土。
现藏滕州市博物馆。
径８厘米人面纹玉佩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
墨色。
体扁平，呈四边略外凸的方形，背部中央有一垂直的凸脊，脊上有一横穿，可供穿系。
正面刻人面纹，面部正视，以阴线刻橄榄形眼眶，眶内饰一横线作目，双目相连，等腰三角形纹作鼻，横道弦纹作口。
虽五官比例不甚协调，但轮廊俱现，为大汶口文化较早的人面形玉饰。
山水滕县出土。
现藏滕州市博物馆。
高３.２厘米宽３.９厘米兽面纹玉(石奔)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青中泛黄色，通体抛光。
原断为两截，受土浸，表面形成不同颜色。
体扁平，呈长方形，背部平直，刃部稍宽，一面刃的坡面较宽，另一面较窄。
西汉墓葬中的国宝级古玉赏析（附10件国宝精图）安徽历代出土玉器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其中西汉出土玉器最为丰富，不仅玉质优良，而且设计新颖。
这里选取巢湖市放玉岗、北山头和涡阳县石弓山西汉墓出土的10件精美玉器，供藏友们鉴赏。
卮，古代一种盛酒器，流行于战国和两汉时期，主要有玉卮、漆卮、铜镶卮等。
这件西汉朱雀衔环玉卮，为和田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有光泽，局部有黄褐色沁痕。
卮为圆筒形，平底，三足，高9.8、口径7.91、底径7.4、壁厚0.3厘米。
卮的一侧高浮雕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头高出卮口，口衔绞丝活环，双目微凸，两耳上翘，两腿立于高浮雕螭虎的背部。
螭虎圆眼，张口，尖爪，胸部阴线刻“滴水纹”，绞丝尾呈“S”形向上翻卷。
卮的另一侧高浮雕一只立熊，神态灵动，与朱雀相呼应。
熊身弯曲呈环形扳手，扳手的两侧浅浮雕两只凤鸟。
整个器身图案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一层浅浮雕兽面纹;二层和四层均为浅浮雕勾连云纹;三层为浅浮雕龙纹;第五层为浅浮雕龙凤纹。
古代的卮主要由盖和卮体组成，该玉卮无盖，是原本无盖，还是有盖已被毁坏，不得而知。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卮来看，这件西汉玉卮具有战国的遗风，上下左右四方连续纹饰，组成的图案相互对称，构图主次分明，布局错落有致，雄浑古朴。
整器集高浮雕、浅浮雕、平雕及镂雕、阴线刻等多种技法于一器，设计新颖，雕琢精细，堪称古代玉雕一绝，代表了西汉玉器雕琢技术的最高水平，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
此件和田青玉雕琢的玉卮，通高11.2、口径6.7、底径6.6、壁厚0.4厘米。
卮身为圆筒形，由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以子母口相扣合。
盖的中央饰柿蒂纹，边缘等距离高浮雕三组漩涡纹。
突出的是卮身高浮雕一昂首挺胸的朱雀，雀体拱曲形成环形扳手。
朱雀尖嘴(微残)，两眼炯炯有神，双冠分开微向上翘，胸部圆平，阴刻一“几”字纹。
浅浮雕的双翅如同绸带上下翻卷，短腿利爪，两腿之间浅浮雕一心形纹饰。
卮的周身以谷纹为主，云纹为辅，平底，三足，底部阴线饰柿蒂纹和流云纹。
国宝档案国宝档案——中国传世玉器全集（18）雁纹玉饰元代宽5.3、高4.5、厚1.8厘米现藏于安徽省文物局玉质青色，沁成鸡骨白色，有牛毛沁。
带板作委角方形，以深雕法琢穿梭于花朵中的大雁，以阴刻线作纹饰，大雁展翅欲飞，栩栩如生，花朵用斜削和打洼手法表示。
整器构图疏密有致，雕工精细。
龙纹玉饰元代长5.2、宽4、厚1.2厘米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玉质青色，略带沁。
边框委角，减地浮雕饰一龙戏珠，龙身细小卷曲，满身饰双阴刻线表示龙鳞，龙发往后飘拂，大眉压眼，颈、腿施重刀，龙身和龙头可见钻孔痕迹，典型元代龙纹造型。
龙穿花纹玉饰元代长7.4、宽6.6、厚1厘米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玉质白中带青灰斑。
单面透雕花果龙纹，龙身卷曲，细颈长嘴，须发飘扬，底纹为透雕枝叶花卉。
制作采用管钻深雕法，钻痕不加修饰，有明显的元代制玉风格。
云龙纹玉尾元代长9、宽5.5、厚1.7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黑白两色。
器体呈长方形，扁平。
正面根据玉料颜色的不同巧雕龙纹和云海纹。
在一火焰形开光内，浮雕一龙，龙菱形眼，嘴前伸，龙发下飘，细颈，身体扭曲，尾压于后腿之下。
墨玉部分浮雕海水云纹，海水中凸起连绵的山脉。
背面平整无纹，四角各有斜穿小孔一对。
此器利用黑白玉色巧雕而作，匠心独运。
鹘攫鹅纹玉带环元代长7.2、宽6.2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玉质青白色，有黄褐色沁斑。
在椭圆形托环上高浮雕、镂雕海东青（鹘）捕天鹅的“春水”图案。
一矫健有力的海东青（鹘）正啄住仓皇逃窜的天鹅，充满紧张肃杀之气。
“春水”玉之题材虽滥觞于辽契丹族的“春捺钵”，但目前辽代此类玉器还未有出土，所见多为金元玉器。
此玉两侧均有长方形隧孔，应为束带中所用之带环，可供带钩或绦带穿过。
狮戏球纹玉带环元代宽6、高4.6厘米现藏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玉质青白色。
镂雕狮戏球形象。
正面为狮与球舞动的飘带，巧妙地把球甩在了背面，两侧各有一对孔可供绦带穿缀用。
狮子头上的鬣毛呈球状，高高隆起，尾巴两侧为卷云纹，中间呈拂尘状；飘带翻卷，立体感很强。
中国玉器大全（清）12241、和田玉兽面双耳瓶清乾隆高16.2 厘米口径2.8厘米至3.5厘米足径3.1厘米至3.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玉质秋葵黄色，局部略显淡赭，材料珍贵。
瓶体扁圆形。
椭圆口、足，长颈，腹部稍阔。
盖顶呈椭圆状，其下凸雕绳弦纹一周。
通体光素无细纹，双夔耳。
腹部凸雕三条螭纹，下面一条口衔灵芝，呈追逐嬉戏状。
底中央阴刻双行篆书"乾隆年制"四字款。
242、白玉兽面纹双耳盖瓶清中期高 24.5厘米宽14.4 厘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瓶盖雕菊瓣纹，四方尖顶纽，双耳有云纹。
腹部阴线刻兽面纹、蕉叶纹，瓶旁有一圆盒，瓶与盒皆置于镂雕松根座上。
造型端庄，工艺严谨，是该器的艺术特点。
243、和田玉双连瓶清中期高 16.3 厘米长 9.2 厘米宽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带皮色，雕双莲方瓶。
有盖长方形，孟顶，两盖间有一小纽相连，盖上镂雕穿带式纽。
瓶口有两道弦纹，弦纹之下有重叠相套的椭圆环状纹及变形蕉叶纹。
两瓶相连处有间隙，瓶上下各雕双夔龙，夔龙尾及颈相连，两瓶各有一长方形足，其下配有铜镀金錾花镂空座。
宫廷制造的双连瓶以圆筒或方筒状最常见，含有合卺之意。
这件玉瓶配有铜座，是陈设品。
244、和田玉鹰熊双连瓶清乾隆高19.9厘米腹宽8.7 厘米单口径4.2 厘米足径 6.3 厘米至 8.7 厘米故宫博物院藏青玉质地。
体扁圆形。
双筒相连式。
盖为凸雕云螭纹。
器正面为鹰踏熊首形，双翅抱瓶，口衔活环。
器背面上部透雕"X"纹，四角连瓶;下琢变形熊尾。
瓶底阴刻双行"乾隆仿古"四字隶款。
鹰熊是英雄的谐音。
245、水晶夔纹活环瓶清中期高19.3厘米口径 6.4厘米足径 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无色水晶，口沿及足部有少量绵纹。
仿古彝器，圆形，有盖。
盖顶雕一花形纽，环纽出四象鼻形耳，耳上各套一活环。
口沿有雷纹一周，器口亦饰雷纹一周，并有四象形耳，耳上各套一活环。
瓶颈略细，缘瓶颈饰倒置蕉叶纹四组，瓶腹饰两周云雷纹，其间浅浮雕四组双夔纹，分别作相对状，近足处雕莲瓣纹。
中国古代玉器图集一．玉圭玉圭《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
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因此今天古学界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及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
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
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
《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现在考古实证材料还不能予以证实，不少问题有待研究。
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各代帝王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曾制造过，但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今日所见玉圭基本上是商周至战国的作品。
清代伪古玉中有少量圭形作品。
圭的形制特点因时代不同、种类相异而存在较大的差别，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圭。
这种长条形、平首带穿的玉器多见于龙山文化，以素面为多，少数在下端饰有阴线弦纹，精美者刻有兽面纹。
纹饰系用利石刻成，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
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 5至20厘米。
战国时期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其中不少是石制的。
圭身宽窄大小不一，现今所见的均为光素。
山西侯马盟誓遗址所出的盟书均书写于不规则的石圭上。
汉代玉圭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造了少量的玉圭。
宋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仿制品。
明代玉圭呈尖首平底状，有的器表满布浮雕的谷纹或蒲纹，有的阴刻出四山纹，寓安定四方。
战国玉圭附：玉圭的用法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
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王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器，在朝觐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比如，通过不同尺寸的圭，显示了上至天子、下到侯位的不同等级；同时不同尺寸的圭加以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周室安邦理国的信念。
不同名称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如：珍圭——召守臣回朝，派出传达这个使命的人必须手持珍圭作为凭证；遇自然灾害，周天子派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所持的信物，也为珍圭；谷圭——持有者行使和解或婚娶的职能；琬圭——持有者行使嘉奖的职能；琰圭——持有者行使处罚的职能。
二．玉玦玉玦玉玦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
在古代主要是被用作耳饰和佩饰。
小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较大体积的块则是佩戴的装饰品和符节器。
新石器时代玉玦制作朴素，造型多作椭圆形和圆形断面的带缺环形体，除红山文化猪龙形块外，均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猪龙块(又称兽形块)形制特殊，形体普遍较大，有的块上有细穿孔，当是佩玉。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该文化的大型块多出土于死者胸前，可以确定它不是耳饰。
商代玉玦呈片状，尺寸一般在5至10厘米，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光素的，环窄；另一种为龙形玦，作卷曲龙形，龙张口露齿，背饰扉棱，龙身饰勾撤云雷纹，俗称“假阳文”，线条转角方硬，图案化风格强烈。
周代玉玦仍作片状，肉部明显宽于商代，中孔较小，并出现椭圆形块。
玦身多为光素，部分饰弦纹、云雷纹，纹饰与商代相比有简化趋势。
龙形玦很少，且多无脊齿。
春秋、战国玉玦数量最多，此期玉玦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
玦体作扁片状，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
纹饰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细密风格的蟠螭纹、蟠虺纹。
用双钩阴线或宽阴线隐起加发丝线方式饰纹。
动物形块简化成阴线刻交尾双龙、双兽纹玦，少数精品在两端透雕兽首形象。
汉代玉玦不多，风格沿袭战国，小玦不及战国时精致。
此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玦，直径在10厘米以上，应是佩玉或符节器。
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
宋仿纹饰多不合古制，块体比战国厚重。
明、清两代伪古玉玦，纹饰处理和雕刻刀法很难达到战国时自然流畅、锋利健劲的效果，往往徒具古形，缺乏古意。
附：美玉的传说相传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风和云，他的肌肉化成土地，而骨髓就变成玉石和珍珠，因此玉器被视为吉祥物，具有驱邪避凶的魔力。
从古到今，不少人把它作为家传之宝或定情信物，甚至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礼记》曾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忆力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
”而《说文解字》亦称玉是“石之美者”，因此人们对玉器的崇高情操可见一斑今天，玉石已成为深受欢迎的装饰品与艺术品，传说玉器具定惊、趋吉避凶之效，能保佩带者平安吉祥、富贵长寿，有深远寓意。
中国人认为玉器可令佩带者凝神聚气，而圆形的玉更代表天地之司的和谐圆满，所以玉环、玉扣及玉厄等圆形饰物都非常受欢迎。
补充：古玉器名。
玉饰的一种。
玦通决。
形如环而有缺口。
新石器时代、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墓葬中，常有发现，多放置于死者的耳旁。
作耳饰玉器。
到汉代，主要作佩玉用。
玉玦用途，古今说法甚多，概括起来有五种：一作佩饰；二作信器，见玦时表示有关者与之断绝关系；三寓意佩戴者凡事决断，有君子或大丈夫气质；四刑罚的标志；犯法者待于境或一定地方，见玦则不许还；五用于射箭，使用时将玦套戴在右拇指上，以作钩弦。
三．玉璜西周玉璜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
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在良渚文化中，它是一种礼仪性的挂饰。
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巫师神秘的身份。
且每一个上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象。
玉璜的形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处略缺形似半璧；另一种是较窄的弧形。
一般玉璜在两端打孔，以便系绳佩戴。
商周以后，玉璜逐渐形成具有礼器和佩饰的两种作用。
新石器时代的玉璜流传至今极为罕见，大都只能见到一些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玉璜，往往兽面大于玉璜、饰纹已有多层次的浅浮雕兽面纹，兽面周围饰有精细的复杂阴线，河姆渡文化的玉璜体积小，厚度大，石质也远逊于良渚文化的玉璜。
商代起玉璜成为人们流行的佩带物，原来一般的玉璜无法显示出佩带者美化自己的意愿，又不能区别佩带者的地位、身份。
因此，商代起的玉璜在饰纹和式样上出现多样化，以满足各层次爱玉者需要，人形璜、鸟形璜、鱼形璜、兽形璜等，就是商代玉雕艺人所创新品种。
战国时期出现镂雕玉璜，多为变龙纹，唐代以后玉璜渐渐消亡，取而代替的是各种玉佩饰品。
玉璜玉璜玉璜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与玉佩同样赢得收藏家们的偏爱，尤其在台湾、新加坡市场行情看好。
四．玉琮玉琮玉琮之王玉琮1、玉琮的用途与功能作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及其纹饰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学术界关于玉琮的用途和功能的认识纷繁复杂、莫衷一是。
安克斯认为“玉琮上驵纹近似坤卦”，“象征地母的女阴”；高本汉以为“琮是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石函”[1]；研究中国天文学和数学观念的先驱者贝索德·拉佛在《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中指出：“打孔的圆形玉璧代表天、立方体包围的玉管代表地……”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瑞典学者柏伟能在专著《洛书之秘》中进一步发展了贝索德·拉佛的观点，并结合考古学、美学、古文献、古文字语言提出“琮的造型是以‘洛书’为基础的”，“琮是古代一种表示方向的象征物，与未成熟的阴阳观念一起表达了它的基本含义——神圣大地的真正象征”[2]。
邓淑萍先生在《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中推测“琮在典礼中套于圆形木柱上端，用作神袛或祖先的象征”[3]。
车广锦教授在《玉琮与寺墩遗址》中提出玉琮是“象征王权、神权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4]。
有学者提出了“良渚神像‘鸟首龙身’伏羲说”[5]。
汤惠生教授在《对立与统一：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一文中结合萨满教理论证实“玉琮外方，象征地；中间圆形柱状，象征通天的‘地轴’、‘天柱’”；“昆仑山上的天神和太阳神也就是玉器上的人面像”，“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称作‘黄帝’”，进而提出“饕餮纹即太阳神之传承”等等[6]。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神（人）像形纹戴的冠的外形，与反山神像形纹戴的冠相类似，都与纳西族的东巴文中的太阳文的形象相似，有可能是作为太阳（或太阳神）的象征”[7]，“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神徽上面的人脸可能就是天神的代表。
有人说是太阳神也不错，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埃及、美洲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太阳崇拜，而是已经抽象化了。
河姆渡文化中的图像就已经把日月连到一起，既有太阳也有月亮，把太阳和月亮抽象化为天。
[8]”各家所说分歧杂陈，观点不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相关解说多达23种[9]，但至今对玉琮文化内涵的认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观点主要有“祭祀天地的礼玉”、“玉敛葬”和“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三种学说。
A．“礼地的玉神器”说早期对玉琮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如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以及后来那志良先生的《古玉鉴裁》对玉琮的考证。
然而，《周礼》作为战国晚期的一部托古著作，以其记载的“六器”说来阐释良渚文化玉器的文化内涵，无论在时空位置还是在文化系统上并不是合适的，仅以此为依据加以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根据上文的分析，瑶山墓地的玉琮、钺、冠形器等同出，却不见璧。
反山的琮、璧也没有某种固定的共存关系。
同时，琮、璧主要出土于墓葬中，而并非出现在明确的祭祀遗迹中。
故而，以琮、璧配套礼天地之说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的文化内涵还缺乏坚实的依据。
并且，良渚文化遗址还未出土“六器”中的玉璋、玉琥，也未见到所谓的赤琥、玄璜，因此，许多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六器”绝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度，并且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受天圆地方学说的影响（璧圆象天，琮外方象地），“主观虚构的理论”[10]。
B．“玉敛葬”说。
该观点是汪遵国先生在《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一文中提出的。
作者同样从《周礼》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出发，用“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11]。
对此，王明达先生提出了质疑并予以反驳[12]。
上文已经阐述了以《周礼》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理由是不充分的。
虽然寺墩M3的肢骨和随葬的部分玉器有火烧的痕迹，但仅以此来解释良渚文化随葬玉器的墓葬即为“玉敛葬”，证据似乎还比较薄弱。
事实上，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绝大多数墓葬（包括寺墩遗址在内，除寺墩M3之外的其他墓葬）的随葬玉器没有发现经过火烧的痕迹。
若以此为据，那么除寺墩M3以外，并不能以“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
况且，寺墩M3也只是随葬的部分玉琮、玉璧和石斧有火烧的痕迹，而其他多数随葬玉器均未发现火烧的痕迹，故而“玉敛葬”之说似乎无从说起。
C.“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