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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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通过深度对话的形式,探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应用与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自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尤其在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风险社会的观念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与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我们将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分析中国社会在风险面前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探讨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章将首先简要介绍乌尔里希·贝克及其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随后将重点展开对话内容,通过双方的深入交流,展示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独特视角和洞见。
我们将关注中国社会在经济、环境、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如何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框架和应对策略。
文章将总结对话的主要观点,强调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通过与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而深入的风险社会图景,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乌尔里希·贝克,作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而是现代社会在应对一系列新型风险时所展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
这些风险,包括生态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具有全球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等特点。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制造和分配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单一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和跨界的特征。
贝克强调,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不再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威胁,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决策和行动,如科技发展、市场扩张、环境破坏等。
这些人为制造的风险,往往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挑战。
中国何时已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So:有点长,但值得!这是市县领导参阅的1506篇文章)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社会”即将在东方的中国形成。
的确,这本旷世名作甚至没有提到中国。
在二三十年前,风险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词汇。
在一个刚刚走向“商品经济”的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一种类似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模式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活遵循一套比较固定的规则和节奏,人们的日常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
这些期望是家庭、单位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赋予的。
在这种制度下,预期被严格“计划”和管理:国家牢牢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个人占有的生活资源采取既封顶也封底的全面控制。
生活在这样一种秩序下的人们,面对生活中种种无法逆料的事件,往往会试图用古老的“命”“运”来将其合理化,会通过传统的命理学加以窥测,会抱着“好人一生平安”式的朴素信仰,在心理上规避它。
即使是特别活跃和敏感的1980年代的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对“风险社会”这种概念产生太多兴趣。
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中国与西德社会完全处于两个不同世界,中国社会缺少产生“风险社会”的制度环境,当然也就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
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
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
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中国也如此。
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
Risk Society Theory's Inspiration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作者: 林丹
作者机构: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4
出版物刊名: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98-10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4期
主题词: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理论 和谐社会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
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
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
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风险社会主义理论“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都是近期学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对风险社会及其特征进行阐释,对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并将对风险社会中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征1.风险社会的内涵“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提出来的。
20年来不断发展,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实际上指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使现今社会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结果。
(风险社会不仅仅表现为社会中风险的不断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们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关注人类未来,尤其是规避人为风险和追求安全的社会。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
”)2.风险社会的特征这个被称作“风险社会”的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风险危害的全球性近些年来,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既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孕育着许多风险和考验。
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其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从而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
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往往没有明显的联系,即使生活在远离风险源头的地方,有时也难以幸免被风险冲击而不得不承受风险的考验。
(2)风险形成的人为性贝克认为,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的一种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种表现,人为因素日益渗透到风险之中,成为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这种人为引发的风险也促进了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社会理论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研究【摘要】本文围绕风险社会理论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展开研究。
首先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接着阐述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对中国社会治理现状进行分析。
然后探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最后探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出路,并进行结论总结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困境、出路、启示、展望、政策建议1. 引言1.1 研究背景风险社会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金融风险等,这些风险不再受局限于特定群体或地区,而是全球化的。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风险问题也层出不穷,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社会治理的现状也面临种种问题,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社会治理体系亟需创新。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诸多困境,如政府职能重叠、信息不对称、公众参与度不高等,导致治理效果不佳,信任危机加剧。
探讨风险社会理论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对于提升中国社会治理水平,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结合中国社会治理现状,探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并寻找解决之道,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参考。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通过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和中国社会治理的现状,旨在详细揭示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并通过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寻找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出路。
贝克风险社会与中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风险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的加剧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张,风险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复杂。
这使得人们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风险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
贝克(Ulrich Beck)是对风险社会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德国社会学家。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社会构建的过程,并且这些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球化和复杂化。
在贝克看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风险的增长和扩散。
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意味着风险不再是一个可被忽视的因素,而是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风险社会的概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中国在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都面临着各种风险。
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伴随着贫富差距增大、劳工权益受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这些问题对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
然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对风险的无尽担忧,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后果。
对于中国而言,了解风险社会的概念有助于发展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应对策略。
这包括建立健全的法律和制度、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等。
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保护人民的权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当今复杂的风险环境,中国需要不断提升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贝克风险社会与中国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风险社会和次型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指由于科技进步、环境污染、全球化等原因,风险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
次型风险社会则是指在风险社会的基础上,由于现代化进程的深化,风险变得复杂化、全球化和难以预测。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刘 莹 1986年,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首次使用“风险社会”(risk s ocie2 ty)的概念,用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随后,贝克又发表了《全球风险社会》等著作①,形成了他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和公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本文将着重探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及其特性风险(risk),不同于“损失”或“冒险”,指的是依未来的可能性来计算损失。
“风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7世纪海上保险业中估算帆船驶入未标明水域的可能损失,后来用在银行业务或投资上,用于对投资可能结果的计算。
现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精确计算未来得失、风险大小,来赚取更多的金钱。
福利国家基本上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系统,其用意是当个体在遭遇意外伤害、疾病、失业或年老时,能免受其害。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并没有“风险”的概念,而只有“危险”。
20世纪80年代,贝克在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涵义,他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②”他认为风险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当人们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有了理性思考能力,认为能够以人为的方式介入自然界与社会生活,才有了现代风险的概念。
但是,人们为了处理可能的困境不惜使用各种方式,其结果却在解决前一个问题之时,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种“风险”。
贝克将“风险”定义为:处理因现代化本身所引起的危机(hazards)与不安全(insecu2 rities)的一套系统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社会生成与治理——基于唯物史
观视角
张才国;石薇薇
【期刊名称】《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2
【摘要】党的二十大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构想,今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能面临难以预见的风险。
高水平风险治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而是要基于具体实际和唯物史观基本立场,明确风险本质和生成动因,探究风险治理的中国式路径。
从马克思社会阶段理论看,风险来源于社会转型阶段产生的不确定性,克服风险是走向发展的必要条件;从马克思利益理论看,风险来源于利益差别导致的个体对抗和公共精神旁落;从马克思人类文明观看,风险来源于文明差别造成的世界性风险的生成和传播。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深入研究中国社会风险样态和本质,有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安全格局,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页数】8页(P79-86)
【作者】张才国;石薇薇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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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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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和治理对策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风险高发的转型期,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不同的学科视野或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社会风险的实质及其治理途径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政治挂帅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敌对势力,表现为政权合法性和制度优越性与否,治理途径则是政治斗争;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生产力落后和物质文明不发达,治理途径往往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治理途径被归结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
那么在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当前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来源于何处?表现有哪些?最佳的治理路径又是什么呢?一、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来源及表现社会风险源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并断言“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荡”。
后来的研究者据此得出“人均GDP达1000美元以后将进入社会风险高发期”以及“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等说法。
这种社会风险观坚信“尽管道路曲折,前途依然光明”。
到了20世纪80年代,贝克、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则认为,虽然在某些领域现代性降低了原有的风险,但同时也导入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包括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
这种社会风险观不相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等着人类,而是强调人类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当今生活在地球上的这几代人。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又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因而既存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中的动荡和风险,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是叠加共生的。
前一种风险会随着涉过“改革深水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逐渐减弱,后一种风险则会越来越强。
正因为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从恢复到发展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工作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发展。
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工作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迅速,成绩斐然。
不过,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能力不足、民众接纳程度不高等(王思斌,2013)。
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是嵌入型的,不过政府与社会还未发现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陈蓓丽,2011)。
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问题,不仅着眼于整体社会和谐运行的需求(主要侧重于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论述)、社会工作相关政策(社会工作发展的自上而下动力机制)、困境人群的需求等因素,更要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给其带来了什么影响。
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重新审视。
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恰恰与转型期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是一致的。
不过,看似没有关系的风险社会研究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相互作用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应对风险社会来临的专门制度设计,但它基于现代性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与实务开展,让其本身包含着诸多风险和有可能制造新的风险。
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
因此,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
关键词:风险社会视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4)02-0039-08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4.02.006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贫困村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项目编号:(12YJC840036)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项目“河南乡村社会管理工作现状调查”(项目编号:07YBRW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与发展路径作者:王亚民来源:《理论导刊》2013年第02期摘要:当代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
风险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
传统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冲击,委托-代理逻辑支撑下的官僚制行政逐渐让渡给社会嵌入视野下的民主行政。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嵌入政策过程存在两种渠道:一种是公民个体参与,另一种是组织化参与,非政府组织属于组织化参与的范畴。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嵌入政策过程是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其发展依循着统合主义路径而非多中心治理路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非政府组织;民主行政;社会嵌入;统合主义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11-04引言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学科领域的核心议题。
传统的国家主义践行的是一种“中心——边缘”式的行政理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塑造了“大政府、小社会”的逻辑架构。
随着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等,“大政府、小社会”的逻辑架构逐渐丧失了话语正当性,取而代之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强势话语。
建构、培育良好的公民社会被赋予了时代的使命,公民社会成为继政府和市场两大领域之后的“第三域”。
而公民社会的建构除了需要公民文化的渲染外,还需要组织实体的支撑,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实体,担负起了建构公民社会的责任。
在当代,伴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步伐,风险社会正在悄然形成,这使得公共治理愈加复杂,传统的单中心管理模式已然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强烈冲击,非政府组织的存在逻辑渐渐显现。
从实践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存在着两种选择路径,分别是统合主义和多中心治理,而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深受中国特殊情境的现实影响。
一、风险社会论域下的公共治理“风险社会”概念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后经由吉登斯、拉什加以完善。
风险社会与中国肖瑛2012-09-11 09:41:42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2年4期第46~51页【英文标题】Risk Society and China【作者简介】肖瑛,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内容提要】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风险社会之形塑的过程。
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包括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合拍、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在风险生成中占据关键位置,而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在其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
面对中国这一独特的风险社会,需要选择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进路。
风险社会与中国的讨论,在方法论上仍是一个外来理论和概念如何本土化的课题。
【关键词】风险社会/中国风险社会/本土化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该书在德国售出60000本,远超一般学术书籍的销量;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
自此,“风险社会”成了描述当代人类生存状况最为常用的概念。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观念开始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军事学界大行其道,为“风险社会”的流行铺垫了路基;2003年SARS爆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少数国内学术刊物开始介绍和翻译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的研究迅速增多。
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直接把中国放置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展开相关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要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望文生义,要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阶段。
这种放置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如何开展风险研究的“后设”(meta-)问题,而且涉及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这一经典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试图从风险社会的本来含义、当代中国风险生产之逻辑两个不同维度,来回答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预设是否合理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开展风险研究的若干可行路径。
“风险社会”基本观念之廓清风险社会理论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的一部分。
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逻辑,笔者做过专门阐述,此处不赘,本文主要从四个角度来重建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想象。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晚期阶段,是现代性从古典工业社会中脱颖而出形塑的崭新社会形式,是一种新的现代性。
在《风险社会》的开篇,贝克就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历史终结论”展开批判。
在他看来,古典社会学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视“工业社会”为现代性的最终和永恒存在状态。
贝克否定这一判断,像哈贝马斯那样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并提出现代性的自我再生产从工业社会内部消解了工业社会的合理性。
“19世纪,现代化在面对其对立面的背景下发生:一个传统的民德世界,一个需要了解和把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已经消耗和丧失了它的对手,现在还破坏了它自己的前提,即工业社会及其诸功能原则。
”[1]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有三层意思:第一,它是现代化自身制造的;第二,它不是具体的某些风险事件,而是抽象的、普世的、超越人之感知能力的,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第三,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化的、世界的,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
“反身性现代化”亦有多重内涵,首先指现代化的自我消解和破坏,如现代化生产出工业社会但最终终结了工业社会,不过,工业社会的终结意味着初级现代化阶段作为征服对象的“他者”的逝去,于是只有现代化自身的建构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征服对象,现代化对自身的建构物不断怀疑、不断消解,最终把社会推入风险状态。
其次意味着现代化的自我批判、反思和管理。
在工业社会阶段,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不制造风险,但那个时代的最根本和最直观的风险来自于“他者”,现代化本身所制造的风险相比于外在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完全不足挂齿,只是某些具体的现象。
然而,当“他者”的问题被解决后,风险的普遍化和抽象化立即呈现在人类面前,这是现代化自我破坏和消解的结果,现代性何以生产出“风险社会”,何以规避“风险社会”的持续再生产,开始成为现代性的核心论题。
风险社会是理性的内在悖论不断彰显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自我怀疑主义极端化和激进化的直接表现。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理性,这一点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奠定。
理性的内在悖论指理性试图用自身的有限性来把握对象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从经验的角度看,理性无以把握绝对的实在;从先验的角度看,理性无法设定自身的终极合理性。
但是,理性不是抽象地运用的,而必须有具体的附着点,这就是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具象化和理想形态。
参照简单现代化和反身性现代化的分类标准,贝克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科学化”阶段和“反身性科学化”阶段。
初级科学化的“发展逻辑依赖于删减的科学化(truncated scientization),在这里,科学理性对知识和启蒙的宣称仍然豁免于科学怀疑论的自我运用和自我指涉”。
换言之,科学只“被应用于‘既定的’的自然、人和社会的世界”[2],即前文所说的“他者”。
这种科学逻辑代表了启蒙理性的逻辑,即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逻辑,主体只是价值中立地研究客体,其运用于客体的范式不能用来反观自身。
贝克认为,由于简单现代化阶段人类最大的威胁来自外在的“他者”,加上科学能在自身内部成功地解决其实践结果的错误、悖谬和批评,具有把自己的错误和风险转化为扩张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使自身发展免受现代性批判和文明批判,使自己成为超稳定(ultra-stable)结构。
[3]但是,拒绝反观自身的“无思”不能避免科学自身内在悖论的持续发力,在“实验室用的罩衫”之下,科学的副作用以显性的或隐性的形式不断地生产、积累和释放,推动着科学的自我破坏。
到“反身性科学化”阶段,随着自在自然的终结和人造自然的登场,科学研究和实践的风险性开始暴露,科学再也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替罪羊了,科学不得不把“自身”当作自己的问题。
反身性科学化“立基于完整的科学化(complete scientization)基础,它把科学怀疑论扩展到对科学自身的内在基础和外在后果上”[4]。
但是,科学的自我转向并不能改变其内在悖论,反而加剧了内部的分化和争论,科学在其推进过程中失去的是真理。
因为,面对科学技术所制造的种种风险,普通人的感知能力显得捉襟见肘,唯有通过科学的感官方能洞察和把握,即科学内部的相互否定,而批判制造风险的科学技术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出新的风险的过程。
这正是风险社会的宿命论特点所在。
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面相。
工业社会一方面以社会阶级、核心家庭、性别角色和事业为轴心[5],另一方面建立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之上。
但这两个维度本质上是矛盾的:前一个维度着力于维护人的稳定性和集体性,启蒙运动的“个体化”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集体基础之上的。
后一个维度则是对各种边界如就业与失业、家庭与工作场所、男性与女性等的抹平,并高度彰显人的个体性、流动性,要求个体自我塑造自己的生平。
“个体化”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脱域”或者“解放”,即个人从第一面相意义上的传统支配模式中脱离出来;其次是“传统安全的丧失”或者“稳定性的丧失”,即在实践知识、信任以及指导性规范等方面丧失安全感;最后是“再嵌入”或者“再整合”,即一种新的社会承诺的生产,也就是个体化的制度化存在。
个体一旦失去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认同基础和保护屏障,就进入风险状态。
“再嵌入”同时意味着制度化、强制化和标准化,意味着个体生平对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各种控制和支持、交通计划、消费供应以及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各种资讯和看护的各种可能性与模式的依赖。
[6]但是,制度化和标准化并不意味着个体重新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性,因为这些新的制度化因素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诉求而建立的。
在其语境下,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丧失,甚至其私人空间也被置于标准化的制度情境之下;另一方面是个人的生平从各种既定的决定性条件中游移出来,被置于他(她)自己的手中,成为反身性的,向决定开放并依赖于决定,个体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行动的中心,必须学会规划自己的生平、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等。
这样,那些本来由社会和制度所生产的风险与矛盾,现在向主观化和个体化敞开,一切依赖于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一切决定和行动的后果也都无限开放。
当然,不仅是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和主观化,而且还有个人认同的选择和改变的风险化[7],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选择都是对另外的可能性的拒绝或者敞开。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内在悖论所制造的风险社会有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和可能,属于“生存性风险社会”范畴,那么,跟劳动市场和个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风险社会则属于“生活性风险社会”范畴,二者构成风险社会的一体两面。
[8]如何超越风险社会?三点非常重要:一是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已经消弭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边界,人造自然成为风险社会的基本工作面;二是作为风险社会的始作俑者,科学技术的单独作用只会加剧而非缓解风险社会的生产步伐;三是个体化推动着个人理性能力的增强,从这个角度说,风险社会也是个体不断增强学习的社会。
有鉴于此,超越风险社会的路径设计既要以超越第二点为根本目标,同时也要立足第一和第三点所建构的现实,发展出“亚政治”或者“生态政治”,用“社会理性”来约束“科学理性”。
这里所谓的“亚政治”或者“生态政治”,是相对于传统政治模式而言的。
在传统政治模式中,一方面是代议民主制,以保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技术发展的非政治化。
而“亚政治”就是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领域。
“亚政治”既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在世界风险社会面前失效的结果,也是要消除工业社会下民主政治的盲区,让经济发展和科学领域向公民全面开放。
亚政治的发展还是个体化即个体意欲掌握自己生平的结果,是理性个体之间的联合性行动所锻造的“社会理性”的彰显。
作为一种新政治文化,它以宪法权利为基础,并对这种公民权利进行广泛的政治激活,激活的形式高度多样化,从自发群体到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再到关键的专业实践的替代形式[9],拥有不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兴趣的公众联合起来对经济活动和科学研究发表看法,以此让科学实践走出自己的内在悖论,实现风险社会的自我超越。
中国风险社会的特点廓清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的具体内涵,相当于确立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各类风险的形态和结构的参照系。
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全球化基本同步。
因此,风险社会也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在世界生成和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必然会被拉入到风险社会之中,或者说至少作为风险社会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