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如何切实有效行使律师的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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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法治进程的推进,刑事司法体系日益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该制度旨在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认罪悔罪,以换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目标。
本文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基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认可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以及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等行为,换取从宽刑事处理的制度。
该制度符合刑事司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尊重与保护。
同时,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有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实践应用1. 适用范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大多数刑事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贪污贿赂、渎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犯罪。
2. 程序流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认可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后,司法机关可依法从宽处理。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根据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依法作出从宽处理的判决。
3. 效果评估:实践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存在的问题1. 制度适用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公平现象。
2. 辩护律师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缺乏法律知识,难以充分行使辩护权利,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 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有待提高:部分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未能充分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和被告人悔罪表现,导致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受到质疑。
五、完善建议1. 统一制度适用标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案件在适用该制度时的一致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总第183期)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以辩诉交易中有效辩护的标准为借鉴蔡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上海200042)摘要:认罪认罚案件中,由于控辩协商结果的准终局性、律师行为的代理性以及指定律师、值班律师与委托律师的法律帮助存在差异,需要确立有效辩护来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实施。
美国在辩诉交易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无效辩护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律师责任”和“损害结果”这两个评判有效辩护的宪法标准。
通过对美国辩诉交易中有效辩护标准的借鉴,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标准可以分为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两方面。
内部标准主要指律师需要具备怎样的资格、履行何种义务才能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的辩护服务;外部标准则是通过量刑结果和同行评判标准来判断律师辩护是否为有效辩护。
关键词:认罪认罚;有效辩护;有效标准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57(2021)01-0128-09辩护权是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于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能否获得切实有效的法律帮助却并未予以明确。
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出现了律师参与不足、律师法律帮助存在差异以及律师辩护质量不高等问题,从而影响了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实现%要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美国辩诉交易中形成的有效辩护标准,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有效辩护的标准以完善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一、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之界定有效辩护的理念来源于美国。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应当享有……获得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
”1984年,在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州(St/ckland v.Washingt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获得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明确为“获得律师有效协助辩护的权利”。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研究目录一、内容概要 (2)1. 研究背景与意义 (3)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4)3. 研究内容与方法 (5)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理论基础 (6)1. 值班律师的定义与职责 (7)2. 法律帮助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8)3.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理论依据 (9)三、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现状分析 (10)1. 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范围与方式 (12)2. 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频率与效果 (13)3.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中存在的问题 (15)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16)1. 法律帮助制度的完善程度 (17)2. 值班律师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18)3.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知水平与配合程度 (19)4. 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源支持与政策保障 (19)五、提高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20)1. 完善法律帮助制度与程序设计 (22)2. 加强值班律师的专业培训与指导 (23)3. 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意识与配合度 (25)4. 增强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源投入与政策支持 (26)六、结论与展望 (27)1. 研究结论总结 (28)2. 政策建议与实践意义 (2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30)一、内容概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通过系统梳理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践现状,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本文重点关注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角色定位、法律帮助的质量与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本文介绍了认罪认罚制度的背景与意义,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研究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阐述了值班律师的基本概念、职责范围以及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从辩护权保障、有效参与诉讼、提供法律帮助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有效性内涵,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的对策建议完善发表时间:2019-08-28T13:48:57.500Z 来源:《基层建设》2019年第16期作者:贺众[导读] 摘要:为防止被告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等情况下做出违背真实意愿的认罪认罚,避免可能发生的刑讯逼供、暴力审讯情况,有必要通过国家财政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建立一种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制度,即“法律帮助律师制度”,来弥补当前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等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摘要:为防止被告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等情况下做出违背真实意愿的认罪认罚,避免可能发生的刑讯逼供、暴力审讯情况,有必要通过国家财政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建立一种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制度,即“法律帮助律师制度”,来弥补当前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等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当前这一制度存在帮助律师的职权有限、职责与其职权上的偏差及法律帮助制度欠缺相应的监督机制等问题,通过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提炼认罪认罚案件中法律帮助制度的完善路径,能有效遏制冤假错案的发生。
关键词:认罪认罚;法律援助;法律帮助律师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目的在于契合刑事诉讼的程序多元化价值追求,承载着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等情况下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认罪认罚,避免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有必要建立一种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制度机制。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要求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悉其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为前提条件。
2016年11月16日,两高、三部出台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当前法律帮助律师制度存在,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选择认罪认罚,在没有委托律师进行辩护又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形下,通过政府财政专款来购买法律服务,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帮助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等免费法律服务的新型司法救助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反思。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一)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不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认罚。
然而,在实践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一方面,部分被追诉人可能因对法律的不了解、对案件事实的误解或者受到办案人员的不当影响而作出非自愿的认罪认罚决定。
另一方面,被追诉人在面对强大的侦查和追诉机关时,可能出于恐惧、无奈等心理而被迫认罪认罚,而非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
(二)值班律师制度不完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
但目前,值班律师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值班律师的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其次,值班律师的参与程度有限,往往只能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难以在案件的关键环节发挥实质性作用。
此外,值班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够,缺乏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影响了其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能力。
(三)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环节。
然而,目前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范,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量刑建议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可能存在对案件事实和情节考虑不充分、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评估不准确等情况,导致量刑建议不合理。
(四)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容易被忽视。
一方面,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其意见和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
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赔偿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可能导致被害人对司法结果不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一程序旨在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然而,在这一程序中如何进行有效的辩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旨在探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分析现有辩护策略的优劣,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概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接受相应的处罚时,司法机关可以给予其从宽处理的程序。
这一程序的实施,有助于简化诉讼过程,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为被告人提供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有效辩护的重要性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首先,有效辩护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在诉讼过程中得到公正的对待。
其次,有效辩护有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最后,有效辩护还能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度。
四、现有辩护策略分析1. 全面认罪策略:被告人全面承认犯罪事实,以期获得从宽处理。
这种策略的优点在于能够简化诉讼过程,节约司法资源;然而,如果被告人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可能导致其无法争取到最有利的量刑结果。
2. 部分否认策略:被告人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否认,以期在部分事实中获得有利的结果。
这种策略需要被告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否认的部分,同时也需要权衡否认的风险。
3. 积极辩护策略: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积极提出自己的辩护理由和证据,以期获得更轻的处罚。
这种策略需要被告人具备充分的法律知识和辩护能力。
五、有效辩护的改进建议1. 加强法律援助: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援助,确保其能够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具体内容。
2. 完善证据规则: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确保被告人在提出辩护理由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聚焦司改JU JIAO SI GAI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问题研究◎秦雨王嘉羽内容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重大成果之一。
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值班律师制度应运而生。
由于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值班律师职能定位模糊、法定职责与诉讼权利不对等、经费保障不足以至工作积极性受限以及缺乏科学考评、监督机制等问题。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从保障值班律师履行职责的必要权能;完善准入、考核、监督机制;建立弹性补贴制度;加强与检察机关、监管场所配合协作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值班律师制度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值班律师;法律援助一、问题的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一项新制度,也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与美国实施辩诉交易制度的背景相似,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也面临巨大的案件压力。
⑴根据2015年-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统计,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件数、积案数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且增速日趋加快,同时轻刑案件占总案件数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其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比例达到80%以上。
在司法资源有限与犯罪数量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岀,犯罪轻罪化、轻刑化的趋势日益加大的形势下,为了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效率,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并且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正式确立。
国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从宽处理。
其实质上就是通过从实体和程序上对自愿认罪并愿意接受处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从宽处理而达到快速完结刑事案件的制度。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以及程序选择的自由,我国加入了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制度下的律师辩护权罹难【摘要】在认罪认罚制度下,律师辩护权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困境。
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辩护权是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律师在法庭上有一定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为了改善律师辩护权的困境,立法及司法部门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和改善建议。
律师需要认识到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困境,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反应。
对律师辩护权的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充分重视律师辩护权,才能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认罪认罚制度、律师辩护权、挑战、困境、保护、受限、改善、建议、应对、重视。
1. 引言1.1 认罪认罚制度的介绍认罪认罚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行一定的减刑、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
该制度旨在通过嫌疑人或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促使案件快速侦办,并减轻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提高司法效率。
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迅速揭露案件的真相,加快案件的审理进程,有效打击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该制度还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享有辩护权和公正审判的权利。
认罪认罚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可能导致被告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主动认罪认罚,可能会出现不公正的情况等。
律师在认罪认罚制度下的辩护权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全力保护被告人的权益,确保案件的公正审判。
1.2 律师辩护权的重要性律师辩护权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律师在案件审理中代表被告进行辩护,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并确保案件公正公平地审理。
律师的辩护权利润润泽泽不仅是法律程序的重要保障,也是司法正义和人权的体现。
律师辩护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保护被告的权利上。
在司法制度下,被告拥有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律师可以为被告提供法律帮助,确保其在案件审理中得到合理的对待。
律师的辩护能力和专业知识可以帮助被告找到案件的关键证据,提供有效的法律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的权益。
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相关问题研究认罪认罚从宽机制是中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到案后,自愿认罪、悔罪和与法律保持良好关系,以此来减轻刑罚或获得从轻处罚。
对于推进司法公正、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7条的规定,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罪行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包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诉等。
这些条件限制了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法定刑为三年以下的犯罪和其他经认罪认罚后量刑在三年以下的犯罪。
对于严重犯罪或刑罚超过三年的案件,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机制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被告人可能在受到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手段的威胁下进行认罪,导致误判冤案的发生。
一些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受贪污腐败等非刑事问题的干扰,导致其不敢或不愿实施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给予认罪人从轻处罚或减轻刑罚的可能性,可能会对社会公正和犯罪的预防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
为了更好地推进认罪认罚从宽机制,有必要加强相关监督和保障措施。
一方面,加强对侦查、审判和判决等环节的监督,防止非法手段的使用,确保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加强法官和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培养,提高司法公正和专业化水平,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还应加强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确保其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权益不受侵害。
加强对贪污腐败等非刑事问题的打击,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为认罪认罚机制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认罪认罚从宽机制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安排,对于推进司法公正、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其适用范围有限,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相关监督和保障措施,以确保其顺利实施和有效运作。
希望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能够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机制,使其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22年5月第24卷第3期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㊀May2022Vol 24No 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马㊀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㊀㊀[摘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已成为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这一制度对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带来了冲击,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㊂在制度基础理论层面, 权力说 与 权利说 之争彰显了该制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潜在张力,导致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㊂在规则解释层面,有关理解认罪㊁认罚与从宽问题的争议直接影响权利保障的范围与力度㊂在权利维度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告人对实体性抗辩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放弃,从宽不包括程序从宽或程序从简㊂实践中,权力主导模式与值班律师形式化的混合作用,容易造成权利保障的现实缺位㊂因此,在制度建构与规则完善层面,对控辩协商㊁量刑建议㊁有效律师帮助等问题的讨论,应当注重对人权保障机制的修补与维护,强化从权利视角提出规则理解㊁适用与改进的思路㊂[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㊀人权保障㊀抗辩权㊀控辩协商㊀有效法律帮助[基金项目]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团队项目(21XM2004)阶段性成果㊂[作者简介]马勤(1990 ),湖北襄阳人,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㊂①㊀参见‘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检察日报“2022年3月9日㊂②㊀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㊂一㊁问题的提出刑事司法改革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哪项制度像认罪认罚从宽一样引发如此之多的变动㊂有些改变相当直观,比如认罪具结㊁程序简化;另外有些改变则相对隐蔽,并非一眼就能发现,比如律师辩护㊁公正审判等权利保障机制逐渐被架空㊂从2016年试点启动,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到2019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六年间基本建成㊂据最高检工作报告统计,2021年全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率已超过85%①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办案 重器 ㊂学界对该制度的讨论内容颇丰,对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亦有探讨,但是,较缺乏从权利视角对该制度的体系考察㊂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传统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理念带来了重大冲击,为促进制度完善以期行稳致远,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审视㊂二㊁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然成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及功能因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㊂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刑事程序的重心转移到侦查起诉阶段,刑事被追诉人的抗辩权㊁对质权㊁律师辩护权㊁公正审判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法院庭审程序中的证据调查㊁事实认定等核心功能趋于弱化㊂因此,在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下,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面临重新定位㊂第一,人权保障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张力,权力主导型制度容易遮蔽权利保障的重要性㊂该制度确立之初,学者对其基础理论进行了激烈探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制度本质,有学者认为这项制度是 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 ②,另有学者则主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回归权利①㊂二是关于制度目标,有观点认为追求效率是制度实质,有学者主张公正基础上的效率观②,另有学者则认为效率优先是一种误区③,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以程序公正为基本要求④㊂三是认罪认罚从宽与速裁程序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程序简化是 认罚 的内容⑤,另有观点主张程序简化是 从宽 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速裁程序是程序性的认罪答辩⑥㊂随着制度全面推行,权力主导㊁效率提升㊁程序从宽的现实使部分理论争议尘埃落定,但有些争议仍悬而未决㊂上述理论分歧的背后,权力视角与权利视角的差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显得更加重要㊂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导的制度现实可能面临权力失序风险⑦㊂正因如此,重新定位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㊂第二,从 权利放弃激励说 这一权利视角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础,有助于重新定位人权保障机制㊂有关该制度理论基础的争议主要形成了 权力说 权利说 人身危险性降低说 司法资源节约说 权利需求模式 等多种观点㊂ 权力说 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是司法公权力,主要目标是提升诉讼效率㊂目前而言,制度运行确实形成了权力主导的局面㊂不过, 权力说 容易导向效率优先,难以充分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可能使制度潜藏弊端㊂相反, 权利说 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本质上是为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应当在正当程序基础上提升效率㊂ 权利说 中有一种激进观点是 权利放弃对价说 ,主张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被追诉人承诺放弃部分权利,国家因此节约了诉讼资源,故予以从宽⑧㊂ 对价说 基于辩诉交易理论,忽略了我国职权主义制度背景,难以形成有效的 讨价还价 机制,与我国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不相容⑨㊂关于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探讨还存在 权力治理模式 与 权利需求模式 之争,有学者指出后者更加契合司法改革的本质目标 ㊂所谓 权利需求模式 ,指的是这一制度是以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需求为起点而建构的,强调权利保障的面向,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可以得到明确与尊重,有助于增强制度的认同感,激发制度的内生动力㊂该观点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推行并未将 从宽 视为被追诉人的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公权机关裁量判断的 权力 ㊂因此,为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放弃权利行为的法律意涵,本文提出权利放弃激励说㊂所谓 权利放弃激励说 或 权利放弃补偿说 ,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权利保障,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具有补偿性质的一种制度激励,为了 邀请 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对抗㊁积极悔罪㊁退赃退赔等㊂被追诉人是出于悔过或出于利益衡量,无论何种原因而自愿认罪认罚,即放弃对质权㊁抗辩权等诉讼权利,就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从宽是对弃权行为的一种激励性补偿,而非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对价㊂因为讨价还价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大致均衡,控辩平等的理念和制度相对完善,这两点都不甚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㊂换言之,权利放弃激励说是对 权力对价说 和 社会危险性降低说 的一种融合:一方面,在功能意义上,认可被告人权利放弃应当获得相应补偿;另一方面,在规范意义上,刑罚的施行不能被用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弃权激励的从宽显示的是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改造难度等恢复性司法理念㊂正是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兑现法律预先允诺的弃权之激励,方能强化司法公权力的责任意识,注重办案质量,以避免在权力主导模式下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轻视甚至是无视㊂第三,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之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心应当定位在侦查起诉阶段㊂司法实践69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闵春雷:‘回归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法学杂志“2019年第12期㊂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㊂参见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 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㊂参见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㊂参见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㊂参见施鹏鹏‘认罪认罚从宽的类型化与制度体系的再梳理“,‘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㊂参见闫召华‘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㊂参见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㊂参见亢晶晶‘认罪认罚从宽模式的转型 以从宽的正当性根据为切入点“,‘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㊂参见卞建林㊁谢澍‘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 以中德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为线索“,‘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㊂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重心前移到侦查与起诉阶段㊂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相对虚置,人权保障的重心亦应当前移㊂2022年3月,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专访中提出,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三年以来,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已稳定保持在85%以上;2021年全国已办结刑事案件中,有89 4%的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比达32 8%,诉讼效率提升显著,但适用过程中地方出现一些片面追求高适用率导致部分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①㊂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制主要体现为赋予被告人一系列基本权利:不受任意逮捕㊁拘禁,不受任意搜查㊁扣押,公正㊁公开审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等②㊂然而,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放弃了绝大部分诉讼权利,尤其是缺乏有效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无法运用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诉讼权利㊂因此,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向完善侦查起诉阶段尤其是认罪认罚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㊂三、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有助于推动制度的规范运行㊂刑事被追诉人对自身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具有基本处分自由,既包括主张权利的自由,也包括放弃权利的自由,认罪认罚本质就是一种弃权自由的行为表现㊂简言之, 认罪认罚 本质上是被追诉人对部分或全部抗辩权等实体性诉讼权利的放弃;而 速裁程序 的本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㊂(一) 弃权自由 的权利基础㊁制度动因与底线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追诉人一系列基本诉讼权利,包括沉默权㊁辩护权㊁获得律师帮助权㊁公正审判权㊁迅速审判权㊁公开审判权㊁对质权㊁质证权㊁特免权㊁上诉权等等㊂这些权利中的绝大多数内容,被追诉人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这一理念被称为 推定弃权自由原则 (PresumptionofWaivability)③㊂从理论基础来看,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这些权利是为了对抗和制约政府公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侵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㊂无疑,这一系列对抗性权利增加了案件侦查㊁审判和定罪难度,影响了刑事司法效率㊂因此,各国法律或司法机关往往出于种种目的来鼓励㊁激励被追诉人放弃一些对抗性权利㊂2017年 公正审判 国际组织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世界范围内 放弃审判制度 等激励性合作式诉讼程序,明确了被追诉人为获得从轻处罚而认罪并放弃审判权是其制度核心④㊂为了提高定罪率和诉讼效率,辩诉交易制度应运而生,它是催生刑事被追诉人弃权的典型代表⑤㊂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被追诉人通过放弃一些诉讼权利可以换取减少起诉罪数㊁改变罪名㊁降低量刑等从轻处理,但控方要求被告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很广泛,除了常见的沉默权㊁抗辩权㊁陪审团审判权之外,还包括上诉权等重要救济性权利⑥㊂这些几乎不受限制的弃权协商,可能造成被告人基本权益保障不足,加之控辩力量悬殊而导致被告人的认罪并非明知且自愿,容易引发虚假认罪,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引发诸多批评⑦㊂鉴此,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案件事实清楚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规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和上诉权,这些法律要求在一定程度79第3期马㊀勤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①②③④⑤⑥⑦沙雪良:‘认罪认罚成办案 重器 ,精准高效适用待 打磨 “,‘新京报“2022年3月10日第A08版㊂参见易延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㊂SeetoUnitedStatesv.Mezzanatto,513U S.196,202(1995).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认可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放弃的,这一理念被称为 推定弃权自由原则(PresumptionofWaivability) ㊂SeetoFairTrials,TheDisappearingTrial:TowardsaRights-basedApproachtoTrialWaiverSystems(2017-04-27)[2022-03-01],https://www fairtrials 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Report-The-Disappearing-Trial pdf.SeeMichaelE.Tigar, Foreword:WaiverofConstitutionalRights:DisquietintheCitadel ,HarvardLawReview,1970,84(1),p 1-28.比如,美国绝大多数法院包括所有联邦上诉法院都允许被告人放弃上诉权,只要其弃权行为是明知且自愿的㊂SeetoDanielP.Blank, PleaBargainWaiversReconsidered:ALegalPragmatist sGuidetoLoss,Abandonment,andAlienation ,FordhamLawReview,2000,68(6),p.2011;JaneCampbellMoriarty,MarisaMain, WaivingGoodbyetoRight:PleaBargainingandtheDefenseDilemmaofCompetentRepresentation ,HastingsConstitutionalLawQuarterly,2011,38(4),p.1029.上为被告人的基本权益提供了底线保障①㊂但是,究其实质,无论是在辩诉交易之下,还是在认罪认罚制度之下,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行为的法律实质都是对其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的放弃㊂(二) 认罪认罚 本质上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等部分或全部抗辩权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②㊂这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表达,刑事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而放弃依法享有的以抗辩权为核心的部分或者全部实体性诉讼权利,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㊂正如 坦白 的实质是放弃沉默权, 认罪认罚 的本质则是放弃包括沉默权在内的一项或多项实体性诉讼权利㊂这条规定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被追诉人的权利基础之上㊂认罪认罚从宽不仅延续了坦白从宽的法理基础,而且扩展了这一理念,使其内容趋于完整㊂1 沉默权奠定了坦白从宽的理论基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最重要的是将 尊重和保障人权 纳入基本原则,正式开启司法理念从偏重犯罪控制到正当程序的转向③㊂其中,第五十条新增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的规定标志着法律明文确立了沉默权④㊂有学者主张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或者说是只确立了部分沉默权⑤㊂这种否认沉默权的解释方法会造成法律条文内部的自相矛盾,其实源于对法律条文的误读㊂沉默权的确立为 坦白从宽 的法律规定奠定了理论基础㊂沉默权与辩护权本质上是同一个权利即刑事被追诉人所享有的抗辩权的一体两面,因为权利行使方式不同而表现为消极抵抗与积极对抗,二者缺一不可㊂如果仅允许积极抗辩而不保护消极抗辩,法律强迫被告人自己做证反对自己,实际上是架空了抗辩权㊂如果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自身就负有必须回答且如实供述的义务,那么坦白只不过是履行法律义务的应有之义,不值得获取激励或奖励㊂相反,不坦白就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甚至应该予以惩罚㊂如此一来,坦白 从宽 的法律基础就丧失了㊂唯有当法律保护沉默权的时候,被告人坦白自己罪行是放弃了自身享有的沉默权,法律才应当给予其从宽作为激励或补偿㊂否则,被告人就有可能沉默到底,缺乏动力去坦白㊂究其根源, 坦白从宽 在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中才能找到法理依据,这也是此次修法在引入坦白从宽的同时确立沉默权的法理逻辑㊂2 如实供述 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 认罪 的法律表达,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即 自首 或 坦白 ㊂据1997年‘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⑥㊂此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属于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这里如实供述的是自己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⑦㊂2012年刑诉法通过修改第一百一十八条以便与刑法的坦白从宽进行衔接⑧㊂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时保留了如实供述的相关规定⑨㊂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之后,如实供述的罪行是尚未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自首;如果是已经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坦白㊂换言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自首和坦白的本质并无不同,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不过二者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㊂自首所供述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尚未开展刑事追究,针对该罪行的沉默权尚未被激活,主动供述相当于提前放弃了沉默权㊂因此,自首在主观上悔罪态度更好,在客观上更有助于侦查犯罪㊂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认罪认罚与旧有自首㊁89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十五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一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五十条㊂参见陈瑞华‘天下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第六十七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第六十七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五十条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㊂坦白既存在交叉又存在区别,但都尚未明确具体如何区分①㊂事实上,从放弃沉默权的思路出发,结合法律条文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既可能构成自首,也可能构成坦白㊂3 承认指控 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意味着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即 认罪 ㊂从法律条文的表述来源看,最为接近的表达出现在2003年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后首次进入法律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中关于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第二项要求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②这里,适用条件并不要求被告人必须以 如实供述 的自首或坦白情形为前提,只要被告人在事实问题上不表达异议,不进行抗辩,就构成 认罪 ,从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㊂被告人认罪的实质是放弃了关于指控事实的抗辩权,在法律层面的效果是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了,因此适用简易程序也不致损害审判公正㊂由此可见,认罪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并非必须依附前一个要件的自首或坦白㊂同样,自首和坦白也不必然包含认罪㊂2018年刑诉法延续这一表述并进行了精简压缩㊂有论者提出,认罪必须包含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作为实质要件,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两个要件的本质差异,忽略了认罪具有独立评价的空间③㊂从放弃权利的视角来看,自首或坦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认罪是对事实问题抗辩权的放弃;前两者放弃消极对抗的权利,后者放弃的则是积极对抗的权利㊂若要放弃消极沉默的权利,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如实供述在证据意义上形成了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供述㊂若放弃积极抗辩的权利,可以消极无为,只要不发表异议就够了,不必详细供述,简单地一句 我认罪 就已足够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量刑意见“)将当庭自愿认罪作为独立的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只不过单独当庭认罪的法律评价低于自首或坦白,从轻的幅度也更低④㊂此外,该意见还存在一个误区,法律规定已经依法认定自首或坦白的就不再适用当庭认罪从轻,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重复评价,但其实是没有认识到认罪行为所具有的独立法律意义,模糊了认罪具体内容和表现方式的多元化特点㊂4 接受处罚 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 愿意接受处罚 的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即 认罚 ㊂如果说第一个要件 如实供述 关注的是被追诉人所带来的证据效果,第二个要件 认罪 关注的是定罪效果,第三个要件 认罚 关注的则是罪名和量刑的效果㊂认罚的表述在2018年首次进入刑诉法,为控辩之间的量刑协商开辟了法律空间⑤㊂此前,量刑通常由控方提出建议,辩方可以提出异议,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㊂法律之前并不考虑被告人是否愿意接受量刑建议,通常辩方都不愿意接受,会想方设法进行辩解㊂为了让被告人愿意接受,控辩之间就需要沟通,这事实上将庭审中的量刑争议转变成了庭外的控辩协商㊂但也不排除一些情况下,被告人因为无可奈可㊁无从辩驳或真心悔罪而愿意接受处罚㊂总之,认罚实质上放弃了对量刑问题的法庭抗辩,亦即被告人放弃了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㊂综上, 如实供述 认罪 认罚 三个条件性要件各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满足其中任何一个㊁两个㊁三个要件都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只不过从宽的幅度存在差异㊂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是捆绑在一起的,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二者捆绑在一起,但是在实践中有所分离,这些观点都存在一定误解⑥㊂有学者认识到了认罪与认罚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⑦㊂但都尚未明确三个条件式要件之间的关系㊂三者并非缺一不可,或存在包含或捆绑关系,三者之间并非 串联 而是 并联 关99第3期马㊀勤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①②③④⑤⑥⑦参见赵恒‘ 认罪认罚从宽 内涵再辨析“,‘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二百零八条㊂参见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2013)㊂参见胡铭‘认罪协商程序:模式㊁问题与底线“,‘法学“2017年第1期㊂参见樊崇义㊁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前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㊂参见陈瑞华‘ 认罪认罚从宽 改革的理论反思 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㊂。
浅析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中国司法领域中的一个独特机制。
该制度的出现,旨在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条件下主动认罪认罚的机会,从而缓解司法资源的严重匮乏情况,也促进了司法公正,保障了社会稳定。
本文将基于此,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始于改革开放后。
1984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05条首次出现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七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确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情形的规定》,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了规定。
根据该规定,如果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并提供关键证据协助披露其他犯罪事实,或者起先揭发并协助侦破其他的严重犯罪案件,那么不仅有可能减轻刑罚,甚至免于处罚。
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的效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引入,得到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高度评价。
过去十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逐步深化,其本质是为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加速审判进程。
同时,该制度还能够对社会保持稳定,折服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认罚,提供关键证据对嫌疑犯的惩罚的高压,为司法机关提供更多的刑事过错信息。
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滚动执行的过程中,保护了很多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司法机关在舆论上的公信力,有利于社会进步。
3.认罪认罚从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刑事犯罪嫌疑人利用其法律空子,拖延认罪认罚的过程,使司法程序进展缓慢,也给道德侵权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加快审判进程,也需要司法机关积极应对社会舆论,提高公信度和公正性;最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过去十年中得到的广泛认可,也需要一定的社会评估,以便做出调整和完善。
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1.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嫌疑人法律意识在推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教育的层面上进行宣传,让嫌疑人更全面地了解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和适用条件。
认罪认罚制度下的律师辩护权罹难认罪认罚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主动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以达到减轻刑罚、尽快结束法律纠纷的目的。
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旨在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促进司法公正。
在这个制度下,律师的辩护权遇到了一些挑战,律师的辩护职能和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认罪认罚制度在律师辩护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律师的审查权受到了限制。
在这个制度下,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审查程度相对较低,律师的调查辩护时间和机会被压缩,律师无法全面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发现和采集辩护证据,无法对检察机关提出合理的质疑和辩论,很难确保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
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辩护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律师的参与成为形式化的程序。
认罪认罚制度中,律师的辩护职能和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在认罪认罚制度下,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罪事实成为了审判的基本事实。
律师在辩护过程中无法否认被告人的认罪事实,律师的主要任务转变为争取减轻刑罚的幅度。
这就导致了律师在辩护中会更多地侧重于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而不是追求案件的真相和公正。
律师的职责被局限在减轻刑罚的范畴内,无法全面维护被告人的权益。
这样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妥协和退让,律师的辩护权正因此而受限。
认罪认罚制度下,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限制。
在这个制度下,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词句必须符合司法机关的规定和标准,否则律师可能会被认定为阻碍公诉活动,甚至被追究相关责任。
律师的言论和行为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和限制,律师无法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
这种限制加重了律师的工作负担和压力,削弱了律师在案件处理中的主动性和权益。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变得越来越重要。
有效辩护不仅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能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本文将围绕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展开,探讨其意义、背景、关键问题及策略方法。
认罪认罚制度是指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接受法院的裁判和刑罚的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效率原则,为案件处理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有效辩护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律师可以通过辩护权为被告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例如,在某起盗窃案中,被告人虽然认罪,但律师通过辩护发现存在重大疑点,最终法院认定罪名不成立。
有效辩护还有助于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在律师的协助下,法院可以更快地了解案情,做出公正的裁决。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包括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以及罪名的量刑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律师通过有效的辩护策略来解决。
例如,在某起受贿案中,虽然被告人认罪,但律师通过申请证据保全,发现了关键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最终使被告人被判无罪。
针对以上问题,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方法:律师可以申请证据保全,以防止关键证据被毁灭或篡改。
律师可以提出证明无罪的证据和观点,以推翻控方指控。
律师可以运用法律知识,申请降低罪名或减轻刑罚,以获得更好的案件结果。
总结来说,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具有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它不仅能够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公正性,还能够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未来,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和实施,辩护权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和体现。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和加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工作,以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和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在刑事司法制度中,“认罪认罚案件”越来越受到。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一、本文概述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制度旨在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公正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有效辩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相关问题。
通过对认罪认罚制度背景、目的及运行机制的梳理,分析有效辩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当前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
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为刑事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健康发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赢。
二、认罪认罚制度概述认罪认罚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核心在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接受刑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护当事人权益的目的。
该制度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实践运用也日益成熟。
认罪认罚制度主要包括认罪、认罚和从宽处罚三个方面。
认罪,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罚,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愿意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宽处罚,则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法院依法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该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
同时,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纷争。
认罪认罚制度还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
然而,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避免强迫或诱导;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权益和提高诉讼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量刑建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等。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以诉讼合意为视角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从诉讼合意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问题。
认罪认罚从轻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确保被告人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辩护权得到有效保障,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或过度从轻处理,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对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进行概念界定,明确有效辩护的内涵和外延。
接着,从诉讼合意的角度出发,分析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的互动关系,探讨控辩双方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合意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影响有效辩护实现的因素,包括被告人自身因素、律师辩护因素以及司法制度因素等。
为了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本文还将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对比分析不同法系国家在认罪协商和辩诉交易中的有效辩护保障措施。
通过比较分析,本文旨在为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将提出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建议和措施。
这些建议和措施将围绕加强律师辩护权保障、完善认罪认罚程序规范、提升司法人员职业素养等方面展开,以期为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认罪认罚案件概述认罪认罚案件,指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承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相应的刑罚处罚,从而与检察机关达成一种诉讼合意的案件类型。
这一制度设计旨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了一定的量刑优惠。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诉讼合意的形成是案件处理的核心。
这一合意不仅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还需要其对所犯罪行有深刻的认识,对将要接受的刑罚有明确的预期。
同时,检察机关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案件事实以及法律适用进行综合评估,确保诉讼合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然而,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完善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建议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不合法证据获取和侵权行为劝阻方面,已经成为当前司法改革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从完善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角度出发,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推动司法公正和法治建设作出一份贡献。
一、提高参与度在实际工作中,值班律师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积极参与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办理中。
为此,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对值班律师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和适用水平,确保其能够妥善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尤其是在适用法律上,能够指导当事人自首或资助当事人主动自愿认罪认罚从宽。
其次,设立专门的律师值班制度,建立健全的服务网络,确保律师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和到达案发现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服务。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服务质量,应当建立和完善律师业务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未及时到案现场或不能提供有效服务的律师予以严肃处理。
二、加强法律援助对于涉及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值班律师应当积极主动,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帮助。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及时核实证据的合法性,积极防范利用非法证据进行定罪的情况发生。
在证据收集、传递和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是否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在取证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排除干扰和误导,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
其次,根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点,积极主动探索对当事人的有效教育和引导。
针对具体案件的情况,律师可以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建议,使其能够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并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三、强化合作机制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办理,法律往往需要借助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
值班律师应当积极参与协同工作,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建立专门的联络机制和信息传递平台。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其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在这一程序中,如何进行有质量、有效果的辩护成为了辩护律师的必备技能和关键问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概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接受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罚处理。
该程序的主要特征是注重被追诉人的自愿性、真实性和从宽处罚的激励性。
这一程序的实施,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资源浪费,同时也为被追诉人提供了从宽处理的途径。
三、有效辩护的必要性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虽然强调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和真实性,但有效的辩护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有效的辩护可以确保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维护程序的公正性。
此外,通过有效辩护,律师能够与检方和法院进行有效沟通,争取从宽处理的可能性。
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律师应积极履行辩护职责,为被追诉人提供高质量的辩护服务。
四、有效辩护的策略与方法(一)深入了解案情,全面分析证据律师应深入了解案情,全面分析证据,为被追诉人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策略。
在分析证据时,要关注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找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和情节。
(二)挖掘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应积极挖掘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如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提出量刑情节等。
在提出申请时,要充分说明理由和依据,确保申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三)与检方和法院进行有效沟通律师应与检方和法院进行有效沟通,就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充分交流。
通过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检方和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被追诉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四)灵活运用辩护技巧和策略在辩护过程中,律师应灵活运用辩护技巧和策略,如交叉询问证人、质疑证据的真实性等。
同时,要尊重法庭的权威和尊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如何切实有效行使律师的辩护权
近几年来,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出台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
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立法上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权益保障、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作出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规定对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但却要求同时满足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才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这样一来,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大背景下,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律师在不同的刑事案件中如何有效行使辩护权,切实维护犯罪疑难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成为律师执业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如何处理认罪认罚争取从宽处理,与切实有效行使律师辩护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问题上,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总结了如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完全符合认罪认罚情况下,如何有效行使辩护权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的作用容易被司法机关忽视,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认为,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有没有律师参与已经不重要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具备正当性的前提,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该程序正当性的必要保障。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不懂法律,更缺乏诉讼经验和知识,对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很难做到真正了解,需要辩护律师的有效帮助以确保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指导意见》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辩护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并就定罪量刑、诉讼程序适用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
特别是事实的认定存在罪与非罪,可能涉嫌的罪名是轻罪还是重罪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能够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的统一。
例如,笔者参与辩护的南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辩护律师一审阶段接受委托(已被羁押一年两个多月),经依法会见,被告人对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后查阅全案案卷材料,认为本案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认罪认罚条件,通过与被告人充分沟通后
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被告人从宽处罚,后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结案。
二、阶段性适用认罪认罚情况下,如何有效行使辩护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
由于被告人是刑事责任可能的直接承担者,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
辩护律师只是选择的建议者,而不是决定者。
被告人面对并不确定的诉讼后果,其内心的纠结和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辩护律师也会面临这样的纠结。
特别是案件一审已经宣判,进入二审程序后,这种纠结和矛盾更加突显。
是选择认罪认罚还是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必须扎实研究案情、分析证据,作出选择。
在此基础上,辩护律师应结合案情为被告人分析利弊、帮助其认真权衡,尊重被告人的选择。
在尊重被告人选择的同时,不要忘记辩护律师法律地位的独立性,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尽职守,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就被告人方面而言,主要是一审阶段没有认罪认罚,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当被告人的态度与辩护律师有冲突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当坚持将被告人无罪、罪轻及其存在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作为第一辩护意见,同时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退而求次地提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意见,即,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认罪认罚的作用决定是
否从宽,确定从宽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在二审阶段,被告人仍可以选择认罪认罚,从而获得从宽处理。
三、不宜直接适用认罪认罚情况下,如何有效行使辩护权
前述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可以直接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只是选择适用认罪认罚的时间节点不同,在不同的阶段适用获得的从宽幅度不同,但有些具体的案件也存在不宜直接适用认罪认罚的情形。
例如,笔者办理的韦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一案,公诉机关指控韦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又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被诈骗人员利用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辩护律师经依法会见,查阅全案案卷材料后,认为该案只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并不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笔者的主要辩护观点是:第一,主观方面,无充分、确实证据证明韦某某明知或者应当明知诈骗人员利用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犯罪;第二,客观方面,无充分、确实证据证明诈骗人员诈骗既遂的受害人的个人信息,确系韦某某所提供;第三,法律适用方面,根据《刑法》第253条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行为已包含有非法获取和非法出售、提供两方面,非法出售、提供的行为不另作犯罪评价。
另外,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项明确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
因此,即使韦某某确有向另案诈骗罪犯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也仅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而不应再以诈骗罪并罚。
该案如果直接适用认罪认罚,显然对被告人不利。
笔者作为辩护律师,经多次与被告人沟通分析后确定最终辩护方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进行无罪辩护,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围绕主观恶性不大、无前科、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且真诚认罪悔罪等进行罪轻辩护。
该案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仅以韦某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罪定罪结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步推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诉讼效率进一步提升,取得较好成效。
但刑事个案都有其独立的特殊性,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辩护律师对符合条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案件,必须对全案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以确认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
对不能直接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案件,律师在对全案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分析,最终确定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方向,有效行使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