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研究的重要收获_读廖立先生的_岑嘉州诗笺注_及其他

廖立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而且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之一。

说影响大，并非他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恩惠或关照，而是说他的精神。

从我所接触到的，一是他为人正直。

上世纪４０年代他在河南大学读书，正值胡宗南军队进入延安、国民党政府宣称不日就彻底消灭“共匪”的时候，他却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其人格之一斑。

二是他治学严谨。

我们刚上大一时，廖老师给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稍后又讲鲁迅研究专题，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他上课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轻松幽默。

后来才听说他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先后开过八门课，其中还包括苏联文学。

他的鲁迅研究讲义虽未出版，但是李何林先生似乎看过，认为有相当深度。

使我感触尤深的是，大约在大三的时候，廖先生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狂人日记》的论文，召集若干师生开了一次讨论会。

为了参加这次讨论会，我认真地翻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发言稿，在会上以少年的无知和无忌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而且恰和廖先生论文的观点相反。

我发言以后，冷场了片刻，主持讨论会的教师刘济献（我的学兄，当时已留校任教）连说“不错”；廖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无知妄说，反微笑着说：“他也能自圆其说，能自圆其说。

”这给我印象很深，足见他对学术问题的“勿固，勿我”精神。

也许正是这一次的经历，埋下了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种子。

正因为廖先生有如此大跨度的知识结构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主攻岑参，埋头几年，便取得了巨大成果——说“巨大”，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出版，２００４，列入国学基本丛书），上、下两册，近六十万字，完全可以列为岑参研究的巨著！《岑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０），《岑参事迹著作考》（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７）两书，可以称为《笺注》的两翼。

这三本书对岑参研究、以至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共同构成了当代岑参研究的一个重镇，受到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好评。

有的学者称《笺注》一书是世纪之交我国岑参作品整理的最大成果（史国强《近十年岑参研究综述》，《新疆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

可以想见，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唐代文学的“华丽转身”，在于他早年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一直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

廖先生这三部书出版时，都曾签名赠给朋友，也包括几个像我这类的学生。

惭愧的是，我对于岑参研究完全外行，所以接受了廖先生的赠书之后，并不能认真研读，更无法将其成就与古今研究者进行比较，只能将自己阅读中的点滴直感写下来，以回答廖先生的厚意。

披读廖先生的岑参研究著作，使我感触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一、求真的精神岑参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期间研究其生平和诗文著作者不计其数。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战乱对史料的毁灭，在岑参研究方面还是留下了许多空白或者异说。

对这些历史公案，一般研究者可能沿袭旧说，或者罗列异闻；而一些心气浮躁的研究者更会凭空臆说，“标新立异”。

廖先生却不同。

读他的书，你会惊异于他不仅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进一步沉潜于浩繁的典籍史料，爬梳考证，从唐代的政治变迁、军事外交、社会风尚、典章制度、掌故名物、文人交往等等方面确定岑参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创作心态。

更可贵的是，对于某些旧说，他并不像一般研究者满足于案头的功夫，还要不辞辛苦地走出去，沿着岑参的足迹亲自作“田野考察”，从而纠正了前人的错讹，澄清了一些聚讼多年岑参研究的重要收获——读廖立先生的《岑嘉州诗笺注》及其他文／贾玉民在世纪之交，廖立先生陆续推出了《岑参评传》、《岑参事迹著作考》、《岑嘉州诗笺注》等著作，对岑参研究、以至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廖立先生的岑参研究，既发扬了国学研究的传统学风，又以社会学、历史学、美学等新的理论诠释，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在：求真的精神，历史的高度，审美的境界。

的分歧、矛盾。

比如，唐人有一首《南溪别业》五言律诗，抒写隐居南溪一带山中的生活，原署蒋冽，而到宋代周弼《三体唐诗》却开始署岑参，《全唐诗》从之，但仍并见蒋冽集。

古代学者之所以将此诗列入岑参作品，大约是根据《水经注》和一些地方志记载，少室山南麓有一南溪，为颍水左源，而岑参青年时曾先后隐居于太室和少室山，留有一首五言古诗《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也是抒发隐居少室山中的情感。

“南溪别业”和“少室居止”方位都在少室山南麓，研究者也就将两者当做一回事，将《南溪别业》一诗算作岑参之作了。

一直到现当代，像闻一多的《岑嘉州系年考证》，近年出版的《高适岑参诗选译》（谢楚发译注）、《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高适岑参诗选》（吴相洲选注）等，都沿袭此说。

其实这样的论断，是失于认真考察的。

闻一多之所以断定“南溪别业”即“少室居止”，认为《还少室居止》诗中的“火点伊阳村”　的“伊阳”是唐朝时的“伊阳县”，其主要根据是地图：“按舆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

”然而他只看地图得出的结论却是靠不住的。

廖先生则不然，他通过细读《南溪别业》与《还少室居止》，发现二诗所描写的四近景物是有很大差异的。

经过他自己在少室山区爬山涉水实地观察，根据《南溪别业》所写　“结宇依青障，开轩对翠畴。

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的景观，认为“南溪别业”只能在少室南溪的上游，揆度地势，当在牛家河村与三王村之间某处。

然而，从这里要向南远眺“伊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唐伊阳县在今嵩县西南，其东北尚有陆浑县，再北又有伊阙县，再东又有颍阳县，再东才是少室山。

少室距伊阳二百余里，中隔三县，不要说看不见伊阳县村舍灯火，就是大片山火也难得看见。

再者，颍水西南有东西长百余里之耿山横亘，山高近千米，距少室仅三十余里。

居于少室山下低处，遥望南天，青山逶迤，此外一无所见。

伊阳境内之山尽被遮没，更何言什么村火？”所以，廖先生认定，“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并非同一处，能从少室山区远眺的“伊阳”也不是指唐朝的“伊阳县”，而应是少室山之西的伊河支流狂水（今名白降河）以北之地。

“狂水源出今登封县君召乡北山下之陈家沟村，南流经黄城、陈家窑、君召、胥店等地之东，再折而向西，流经颍阳乡（唐颍阳县，实不临颍水）之南，纳南北两山间众多小水流，向西流至伊川，入于伊河。

君召、颍阳均在狂水之北，居伊水支流之阳，诗称伊阳，当因此故。

……”“别业”若在南溪沿岸，则无论在下游还是上游，均不能望见君召乡一带灯火。

因为南溪与狂水之间均有高山阻挡。

廖先生实地考察认为：住在少室南原的人要想看到伊河支流狂水一带的村舍灯火，只有于少室山南麓挡阳山南冈上“凭眺”方可。

此冈自挡阳山而南为颍水中源与狂水分水岭，全较平坦，低于挡阳山南冈约二百米，站在此冈向西“凭眺”，不仅可见狂水之阳君召乡以东村舍，且可见其以南、以西。

所以岑参诗言“火点伊阳村”并非想象，堪称写实。

而今此挡阳山南冈下有“栗树扒、陈家窑二村，有小水泉溢流而南，绿树扶疏，鸡犬相闻。

两村西冈之上，北对挡阳山，西望十里外君召乡附近村庄，历历可辨。

岑参之‘少室居止’须在此一带，方可有‘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之句。

至于“嵩角钟”声，现在虽然不能断定唐时其地有何寺庙，但在栗树扒村东北十余里，有一清凉寺，建于五代时，其先或有唐寺旧址。

十里之遥，有山谷回响，钟声也可隐约得闻。

或者挡阳山东侧唐时原有寺院，则距栗树扒甚近。

经过如此精细的“田野调查”，联系唐代史料，廖先生不仅使我们如真实地置身于岑参当年活动的环境，领略他隐居于少室山水的心境，且可认定“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并非一处，《南溪别业》一诗并非岑参之作。

廖先生将这考察结论凝结入《岑嘉州诗笺注》中，他直接将《南溪别业》列入附录二“窜入诗及误署诗”，并加以说明。

廖先生不仅于内地之少室山亲自观察体验，还步岑参足迹远赴其边塞诗作的主要背景地——甘肃、新疆实地考察，走遍了天山南北，以考察所得与历史文献互相参照，对岑参诗中的地名、风物一一辨析。

因而，廖先生的这些判断，虽不能肯定地说是对聚讼多年的岑诗公案的最后结论，但是他这种坚坚实实探索求真的治学精神，却是体现了我国历代学问家的优良传统。

二、历史的高度岑参诗歌最具特色的是其边塞诗。

这些诗歌多描写唐朝西部边境地区环境的壮丽与严酷，将士作战的英勇与功勋。

但是，在同时期的诗人杜甫笔下一些战争却被写得凄凄惨惨，如著名的《兵车行》就批评唐朝当权者穷兵黩武，后来司马光也持此态度。

唐朝进行的这些边塞战争，今天看来有的属于和邻国的战争，有的属于我国境内各民族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战争。

因此，研究岑参的边塞诗，就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这些战争的性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要正确、合理地予以诠释，不仅需要研究者对当时史实的全面把握，还要研究者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

这恰恰是一些国学研究者所缺乏的。

然而廖先生的岑参研究，作到了这一点。

他广泛吸收学术界讨论的成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首先确立区分战争性质的原则：区分这些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进步还是倒退，主要“看它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发展，看它是促进中国的统一还是阻碍统一，看它是有利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是有害于交流。

”以这一原则为大前提，廖先生以确切、丰富的史料，对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在西域所发生的几场战争，特别是岑参在西域期间所接触的战事，一一进行了分析，对照其有关诗作，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岑参的思想和这些作品的意义。

比如天宝九载十二月到十载五月，与石国、大食等的战争，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

据《资治通鉴》和《唐会要》，石国本已内附唐朝，但天宝九载，很可能迫于大食国的进逼，石国王对唐朝持首鼠两端的态度。

于是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向朝廷禀奏石国“蕃礼有亏”，请求讨伐。

在此情况下，石国王又与高仙芝相约来降。

然而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与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

仙芝性贪，掠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

”还把石国王作为俘虏解到长安，由朝廷处死了。

为此石国王的儿子逃走后在中亚各国宣传高仙芝的贪暴，于是中亚各国倒向大食国，想一起出兵进攻唐朝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想先发制人攻击大食，率领三万大军向西深入七百多里，但被大食等国联军大败。

廖先生认为，此时唐朝既不能阻遏大食的扩张势头，西域各小国畏于大食的进逼表现出对唐朝中央的疏离态度，虽不可取，但唐朝兴师问罪，也应有理有节。

而高仙芝对于石国始则欺骗，继而抢掠，最后又将约降的国王处决于长安，这一系列作法自然要失去西域民心。

高仙芝的大败，石国的西附大食，是唐玄宗昏庸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也是边将“欺诱贪暴”的直接产物。

对高仙芝在天宝八载、九载进行的战事，特别是诱骗、掠夺石国的行为，岑参可能有所忌讳，没有在作品中反映，但在有的诗作里，也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不满情绪，如《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诗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