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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佚名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08(000)011
【摘要】据《南方人物周刊》，5月9日，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王元化生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贯穿其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对下面这段话做点删节，写在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门口的石头上。
【总页数】1页(P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8.6
【相关文献】
1.一个人的百年史--略论王元化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原因 [J], 胡晓明
2.王元化的思想底色以及理性观的转变 [J], 许纪霖
3.王元化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 [J], 胡晓明
4.有德性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德性——悼念老师王元化先生 [J], 陆晓光
5.“思想—学术”纠偏救弊论及其思想史意义——王元化到底反思什么 [J], 劳承万;蓝国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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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清园”王元化作者：文洁若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0年第07期王元化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他小时受过洗。
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再传教了,但他并不讳言基督教精神或许仍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父母在清华大学工作,清华园里他度过了无比幸福的童年。
小朋友有马约翰家的启伟、佩伦,赵元任家的如兰、新那,梅贻琦家的祖彬、祖彤等。
住在西院,水木清华,钟灵毓秀,校园常引起他的怀念。
清华留给他的印象是整洁有序,适宜潜心攻读。
王元化把书斋起名为“清园”,在此脱笔的《清园随笔》、《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清园近作集》接连问世,正说明他对林木俊秀的清华园的一往情深。
王元化的学风扎实严谨,见解颇富创造性,发人深省。
他对李辉说:“清华从美国引进政治与学术分开来的教育原则和治学态度,我认为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附学术以外的其他目的。
后来更是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立场态度来判定真理和是非。
有人曾引王安石的话,称这种偏向是‘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急性病。
其实政治是不能缺少学术思想基础的。
近代以来政治素质的低落和学术思想的衰微是有关联的。
前几年我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也正是为了说明同一道理。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觉得清华在治学态度上所显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件事,王瑶生前对我说过,他后来从清华分配到北大教书,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华人。
这话也含有对治学态度的看法。
”(见李辉著《和老人聊天·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感谢经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馆的梦晨每次到上海出差,都会问我有什么事可以代办。
我必托她捎几本萧乾和我的著译给元化先生。
一来二去的,我手头也就有了十本元化先生的大作:《思辨录》、《人物·书话·纪事》、《读黑格尔》、《文心雕龙讲疏》、《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清园自述》、《清园近作集》,以及两本《莎剧解读》。
走近王元化□陈礼荣书案上那座双联像框中装嵌的父母小照，伴随着这位八旬老人不惮劳苦地投身于中国文化重建的事业第一次拜望王元化先生，是在戊寅年金秋十月的一个晚上。
因是见故乡来人，先生见面就问起公安、监利一带的灾民生活安顿情况。
戊寅年盛夏长江的一场大水，让先生为桑梓父老的安危悬心牵挂多时。
当听说所有灾民都已搬下大堤，住进帐篷或简易住宅时，他似还忧心忡忡地说：“要抓紧水毁民宅重建和修复，要不冬天一到，这帐篷中怎么安身呐！”不经意间，先生在谈话中流露出一口纯正的湖北乡音，令人惊诧。
事实上他在湖北生活的时间很短，未满周岁即随母亲北上京华，住进了父亲当时执教的清华园。
在清华园南院，王元化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并在清华附属的成志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所以他将书斋命名为“沪上清园”，近年来相继出版的三部重要学术专著，也分别题签为《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之所以珍惜这段时期的生活，还因为在他二十岁以前的人生历程中，在清华园的一段生活，是家人团聚、天伦共享的最平和、最安宁的日子。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派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父亲王芳荃因抵制“政训”教育，愤而辞职，远走关外任教于东北大学。
其后，国难旋踵而至，战祸连年，一家人天各一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由此，他格外眷恋他儿时生活的这一处乐园。
王元化先生说，他在祖籍地沙市没有生活过一天，之所以能说一口道地的家乡话，是因为自幼父母在家总要求孩子们以家乡话对答。
正是基于这种浓郁的故土情怀，所以王元化成年之后最常用的一方藏书印，印文即为“江陵王氏函雨藏书印”（旧时沙市为江陵县所辖的一个商埠城镇）。
王元化的父亲和外祖父都是早期接受西方教育，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新式家庭中，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和陶冶。
西方文明的理性思辨和东方文明的德行操守，都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那座嵌有他父母小照的双联像框前，我见到他正在研读中的一本《社会契约论》。
初心丨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老编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
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人物简介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批判，1981年平反昭雪。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之一。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
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年轻的王元化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
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
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
杏苑论坛品位•经典《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O杨涛（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徽黄山245041）【摘要】《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对当时的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甚至带有着较强的批判精神。
在当时，这本书的问世掀起了关于语文教改革的浪潮，教育界纷纷开始对教材、课堂、考试、人才培养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
直到当今时代，再读这本书，仍有许多值得反思和借鉴之处。
【关键词】中国语文教育；批判；借鉴《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是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书籍。
编者是王丽，她在书中称自己是一名语文教师、一个文学写作者和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编者当了多年的语文教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利与弊、成绩与不足、发展与局限有切身的感受。
一、《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概况编者王丽从1998年4月开始,走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20位学者教授并将其整理成文，然后以《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为主,最后编辑成《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从这本书看，编者采访了施蛰存、童庆炳、王富仁等一些业界的知名专家,收录的有钱理群、于漪、王元化、李建平等人以及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的文章。
这些专访毫不掩饰地揭示了当年中国语文教育的现状，案例生动、意义深远。
有些意见建议在当时甚至是如今都极具参考价值,对我们语文课程改革极具借鉴意义。
二、《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的批判意义本书的访谈对象、作者等都是知名专家或一线教师,所以这也决定了本书具有严谨求实的风格。
文章内容上大都涉及对当时语文教育积弊的思考,具有敢于直面语文教育的精神。
（一）关于语文课堂的批判意义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我们的语文教课堂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僵化。
有的语文教师为了考试,把一篇篇文章教成了考试要点，考试中会出现的考点变成了语文教学的重点，甚至有些语文课堂变成了为其他学科服务的课堂。
书中还收录了《北京文学》编辑部提供的《中国语文教育座谈会纪要》,苏豫生在会上说，“现在的语文课堂就是把一篇篇生动的课文肢解为一堆知识拼盘”。
78人与事·往事钩沉王元化的朋友圈口述/罗银胜 撰写/鲍广丽“北钱南王”——王元化与钱锺书王元化和钱锺书有着很好的友谊。
元化先生回忆说，他与钱锺书先生接触得最多的一次交往是在当年12月，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他与钱锺书等相聚在北京京西宾馆。
当时这个评议组的老先生聚集一堂，在京西宾馆工作了五天，最后拍照留念，他因为是这个组里年龄最小的，就站在后面，钱先生把他拉到身边。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照片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已不在了。
当时包括钱锺书先生在内的一辈学者，治学的严谨认真态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这张照片，是当时吕叔湘、钱锺书一把将我拉过去，所以挡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回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道：“老一辈学人办事认真，不徇私情，完全为国家培养人才着想。
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
王力见我时说，你的《文心雕龙》研究写得好，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钱锺书对王元化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对此，王元化也有同感。
当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钱锺书的《管锥编》这两本著作，双双荣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
后来，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锺书）南王（元化）”，曾有人专门找王元化作电话采访，元化先生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
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的晚辈，决不好这么提。
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从这句话来看，王对钱是十分尊敬的。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
《文学报》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追思钱锺书，题目为《一代学人的终结》。
王元化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很高：“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
”他认为，钱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那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他的人品也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王元化绝少高调赞人，这样的评价想必是非常不容易的。
钱锺书先生之后，确实在他那一代人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像他那么有学问的了。
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罗银胜王元化(右)与本文作者交谈因为写作《顾准传》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骆耕漠、徐雪寒、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等，元化先生也在其中。
在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觉得，最能引起思想界重视的是那些曾被打压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学术探索，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是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从历史、从异域取思想火种给中国。
顾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撩人肺腑。
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
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
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顾准为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正是这样的代价使他成为先觉者，登上当代思想学术巅峰。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
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印象中元化先生对顾准的感情笃厚，推动了国内思想界对于顾准研究的深入。
在我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感到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启蒙先贤王元化作者：王果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6年第01期元化先生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们同属“胡风冤案”的受害者。
劫后余生，时相过从近三十年。
在之前的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黄炎培秘书，对黄老与中共地下党合办的《展望》周刊，颇为熟悉。
一九四八年秋，元化受命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到《展望》主持编务，得到黄炎培的支持。
而我当时已告别黄炎培秘书岗位，去了山东和苏北老区，与元化失之交臂。
一九五五年“胡风冤案”发难前的岁月里，我对元化仅夙仰其名，无缘晤叙其人。
说明这一点，意在表白我对所谓“胡风集团”及“胡风分子”戴帽穿靴的异议。
就我看来，当年被“胡风冤案”株连者大都基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契合，这种契合程度有深有浅，时间有长有短，把思想的契合宣判为“集团和分子”，那是党同伐异的需要和欲加之罪的方便。
一九五五年“胡风冤案”发难二十五年后即八十年代初，“当高贵的神祗渐行渐远/我们从地窖返回人间”（诗人木斧致王果），“胡风本人的彻底平反分三次实现：第一次撤销‘反革命’，保留‘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宗派主义’和‘政治历史问题’；第二次撤销‘政治历史问题’；第三次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未经讨论，不宜作结论，又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宗派问题复杂，不止一方有，亦不宜列入结论。
至此，整个胡风事件才宣告结束，不过这已是他逝世以后的事了”（《胡风：三十万言书》。
绿原：《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
这才是真正的盖棺论定。
历史的步伐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迂回曲折过来的吗？我又想到元化先生喜爱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想到他另首与《桂源铺》审美意象上同一类型的七绝：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一九七九年夏季，我从西北囚地来到阔别二十余年的上海，谋求平反。
斯时才与元化相识。
大约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一见如故。
嗣后几十年的近距离过从，受益良多，包括感悟和感动。
元化复出后勤于著述立说，每出版新书必题名落款惠赠。
.丁景唐：同龄人的回忆
丁景唐先生是王元化先生的同龄人，都1920年出生，也都先进行学生运动，再从事文艺工作，走过相似的从青年学子到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甚至更巧合的是，都在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唐守愚的指导下工作。
颇有些渊源。
丁景唐回忆说，虽然彼此都早已知晓对方，但是真正认识，要算抗战胜利后，丁先生办了份杂志《文坛月报》，第一期稿件中就有王元化的小说《舅爷爷》，由此相识。
王元化用笔名“函雨”发表的这篇小说，创作于上海沦陷期间，后来收入他的集子里，也被丁景唐收入到《中国新文学大系》中。
王元化当时作为中共地下党文化工作者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肖岱（后来负责《收获》杂志）、束纫秋、满涛（王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果戈理等俄国文学的翻译家）等其他文委成员一起，成为《文坛月报》的作者，再加上叶以群、夏丏尊等，《文坛月报》的作者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
丁景唐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在上海召开华东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也标志着上海作协的初次集合）时，全体会员的集体照上，王元化在最后一排，丁景唐却在第一排。
丁景唐解释说，开会时王先生在最前面的重要位置，丁先生在会场后面，大家往外走拍照片，恰好“后来居上”了。
一个小小细节，可见王元化根本没有拍照时一定得座次如何的概念。
丁景唐说，1961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工作缘故，他和周扬有过三次见面，其中广州会面那两次，周扬都提到王元化，叮嘱丁景唐要关照他，并且提出要给王元化增加营养，即提供糖、豆、蛋等副食品。
丁先生回来后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专门作了汇报，由当时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蓝瑛负责具体落实。
另一方面，关于发表文章的事情，周扬也嘱丁景唐与王元化沟通，了解其情况。
王元化当时正在研究黑格尔的《小逻辑》，也与张可一起翻译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而且已经写了几篇《文心雕龙柬释》。
《文心雕龙柬释》中的一篇论文，经由丁景唐转交，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另一篇则由周扬直接发表在《文艺报》上。
王元化对周扬的评价是相当客观中肯的，虽然周扬20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异化”问题上，严厉批评过他，甚至上升到“清除精神污染”的高度，但是90年代召开的《周扬文集》第五卷的座谈会，依然是由王元化主持的。
丁景唐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市委党校学习，路过王元化家，经常进去聊天，王元化张可夫妇也经常回访丁景唐，相处融洽。
后来王元化和姐姐一家以及妻兄满涛一起，在市政协俱乐部，宴请了丁景唐、束纫秋和蓝瑛，成为艰难岁月中大家心里的美好回忆。
1984年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对丁景唐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工作很关心，约他直接向时任市委书记汪道涵汇报进展情况（当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马飞海同志也在座）。
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王元化给予很多鼓励和支持。
丁景唐：原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
江曾培：不能忘记的鼓励
江曾培直到现在都不敢忘记，王元化当时跟他说的，要做有文化积累的出版，要做有创新的出版。
什么样的出版才算有新意？王元化曾经称赞过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艺社出版过的两套书，一个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这套书不是简单地把古典戏剧资料汇总，而是以当时新颖的西方文化概念“悲剧”和“喜剧”作为分类方法，在编辑形式上进行了学术创新，体现了编选的主导思想。
这样才算是有新意的出版。
王元化赞赏的另一套书是1986年起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不仅是文艺理论上的探索，还有小说、戏剧多形式多方面的文艺探索和开拓，对此非常肯定。
王元化的《思辨随笔》1994年出版后，不仅学术反响大，更是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殊荣。
王先生对此非常谦逊，他对上门贺喜的江曾培说，得奖是出版社的功劳。
并且以此体例为依据，策划了“学苑英华系列”大家学术随笔，广受关注和好评。
上海文艺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五卷）由王元化和王蒙主编，2007年江曾培将“微型小说卷”的初选书目寄给他审定时，他很快回信说，在医院里住了2个月，刚刚出院，虽然问题不严重，不过每周还是要去打针。
微型小说方面自己看得不多，只好请江曾培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自己确定篇目了。
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的王先生，对工作的认真关注和对下属的支持鼓励，让江曾培感到温暖。
江曾培：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郝铭鉴：王元化，狮子般气质的学者
郝铭鉴说，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是在30年前上海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时值“文革”刚刚结束，大家发言多从“伤痕”角度，突然有个声音洪亮的人，大谈美学和黑格尔哲学，很特别。
旁边的人说此人就是王元化，坐过很久的牢，而且当时还没有被“摘帽”（即还有问题尚未解决，政治身份不明朗）。
郝铭鉴当时立刻感觉肃然起敬，因为看到了一个有着崭新高度的不同寻常的学者。
会后郝铭鉴去找王元化组稿，王先生说，有关于黑格尔美学的文章整理出来可以发表。
郝铭鉴犹记当时王元化的家，又狭小又拥挤，两个人逼仄在房间的角落里谈话。
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王元化这么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和思索，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宽广和开阔。
后来接触频繁，经常去王先生家拜访，工作上的事情，礼节性的拜访，或者去探病。
可是王元化给郝铭鉴的印象，就是一个完全的思想者，从来不谈家常琐碎事，他只在精神世界里与人交流。
王元化是有狮子般气质的学者，只对与学术相关的事情感兴趣，对有商业性质的活动完全不予理睬。
郝铭鉴记得一次出版社举办大型读者见面会活动，宣传时突出了王元化的名字，很多读者慕名而来，可是王先生对郝铭鉴的再三上门邀请都不予应允。
而《跨文化对话丛书》
的出版座谈会，王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是欣然前来，并作了讲话。
可见，他行事都是以学术和研究为中心的，非常有原则。
《思辨随笔》之后的“文苑英华”系列，延续了《思辨随笔》的思路，发扬了王元化一直强调的治学要“求异存同”的精神（相对于做人要“求同存异”），要彰显出学者与众不同的独特发现，只有与众不同的才是英华。
把这些“与众不同”集合起来，就是“学苑英华”的指导思想。
王元化不仅提出了编辑方向，而且还做了很多主编的实质性工作，确定入选的学者和篇目，写约稿信等具体的事情都一一亲历亲为。
《释中国》也大致如此，由他担任实际的主编工作，不过他都不肯挂主编的头衔。
前者是因为“学苑英华”的作者都是学界泰斗，王元化不愿位列其上。
后者是为了奖掖后学，肯定后学的努力和付出。
王元化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副社长和总编辑，主管出版业务工作，他文字上的严谨和认真，让《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佩服不已。
郝铭鉴说，王先生是个非常有出版想法和要求的人，对自己的图书，从封面设计到内文形式，甚至字号大小，都非常关注，有相当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他是个让编辑非常渴望拿到其书稿，但是拿到后也会一直紧张不已的作者。
这种看似挑剔的要求，对别人，也更针对王元化自己。
他总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常常为了某个字，半夜打电话给郝铭鉴沟通和探讨。
他自己的书稿，专门请《咬文嚼字》的编委姚以恩进行文字上的把关，决不允许有差错。
王元化的思想严谨和文字严密，自身形成了高度的统一。
郝铭鉴：《咬文嚼字》主编；原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高国平：王元化，学术性和现实性的高度融合
高国平，王元化在上海文艺社出版过的5部作品的责任编辑，与之私交甚笃的后辈，对王元化的离去，非常悲痛。
高国平恳切地说，从自然人的角度，王元化走了，但他的学术著作和思想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而且，对他的纪念、研究和学习，不应该是一阵风，就像华师大筹建了王元化学馆一样，我们应该把他的治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继续下去。
王元化是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同时也是古典美学和古典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学者，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他身上。
他逝世后，客观地说，学术界和思想界都很难有人取代他的位置，有同样的影响力。
王元化是胸怀大志的学者，学术性和现实性在他那里有非常好的结合。
他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闭门研究的学究。
他的研究都是从现实中来，从社会发展中来，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而恰恰因为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其现实研究带有思想的光芒。
比如对“文革”的反思，他高于诸多就事论事之处，就在于他从人类思想、思维和哲学内部发展规律等层面进行思考，由此跟现实结合起来，就有独特的深度和力度。
比如《文学沉思录》（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对文化问题、“五四”问题的思考，都是如此。
涉及面很广，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深刻。
高国平作为诸多王元化著作的责任编辑，尤其是在他的指导下出版了“学苑英华”和“文
艺探索”书系，整个过程得到王先生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从策划选题到作者、篇目的确定，甚至是约稿和阅稿，王先生都全情投入，悉心指导，至今让高国平受益匪浅。
高国平：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室副主任
（采访整理：汪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