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郭沫若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1)这一节重点理解《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如何统一。
探讨的切人点是郭沫若诗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诗歌研究无定法，一般而言，评论一位诗人，应抓住最能体现其思想艺术追求的独创的方面。
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便是《女神》的特色。
对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时代内涵的分析，可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如《凤凰涅槃》中的凤凰，象征民族的新生)。
所谓“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还体现为对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可以《天狗》为析例)。
其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应当理解为同时是诗人的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
“大我”与“我”是统一的。
从郭沫若诗中也会听到不和谐的声音，展现其骚动、矛盾的内心，在表达进取时可能又有颓唐厌世。
这也可以从“五四”时代心理情绪的复杂多样性方面去理解。
惟其如此，更真实地立体地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感。
学习中会碰到对郭诗那种似乎大喊大叫袒露直切的写法不大能欣赏的情况，应当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过来的一代青年的心境去同情了解，这样会发现《女神》的确有不可重复的精神魅力。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2)这一节偏重了解郭沫若“五四”诗歌的艺术特质。
其关键是搞清楚“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
这是难点之一。
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就是无神，他把一切自然都视作“神的表现”，“我”即是神，那么一切自然也都是“我”的表现。
关于这个问题，较细致的介绍也可以参考“评论节录”中的研究观点。
要了解由于泛神论的影响，《女神》更加思绪沸腾，想象奇特，大自然常常被人化，人与自然合一(可重点评析《地球，我的母亲》)。
而且从泛神论的影响出发，郭诗崇拜万物不断创造更新的“力”和“动的精神”。
总之，《女神》的主导性风格是壮阔、雄奇，正代表了“五四”的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特征。
(3)了解《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
其自由诗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有外在格律，押韵、诗节与诗行大致整齐。
另一类是讲求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节奏，他也并非完全不讲外在
形式，而是在自由
律动中大致取得某种外在的整齐与和谐。
因为郭沫若是自由诗的首创者之一，这一体诗歌在后来有断断续续的发展，所以不妨结合诗作对自由诗有较为细致的剖析。
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4)这一节讲的是郭沫若《女神》之外的其他诗作，主要是后来诗风转变的产品。
可以重点阅读《星空》与《瓶》中的一部分诗。
应注意比较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与《女神》时代诗作的异同。
《星空》缺少早期诗作那种时代的激情，但技巧趋于圆熟。
《瓶》是爱情诗，仍较多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意识精神。
《前茅》(写于1923年)和《恢复》(写于1928年)中充满革命的时代气息，还有无产阶级诗歌的尝试，从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诗风的转变。
这一节主要注意知识性的掌握。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5)历史题材的剧作是郭沫若又一文学贡献。
应了解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和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
应掌握这些历史剧的共同点：一是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
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去推进民主。
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
二是郭沫若式的历史剧有他自己的“史剧观念”，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性。
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的自由虚构和改造。
此外，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浓郁的诗意，也是特色之一。
可以重点评析《屈原》，除了以此了解郭沫若作为“诗人写剧”的个性之外，还可以探讨其得失，思考《屈原》中主人公屈原的形象塑造，反而不如南后这个形象丰满的原因。
[知识点]
《女神》的产生和影响、泛神论、自由体诗、《瓶》、《三个叛逆的女性》、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六个历史剧、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