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共有三篇文章，《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三篇虽然内容不同，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

陈先生开始是破解李唐皇室的氏族之谜，引用各种资料证明李唐先祖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者冒牌货，并不是他们自称的陇西李氏。又分析这宗冒认祖先的公案的缘由，引出从北周宇文泰到隋唐一直沿袭过来的“关中本位政策”，这是陈先生的独特发现。“关中本位政策”可以说是北周、隋、初唐的“国本”，因为有它，所有的政权更迭都只有在中央进行才能成功，地方上闹不起来。自从武则天有意识地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到唐玄宗时破坏已尽，地方上的力量就起来了，唐室也从此衰落。

陈先生又分析了当时各民族的“汉化”与“胡化”，用大量事实，指出胡汉之分和种族没有关系，起作用的是文化。汉人可以胡化，胡人也可以汉化。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后来的河北藩镇，之所以强盛和不可动摇，实在是因为他们是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唐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也被陈先生用“文化”分析得明明白白。执掌朝政的“关中集团”被武则天打烂之后，一直受压的山东士族势力和以科举博取功名的庶族势力都抬起头来。阀阅士族有家学渊源，门风优美，重经学而轻科举；庶族势力重词采并以科举得势。斗争了多年的牛李两党，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由于双方属于截然不同又相互对立的文化圈。而把持宫廷的宦官集团，则是出于四川、福建等地的“蛮夷”，形成的特殊势力，另是一种文化。

陈先生论述“外族盛衰的连环性”，从当时唐朝与周边各民族力量的消长和相互的作用着眼，分析唐朝对外关系的成败荣辱，指出突厥、回纥、吐蕃、高丽、南诏等民族的兴衰，有的和唐朝有关系，有的和其它民族有关系，还有的纯属天灾人祸，并非全是唐朝如何如何。而论述“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则说明了唐朝国运的盛衰与周边民族的影响密不可分。唐朝的灭亡，一方面固然是黄巢起义摧毁了唐朝的经济命脉－－江南地区，另一方面也和西南方向南诏民族的搔扰牵制大有关系。

以上的论点，多是前人不曾发现，而属陈先生首创。以我的感受，陈先生治学，不独重视史料考据和辨证分析，也另有深意存焉。他祖父陈宝琛是维新变法的志士，因变法失败而丢官；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晚清四公子之一和大诗人，因痛于日寇侵华绝食而亡；他自己曾中过晚清的探花，又出国留过学，一生经历，正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中国那个时代，不仅面临着异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本民族在各方面水深火热，而且其固有的文化也面临着异化、堕落和销亡。他曾说王国维是被“文化所化”之人，他自己何尝不是！王国维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陈寅恪为其作了墓碑，自己却为了这文化而活着。著书立说，也无不是发扬中华文化之优秀成份，立弘愿将其传承下去，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胡化”。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文化精神，在有关方面让他出任“中古所”的所长时，晚年的他“极其狂傲”地提出“不学马列”，并要国家领导人出具书面的保证。其实他何曾拒绝做为学术思想的“马列”，只是不想把“马列”奉为不与其它学术平等的神圣而已。

抛开这些不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及其观点，用于研究现当代的许多问题，我觉得也颇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书笔记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传世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是我们研究中国隋唐史的必读之书。前者从礼仪开始,备述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项制度的渊源流变，追溯隋唐制度之三个来源：一为北魏、北齐；二是南朝梁、齐；三是西魏、北周，从而纠正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隋承周禅，而隋享国日短，唐继隋祚，隋唐制度都来源于西魏、北周的错误认识。但“至于唐代政治史事，以限于体例，未能涉及”（P1），遂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问世，该书对有唐一代的政治史作了精辟

的论述，上溯两晋、南北朝与隋，下启唐以后的变化，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方法的经典之作,为后世学者研究唐史作出了示范。本文就学习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作一小小的总结，以巩固学习效果。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成于1941年，是陈先生研究隋唐史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分为三部分论述唐代的政治史：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作者从民族升降、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地剖析了一代政治。上篇共四十八页，作者开宗明义的指出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问题在于种族与文化，这也是本篇重点论述的问题。实际上此观点也是陈寅恪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一个重要的角度。随后从现有的史料出发，考证了李唐氏族的世系，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P11），其血统原是华夏族，后与胡夷混杂，宇文泰入关之后，曾令相从之汉人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即在此时，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进一步指出，有唐一代的官书所记载的李唐皇室渊源的史料，大部分是被后人讳饰夸诞过的，我们对此不可全信。这里作者为我们鉴别史料真伪做出了榜样。但李唐果真出于赵郡，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也提出有疑问:“李唐岂真出于赵郡李氏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家也,又何必自称出于陇西耶?”李渊距宇文泰入关不到一百年，果真在这时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唐室君臣不会一点不知，史书中应该会留有痕迹。更何况唐太宗一贯是打击、敌视山东望族，而重用关中军事权贵，他提拔的宰相，山东11人中，也大多为庶族，他对山东士族的政策与他的赵郡郡望是矛盾的，此处姑且存疑。

之后作者提出胡化和汉化的问题（P17），指出北朝时文化重于血统，汉人与胡人的分别，不论血统，只视其所受的教化为汉或为胡而确定，诚所谓“有教无类”。此点有中国人传统上重文化、轻血统的观念有不谋而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边区的少数民族的蛮夷戎狄之称，大体上就不是按血缘来划分，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与中原姬姓、姜姓诸族互相通婚，如晋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他们区分蛮夷更是以一种文化，以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不像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非城市国家的地区，则称为蛮夷地区。唐时的胡汉只分别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唐时河朔地区已成胡化地区，与尊孔教、重礼教及以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的中原地区其文化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并由此举出四个例子证明二者文化之区别：例证之一，秀才卢霈年二十不知周公、孔子，只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例证之二，其地暴刑暴赋，唯恤军戎，对衣冠士人遇如奴隶；例证之三，从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得知长安文化区不容这样有野心之人，惟有北走河朔；例证之四，李益虽登进士而不得意，北走范阳。进而根据《旧唐书·藩镇传》，并取其它有关史料中有关诸传活动范围在河朔地区及以外地区的人相参考，发现有两种人，一是其族本为胡人，二是其族原为汉人，但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无异。前者为种族，后者为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为胡风，中原也把此类人看作胡人，因此可见此时区别胡化与汉化之标准亦更终于文化。作者认为善骑射者，胡人之风也。安史之徒之所以善战，作战力强，主要原因在于民风善胡。其后以大量的史料考证安禄山之为九姓胡（《旧唐书》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民为突厥杂种胡人，及善战事。更以大量的篇幅叙述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藩镇胡化之事迹，并得出结论：玄宗之时，河朔地区的胡化就已经开始了。指出其地区胡化的三个原因：远因为隋季之丧乱；中因东突厥之败亡；近因动突厥之复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种族与文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研究隋唐史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历史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二

中篇的标题是“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在本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掌握玄武门与否，是中央政治革命的关键所在，即北门禁军之向背与革命成败的关系问题。书中祥述了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其成败都与玄武门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