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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历程介绍：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外交关系的发展与周边国家密切相关。
本文将从清朝建立开始，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友好和敌对关系等方面，探讨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历程。
一、清朝建立初期的外交关系清朝建立于1644年，当时的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存在一定的外交往来。
清朝建立后，初期的外交重点是与中亚的吐蕃、楚尔赤等建立联系，以稳定国内政权。
同时，清朝还与俄罗斯、缅甸等国家进行了一些贸易和友好往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二、清朝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清朝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历程相对较长，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了接触。
双方曾就边界划定、贸易往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和条约签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尼布楚条约》和《库页岛条约》，分别规定了中俄边界问题和贸易往来事宜。
此后，两国间的冲突和合作并存，外交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
三、清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清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17世纪，朝鲜成为清朝的附属国。
清朝通过派遣使臣、赠送宴会等方式，巩固了对朝鲜的控制和影响力。
然而，清朝和朝鲜的关系并非完全一帆风顺，朝鲜在清朝后期曾经发生一些反清起义，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不过，总体来看，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较为稳定，代表了中朝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四、清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清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起始于17世纪，当时的日本处于封锁状态，对外交往限制较多。
清朝通过贸易和使篆往来的方式，逐渐加强了与日本的联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出现了摩擦和冲突，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和领土争端。
清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伴随着两国间的竞争和矛盾而逐渐升温。
五、清朝与满洲诸部的外交关系清朝建立初期，满洲诸部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之一。
清朝通过与满洲诸部的婚姻联姻、赏赐封号等方式，巩固了与满洲诸部的外交关系。
在清朝的统治下，满洲诸部逐渐同化为汉人，外交关系逐渐走向一体化。
六、清朝与蒙古的外交关系清朝与蒙古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清朝建立后，对蒙古实施了较为温和的统治政策。
清朝与俄罗斯的边界争端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争端可谓是丝毫不少。
自17世纪起，两国在边疆地区上发生了多起领土争端，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中亚以及远东地区。
这些争端给两国带来了诸多冲突与不安，也对双方的边境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东北的边界争端清朝与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争端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当时，尚在发展壮大中的俄罗斯沙皇国向东扩张，企图将满洲等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尤其是康熙皇帝执政期间，俄军多次侵犯满洲、黑龙江等地，并在长白山地区修建要塞，造成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失去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条约，努力保护自己的领土。
例如，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了黑龙江的中俄分界线，并确保了清朝对该地区的主权。
然而，在后续的条约中，清朝不得不割让了一些领土给俄罗斯。
这导致了不断的领土争端，使两国之间的边境关系复杂化。
二、中亚地区的边界争端清朝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也存在边界争端。
中国的新疆地区是受到争议的焦点之一。
19世纪时，随着俄罗斯帝国向南扩张，双方在中亚地区频繁发生领土争端。
俄罗斯野心勃勃，试图将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清朝则力图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清朝与俄罗斯多次进行边界谈判，最终签订了一系列的《條約》和《協議》，以维护双方在中亚地区的利益。
然而，这些条约的效力并不持久，争端问题仍然举世无解。
直到20世纪初，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的兴起，边界争端进一步加剧，使得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
三、远东地区的边界争端清朝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边界争端主要集中在黑龙江以及外东北地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两国在该地区频繁争夺领土，尤其是在满洲里海以及库页岛地区。
这些争端导致了多次战争和冲突，给双方带来了巨大损失。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确立了中俄边界，俄罗斯获得了东北大片领土的管辖权。
然而，不久之后，俄罗斯又将这些领土转交给日本，使得中国在远东地区的边界争端更加复杂。
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及其影响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164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12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封闭的时期之一，这也导致了中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西方列强来说较低。
但是，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清朝初期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清朝建立之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主要是与俄罗斯的接触。
1662年，俄罗斯的游击队率先来到了中国东北地区，开始向清朝进贡。
此后，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交往得到了加强。
而在康熙时期，法国传教士抵达了中国，他们通过传教活动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并将这些知识传回到欧洲。
二、清朝与西方列强的贸易18世纪中叶，清朝与西方列强的贸易逐渐增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在广东与清朝进行贸易，而荷兰、法国、美国和俄罗斯也都与清朝洽谈了贸易问题。
这些贸易活动推动了清朝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三、清朝科技的进步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在乾隆年间，传教士马礼逊将印刷机带到中国，中国的印刷技术因此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清朝通过引进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提高了科技水平，促进了一些科学发明的产生。
四、文化的交流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传教士通过传播耶稣的教诲，向中国介绍了西方文化。
而清朝也在这一过程中了解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特点。
同时，清朝也通过书信往来了解了外国的文化。
五、创新意识的提高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也提高了清朝人民的创新意识。
清朝在临近西方列强的情况下，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工业，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就显得特别重要。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些科技大师，他们将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技艺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民族科技的发展。
总之，清朝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西方列强较低，但是清朝人民通过接触西方列强，逐渐了解了西方列强的科技、文化、贸易及创新等方面的特点。
这一历史时期不仅是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意识不断提高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清朝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封闭自守的朝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清朝逐渐与西方列强接触，并开始了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
这一过程对中国及其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意义重大的第一次接触西方列强与清朝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在这个时期，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国家的船只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贸易活动。
这些贸易往来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物品和技术，也为中国开放大门奠定了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与清朝达成了《正统行经Warszawa条约》。
这一条约不仅对传教士活动和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保护，还确立了对外贸易的一系列规范。
正是这一条约开启了清朝与西方列强接触的序幕。
二、西方列强势力逐步扩大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迅速扩大。
英国作为当时世界首要的工业化国家，其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英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逐渐在中国沿海地区展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并非一帆风顺。
英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英国以贩卖鸦片为由对清朝发动战争。
清朝无力抵抗英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式被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迫。
三、科技、文化交流的开启随着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不断加深，清朝开始引进西方列强的科技和文化。
这些科技的引进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有许多知识分子前往海外留学。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育，并将所学知识带回中国。
这些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引进西方科技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化。
例如，光绪年间中国筹建的长江通航局和中国邮政局等都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
四、中西交往带来的影响清朝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对中国产生了诸多影响：1. 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
俄罗斯蒙古关系发展史俄罗斯与蒙古地理上相邻，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和蒙古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转折和变迁。
第一阶段：早期接触和蒙古帝国早在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了包括现代俄罗斯在内的广大领土。
这一时期，蒙古帝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主要是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
蒙古统治者与俄罗斯领导人建立了一些外交关系，但主要是以蒙古帝国的利益为导向。
第二阶段：蒙古独立和明朝的影响14世纪末，蒙古帝国分裂为伊尔汗国和元朝两个部分。
这一时期，蒙古独立的伊尔汗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开始有所变化。
伊尔汗国与俄罗斯建立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且在政治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然而，明朝的崛起对蒙古和俄罗斯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试图在蒙古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并与俄罗斯竞争。
明朝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来干预蒙古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第三阶段：清朝统治和俄罗斯干涉17世纪中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开始对蒙古地区进行统治，并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他们看到了蒙古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俄罗斯开始干涉蒙古事务，并试图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逐渐扩大了对蒙古的控制，并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基地。
同时，清朝的衰落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他们继续扩大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第四阶段：蒙古独立和苏联时期20世纪初，蒙古成功地摆脱了清朝的统治，并在1921年建立了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古独立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苏联在1924年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并成为该国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者。
在苏联时期，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合作。
苏联对蒙古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帮助蒙古发展经济和建设基础设施。
同时，苏联也在蒙古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向蒙古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五阶段：苏联解体和现代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后，蒙古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清朝冷知识——清朝时中俄关系（上）起源和冲突中俄两国关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对中国的侵略。
原来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开始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
至十七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库次克，54年在中国的尼布楚城址兴建了涅尔琴斯克，在黑龙江咽喉所建的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址。
清朝兴起后所辖治的地区，早在元朝已归入中国版图。
经过明朝的都司卫所统治，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了征剿和招抚。
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
天聪八年（34）首次征伐黑龙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兰与萨穆什喀晓谕：此行之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攻略时应对他们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
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达呼尔部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服，皇太极把宗室之女嫁他，成为显赫一时的额驸。
崇德二年（37），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也向清朝进贡，两年后叛清，皇太极于崇德四年（39）发兵将其生擒，攻取了叛军赖以集结的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
崇德七年，皇太极踌躇满志地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其实这也是故土重归一统。
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
43年波雅科夫率领沙俄侵略军到了精奇里江（结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极统一这一地区晚来十年。
波雅科夫等人从当地达呼尔人那里了解到达呼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早已从属满族王公和中国皇帝。
中国官员经常到此巡视和征税，而沙俄侵略者不顾所到之处人民的反抗和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艰难地向内陆入侵。
清朝前期的中俄外交——亚欧两大帝国的交锋发表时间：2012-06-07T14:45:58.73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1月（下）供稿作者：王龙林[导读] 俄罗斯本远在伏尔加河畔，而中国则居于东亚。
两国之间直接交往究竟起于何时，这是不得而知的。
王龙林（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31-02摘要：直到明朝末年，中国从未与遥在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有过直接交往。
在俄罗斯逐渐征服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过程中，两个欧亚的大国逐渐接触。
与古今中外的各国之间的外交相比，清朝早期的中俄外交是独具特色的。
一方面俄罗斯逐渐接触长期封闭的东方的中华帝国，而中国也是逐渐与文化迥异的欧洲大帝国交锋。
在这个交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主义与大清帝国的保境安民、有俄罗斯特色的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矛盾是主线。
关键词：巴依科夫使团；雅克萨之战；费奥多尔?戈洛文；《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俄罗斯本远在伏尔加河畔，而中国则居于东亚。
两国之间直接交往究竟起于何时，这是不得而知的。
按照俄国文献的说法，“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前，俄国似乎还不知道中国的名称”[1]并认为中国政府曾经分别于1619年和1649年向俄罗斯发出过两封国书。
其中第一封讲到：“尔为大国君主，朕（万历皇帝）亦为大国皇帝也”，并说“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且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
[1]而第二封国书则说：“先皇（万历皇帝）在位时，大君主之臣民来此者皆睹天颜。
朕（明光宗朱常洛）今在位，尔之臣民却未前来”“彼等一旦前来朕处，必将示若天空之明月。
尔之臣民来此，朕必欣悦，并予恩赐。
”[2]但是显然的是，1619年确实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而其子明光宗仅仅在位一年。
1649年已经是顺治六年。
清朝的俄华关系研究清朝和俄罗斯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俄罗斯拓展东部领土，开辟了与中国接壤的新领地——耶穌會失地，与中国的贸易也逐渐增长。
这为今天的中俄关系打下了基础。
下面，我将探讨清朝时期（1644-1912）的俄华关系。
1. 早期的关系在清朝初期，尚未形成俄华关系的明确框架。
当时中国皇帝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弱小而无法侵略中国的国家。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削弱，以及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双方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作为清朝皇帝顺治的继承者，康熙帝采取了与俄罗斯建交的举措，同时对俄罗斯进行了“善意”的姿态表现。
康熙帝还经常接见俄罗斯使节，并指派官员来招待他们。
这些行动造成了俄罗斯在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形象。
2. 刘海粟事件在18世纪60年代，与俄罗斯的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刘海粟事件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这一事件中，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在和俄罗斯交涉时失去了交涉的耐心，导致对方大使被打死。
这一事件削弱了两国的特殊关系，尽管后来的官方声明提到，它不应该影响两国的正常贸易。
3. 阿尔巴汉条约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列强的逐渐扩张，维新风潮兴起，中俄两国的关系也趋于复杂。
不过，清朝皇帝始终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并认为在外交上，应该保持“慷慨”的态度。
1860年，清朝在《北京条约》中让出了大片领土，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让步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1881年的阿尔汉博条约中，中国与俄罗斯重新引入了条约的标准化。
4. 同盟会和十月革命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导致了一些反俄的言论和联盟的成立。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应该受到任何外国势力的威胁。
然而，十月革命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再次改善，苏维埃政府主动建立了和中国的关系。
不过，这一积极性被国民政府拒绝，并选择了西方的支持，因此俄华关系受到影响。
总结清朝时期的俄华关系是复杂而漫长的，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事件和交流形式。
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朝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充满曲折。
从早期的相互认可和友好交往，到后来的战争和领土纷争，清朝与俄国之间的互动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清朝与俄国的关系，以期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一、早期友好交流清朝与俄国的正式关系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
在17世纪末，两国通过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此后，俄国派遣使节来华，两国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交流与贸易活动。
这一时期，清朝与俄国保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实现了双方互利互惠的局面。
二、珍宝岛事件与领土纷争然而，清朝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并未持续太久。
在19世纪初期，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领土纷争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中国东北最东端，俄国认为该岛属于自己的领土，而清朝则坚决主张岛属于中国。
这一争端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清朝与俄国之间爆发了数次战争。
三、不平等条约与瑷珲条约战争的结果对清朝来说毫不幸好，清朝在珍宝岛事件中战败，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让大片领土给俄国。
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条约是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该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国。
这一事件对清朝士人以及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国土的丧失和国家尊严的受损。
四、庚子赔款与外交危机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清朝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在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向清朝提出了巨额赔款要求。
清朝被迫同意支付庞大的赔偿金额，不得不进一步削弱国内的实力。
这一事件使得清朝与俄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两国之间的互信和友好感全面崩溃。
五、辛丑和约与中国革命在清朝政权逐渐衰退的同时，俄国则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逐渐在东北地区扩张影响力。
1901年，清朝被迫与俄国签订了《辛丑和约》，同意俄国在东北地区的自治和利益领域。
这一条约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地位，为中国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凡尔赛条约与新的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成立了苏俄。
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边境问题与领土争端清朝与俄罗斯的关系：边境问题与领土争端在清朝和俄罗斯之间的长期接触和互动中，边境问题和领土争端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方面。
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线曾多次变动和修订，双方就领土归属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和交涉。
本文将探讨清朝与俄罗斯的边境问题以及相关的领土争端，并分析这些问题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一、边境问题的历史背景清朝和俄罗斯的边境问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康熙时期。
当时，清朝与俄罗斯的领土接壤，双方的交界线并不明确。
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中国国力的衰落，清朝开始面临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和边境问题。
二、边界线的划定与修订在清朝与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上，修订边界线的谈判历时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
其中，英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尔汗巴扎尔条约》（1727年）是清朝与俄罗斯最早达成的两个重要协议，规定了两国边界线的划定。
然而，这两个条约并未解决双方之间的全部争端，领土争议仍然存在。
三、领土争端的核心问题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
在远东地区，主要争议焦点是库页岛（现属俄罗斯的一部分）和黑龙江以北的边界线。
同时，在中亚地区，两国对准噶尔地区（今哈萨克斯坦）以及外蒙古的归属问题也产生了分歧。
四、边境问题对关系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清朝与俄罗斯的边境问题和领土争端一直对双方的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
这些争端不仅导致政治、军事上的紧张局势，还造成了经济贸易的受阻和民间交往的困难。
同时，边境问题也成为两国官方和民间交流的重要议题，探讨如何和平解决边境争端成为关系改善的关键。
五、缓解边境问题的努力为了缓解清朝与俄罗斯的边境问题，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和交涉。
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议，以明确划定边界线、调整领土归属。
例如，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81年的《中俄新约》，分别修改了清朝与俄罗斯的边界线。
尽管如此，这些协议仍没有解决全部争议，边境问题仍持续存在。
从“罗刹”到“俄罗斯”清初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但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而清人对俄罗斯称呼的演变即反映了这一点。
清人有很多关于“罗刹”、“老枪”、“老羌”的记载，关于“罗刹”一名的释义及其由此引发的聚讼纷纭，主要由康熙年间谪戍黑龙江的汉人知识分子所引发。
例如，吴兆骞在《秋笳集》卷2《奉送巴大将军东证逻察》云：“逻察，一名老羌，乌孙种也。
”①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记：“余五岁，始就塾读毛诗，时逻车国人造反。
”②方式济《龙沙纪略》亦云：“入通市者，皆泥扑处(尼布楚)人，别其种曰罗刹，误老枪，又误老羌。
”③而方拱乾《绝域纪略》则认为：“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
所遇皆擅鸟枪，又遂讹鸟为老，讹枪为羌云。
”④康熙以后，随着对俄罗斯认识的加深，清人开始将“罗刹”等与俄罗斯联系起来考察。
例如，松筠在《绥服纪略》中说：“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
”⑤俞正燮于《俄罗斯事辑》中记：“俄罗斯……其先，起于右哈萨克部西鄙，其人曰罗刹，亦曰药刹。
当南北朝魏太和时，罗刹始立国曰俄罗斯，其人用天主教，欲杀佛。
佛遇恶物奇怪，辄以罗刹名之。
”⑥他在《癸巳存稿》又进一步对其源流及名称之由来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称：“罗刹者，红毛诸番。
其正名罗刹国者，今之俄罗斯。
其国东北自黑龙江边外，北尽北海，西尽西海，西南包额纳特珂克外。
罗刹种人素与佛不合，自立天主教。
其部强盛，当佛时，罗刹王名阿修罗，欺浚佛，并欺浚佛国。
佛国深畏之，遇恶人、恶物，则皆以罗刹名之。
故有在山罗刹，有在海罗刹，有飞天罗刹，皆假名罗刹而于真罗刹无与也。
罗刹至今俄罗斯而极大。
《潜邱札记》言俄罗斯定非罗刹，谓长安贵人为不考。
阎(若璩)盖略见佛书，不能详悉，且俄罗斯自称为罗刹，何得谓之定非也。
”⑦何秋涛虽然批评俞正燮说：“佛经所谓罗刹，与俄罗斯之别称罗刹，名同实异。
俞正燮，溷合为一，非是。
”⑧但他本人也未能做出更确切的解释，只不过对前人的结论略作修正，称：“俄罗斯本羌种，老枪误，老羌不误。
”⑨一、今人对清人记载的研究在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此问题的当属韩儒林。
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指出“清初黑龙江索伦(Solon)土语称扰乱尼布楚(Nibchu)一带之俄罗斯人为‘罗叉’”，认为上述何秋涛诸说，“固不值辩”，⑩同时也指出，劳费尔(B. Laufer)所谓“于‘老’字译意，于‘枪’、‘羌’二字译音”的说法，“亦不可从”。
韩儒林据《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Loca、Locan诸异称，是“罗叉”、“老枪”、“老羌”与Loca、Locan对音，鼻音收声不固定，非有误。
(11)这个观点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张维华、孙西在《清前期中俄关系》一书中，对清人有关“罗刹”、“老羌与老枪”的记载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引松筠《绥服纪略》注“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之说，认为“罗刹是清初中国人对于俄罗斯人的另一种称呼，还有的称为逻察、逻车、罗叉，都是罗刹一音的异译。
所以称‘罗刹’，是因为其音来自索伦，有所不同。
”(12)至于“老羌”与“老枪”，张维华、孙西认为，“罗”、“老”音相似，而“刹”、“羌”、“枪”等字的音，也有相同或相近处，所以很可能就把罗刹称为老羌、老枪了。
(13)张维华、孙西二人观点看似与韩儒林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关于“罗刹”即俄罗斯的本名Russe的音译的说法，(14)需做进一步探讨。
近年，蔡鸿生在其《俄罗斯馆纪事》一书中对“罗刹”做了重新考释。
他将“罗刹”之名在清初的各种异写依次排队，分出如下“老”字头和“罗”字头两组：老枪、老掐、老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
蔡鸿生发现，从译音用字看，这两组译名有一个显著特点：无论哪一组，第一音节的译读都很稳定，即第一组用“老”字，第二组用“罗”字，并未出现“老刹”或“罗枪”等交替使用的情况。
他认为：“此点未经前人拈出，也许正是问题的关键。
”(15)此外，蔡鸿生据俄国伊·伊斯列兹涅耶夫斯基《古俄语词汇资料集》第二卷(彼得堡，1902年俄文版，第39—40页)，找到可拟音为“老”的лов一词的同根亲属词：лов(行猎)、ловец(猎人)、ловцы(猎人们)，并结合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提出“前述第一组译名的词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观点。
至于第二组译名的语源，蔡鸿生则肯定了王之春《使俄草》所云“其称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称其为“已得其实”。
(16)也就是说，在蔡鸿生看来，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源自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第二组译名“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是“鲁西牙”(Russia)音译。
蔡鸿生对此问题的阐释，使得学术界意识到，对“罗刹”名称的探讨尚不能画上句号。
二、“罗刹”即“ловцы”(猎人)考辨《平定罗刹方略》载：“罗刹者，鄂罗斯国人也。
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其人率皆犷悍贪鄙，冥顽无知。
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0《俄罗斯丛记》中有“论罗刹即可萨”：“本朝记黑龙江边境之种族，曰罗刹，或以为即俄罗斯之转音，而官书多云俄罗斯所属之罗刹。
则俄罗斯乃总国名，罗刹乃属部之名耳……今按：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盖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即此种人也。
隋唐时，突厥有可萨部，近西海，与波斯、大食邻境，是史籍言可萨之始。
”何秋涛所说“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的确是被称作“罗刹”的一股“可萨、可沙”(哥萨克)，但要说“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则有些牵强，而将“可萨、可沙”(哥萨克)与隋唐时期的突厥可萨部扯上关系，更是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
今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基本一致，都源于《平定罗刹方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或松筠《绥服纪略》里“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的记载。
但是，“罗刹”是俄语“俄罗斯”一词异译，以及“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都值得商榷。
在这个问题上，韩儒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但韩先生在说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尼布楚一带的俄罗斯人为‘罗叉’”的时候，却以清代编纂的辞书《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为凭据，看似有所不妥，其实不然。
因为，《蒙文总汇》所收Loca(罗叉)一词，并非蒙古语词，而是借自满语的借词。
康熙年间内府满文精写本《平定罗刹方略》满文书名叫Loca 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the。
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locha“罗刹”条，(17)其根仍为索伦土话。
苏联学者瓦西列维奇编《鄂温克语俄语词典》指出：луча，名词，俄罗斯人(指男性)，最常用的形式是лōча。
此外，在鄂温克语的不同方言中还有лута、лоча、нюча、луса、луча等变体形式。
(18)与鄂温克相邻而居的雅库特(萨哈)人，称俄罗斯人为“нууччалар”(按：－лар，为复数附加成分)。
(19)究其来源，亦应来源于鄂温克语，即“索伦土话”。
这样看来，前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似乎需要做一点修订。
不妨改为：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loca”，“罗刹”、“罗叉”、“老枪”、“老羌”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
韩儒林所说的“鼻音收声不固定”，是指“loca(－n)”的词尾音－n，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也就是说“loca”(罗刹)，有时以“loca”(罗刹、罗叉)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老抢、老羌)的形式出现。
词尾音－n出现与否，或者说词尾音－n是否脱落，取决于其后所接的词语。
这是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的一种语言现象，并非可有可无。
现在的问题是，“索伦土话”loca(－n)，是“鲁西牙(Russia)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还是另有来源呢？按照蔡鸿生的看法，汉语“老枪、老掐、老羌”等译名直接来源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则是“鲁西牙”(Russia)音译。
这里，蔡鸿生似乎忽略了“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loca(－n)”的基本事实。
另外，蔡先生前文所引清末王之春《使俄草》中的“鲁西牙”似乎又来源于英文的Russia，而非俄文Россия。
今天检阅苏联时期出版的两卷本俄国档案资料汇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莫斯科1969年版)，至少在17世纪中叶以前，俄语中代表俄国或俄罗斯的词语是：Русъ、Русия。
而Росия以及我们今天所非常熟悉的Россия的形式，大概是在17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这是其一。
其二，“索伦土话”，即鄂温克语，以及满语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是有r音存在的，无需用“l－”音代替“r－”音。
蔡鸿生“从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来看，前述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的词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新论，(20)看上去难免有“老枪”一名因“所遇皆善鸟枪”而得名的嫌疑，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是ловцы。
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与其同根的词语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ловчий。
当这个词作为形容词出现时，具有“捕猎的；捕猎用的”意思，可以组成：ловчиесобаки(猎犬)、ловчиептицы(猎禽)和ловчийров(捕兽的陷阱)等词组。
当这个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使用的时候，则具有特定的含义。
词典中这个词的释义有两项：(1)(俄国古时掌管大公和沙皇狩猎事务的)狩猎长；(2)狩猎执事(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
(21)我们知道，起初，诸如叶儿马克及其继承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之流，无不都是这样一批因毛皮贸易利益所驱动而到处打家劫舍的哥萨克猎手和冒险家。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毛皮贸易是导致俄国扩张的动力。
当狩猎场地的潜力耗尽之后，富有冒险心的猎人和商人便向东方推进。
新的猎场一经开发，征服随后而至，有时则是先征服后开发，政府和地方官吏想方设法从土著那儿勒索贡赋，以分享西伯利亚的皮货财富。
对毛皮的大量需要，是一个猎场接着一个猎场的资源被迅速猎光的原因，从而加速了西伯利亚的被征服。
”(22)这样看来，“索伦土话”loca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者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似乎不无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初黑龙江索伦人称俄罗斯人为“loca”，而“索伦土语”loca则来源于俄语中表示猎人的ловец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