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道德主义_孔子文明传播思想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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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回归道德主义:孔子文明传播思想论析毛 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媒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否确保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合理流动、确保其文化价值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确保对自然的开发不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构成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文明传播的严重“偏向”与结构性失衡,将致文明以死命。

晚周时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救济传播的偏向、失衡与异化的原则是对文明传播活动施以道德指引,使文明传播活动回归其逐渐偏离的自然秩序(道)与社会秩序(德),赋予文明传播牢不可破的道德基础,使文明永葆活力、持久与和谐。

历代《论语》注家将《学而第一》首节三句话解为个人修养之事。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论语》开篇三言,是针对晚周时代文明传播之混乱与文化传播之废绝而发出的重大警世之言,体现着孔子对文明传播的宗旨、源泉、处境以及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责任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与传播课题的深沉智慧。

关键词:孔子;文明传播;君子之德中图分类号:B2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667(2005)03200472071 文明传播一向是人类文明的根本要素。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在《帝国与传播》(1950)中指出:“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

在历代各国和西方的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1](p.3)各种文明在传播过程中,因侧重方向以及倚重的传播媒介的不同,出现“空间的偏向”与“时间的偏向”,这些偏向既构成文明传播的核心特征,也埋下导致文明灭亡或衰退的种子。

引申而言,文明的空间传播包括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两部分,内部整合指文明内部各社会阶层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分配、流动与共享(简称政治、经济、文化);外部扩张指一种文明因为内部需要而对文明以外的自然生态领域、他种文明状态下的地区与人民进行开发、组织、影响、渗透、改变、征服等扩张活动(简称投资、建设、外交、军事),而文明的时间传播则指思想资源、精神文化传统的有效传承以及确保精神文化传承的教育学术制度等(简称教育、学术)。

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倚重空间扩张,出现忽视内部整合与自然限度的过分偏向,常常导致文明的内外失衡,从而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的、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和体制上的僵化,这不仅构成各种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

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在空间传播上富有经验,但在时间传播上却缺乏经验,因而构成“可大而难久”的文明危机。

他追溯远古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城邦之间因扩张引起的战争、古希收稿日期:2005202208作者简介:毛峰(1965—),男,天津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媒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学研究。

・74・2005年第3期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马其顿帝国、古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认为正是这种文明传播的偏向最终葬送文明。

他富于哲学意味地总结了文明传播的悖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杀的方法。

”[2](p.168)事实上,西方文明在空间传播上,与其说是“富有经验”,不如说是“富有失败的教训”。

自工业革命以来,正是由于空间传播之重要一环———对内整合的失衡,西方文明内部的贫富分化,引发劳资冲突与工人革命,使西方国家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两个阵营的冷战以及军备竞赛之遗毒,构成今日全球各种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空间传播的另外一环———对外扩张上,西方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内的各种资源与市场,自相残杀,两次世界大战使全球沦为人间地狱;同时,西方帝国主义对非西方文明的侵略、掠夺和摧残,引起了一些民族的激烈反抗。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曾经鼓舞西方人民以及非西方人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灾难这一无情现实击得粉碎,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全球社会体制的僵化,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污染、淘空、毁灭了自然生态、历史传统、人世间许多真诚、美好的事物。

当代全球化进程,更使西方文明的传播偏向与内外失衡积重难返,接连引发全球社会各种“可大而难久”的可持续性危机。

具有5000年以上连续文明传播经验与伟大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其极为丰富的文明思想与传播思想,尤其是她孕育出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思想大师的传播思想,将为当代文明传播的失衡、异化、悖论与困境,贡献出开启心灵、拯救危机的伟大智慧。

西方传播学的代表人物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在《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传播》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常青的文化和悠久的传播艺术的传统,总不免会肃然起敬。

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和洞见,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践方面的体会,那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3](p.4)21世纪初全球化的文明传播的现实以及日益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内在矛盾与困惑,使曾经横扫中国社会的那种认为西方文化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思潮与心态烟消云散,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日益凸显。

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文明传播现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横行世界,对全球自然、资源、人文社会环境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与摧残,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和粉饰的,则是自由主义其外、实用主义其内的传播霸权主义的宣传攻势。

受西方意识形态引导的大众传播媒介,凭借“议题设置”等强大功能,置全球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生态岌岌可危的状况于不顾,整日垂青于商业主义或明星逸闻,大众则日益陷入“沉默的螺旋”而自甘麻木不仁……方此之时,中国文明传统关于自然、人生、家、国、天下在道德基础上达致和谐统一的伟大智慧,日益凸显其真理性,是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当代社会的道德混乱以及传播混乱的一剂清醒良药,而作为“中国文化之中心”[4](p.231)的孔子,其传播思想,尤其是他的道德主义的传播观,更是探索既保障传播自由又高度重视传播责任、传播道德与传播自律的中国传播学的伟大智慧源泉。

2 英文“传播”(communication )一词,源于拉丁语communis ,义为“共享”,施拉姆据此指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东西,即我们努力想‘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

”[5](p.3)施拉姆在强调“共享”的同时,指出了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要内容:信息、思想、态度。

三者之中,层次不同:有关某种事物的信息的传布交流,仅仅是人类传播行为的初始阶段;而人类传播的高级阶段,则是对这些信息的解释、组织、加工、提炼与判断,以便形成对事物产生、存在、消逝之意义的、为人类共享的思想、态度,这才是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宗旨、归宿与高级境界。

人能够读解、选择、诠释、想象和歪曲各种自然生态信息与社会人文信息,赋予这些信息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并凭借对这些社会意义(思想、态度)的传播,凝结成彼此合作、共享共信的文化共同体———文明。

文明的本质是对一种社会意义的共享,是对事物产生、存在、消逝之意义的信仰。

中国・84・2005年第3期人认为人类的文明活动、传播活动、对万物信息的解释和利用,必须贴近万物存在的本然生命,即合乎“道德”的。

道是万物产生、存在、消逝的方式,即自然。

而德是人类文明贴近自然运行的仪轨。

每当一种文明逐步背离了道德仪轨并日益戕害自然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命,这种文明对万物信息的读解(释义)必然是严重歪曲了自然之韵律、万物之“心曲”,分歧杂乱的信息如洪水一般动摇淹没了人们对文明意义的共享共信,这时,象征文明末日的各种精神危机、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就接踵而至了。

危机时代预示着伟大智慧的出现并促使文明新生。

中国文化的圣人孔子,恰恰生活于中华文明面临解体的危急时刻———西周王朝350余年的礼乐教化逐渐崩溃的春秋时代。

作为集上古文化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知一种历千年以上艰辛创造积累而成的文明传统,如果不被这一传统哺育下的人群重视、欣赏与传播,这个民族连同这种文明传统,将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当时王公贵族、世卿大夫等社会上层玩忽乃至丧失其肩负的文化传播责任的惊人情况:“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悦)学。

归以语闵子马。

闵子马曰:周其乱乎……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

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6](p.238)其时竟有世守典籍而“数典忘祖”者: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 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

故曰籍氏……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

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6](p.216)西方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 ,1902-1978)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中指出:传播的主要功能是监视环境、社会协调与传递文化遗产,可分别概括为监视功能、协调功能与传承功能。

中国上古文化,系于王官。

王官失守,传播废绝,则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社会以及文化传统茫然失措,学术思想以及受其影响的人类行为的混乱,必然使天下为之分裂。

文化传播之混乱失序,正是中央政治衰微之直接表征。

仲尼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6](p.235)孔子正是忧虑官方传播之废绝、文化传播之混乱,遂奋然兴起私学以授弟子而崛起为旷代伟人、万世师表。

《论语》开篇“学而第一”首节,即将人类四种基本的传播行为囊括净尽:“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描述自身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经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描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功能,“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活画出古今中外一切意义与规模上的大众传播的普遍处境以及超越这一困境的道德原则。

全部《论语》以“学而第一”开篇,可知当时社会在传递文明遗产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读史可知:孔子之前的西周王朝,在进行空间传播的对内整合上,主要采取“封疆土、建诸侯”即大封宗亲、功臣以及前朝德裔的政治分封制度,配以优雅和乐的“礼乐”政治秩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王朝;在空间传播的对外扩张一环上,分封、礼乐制度之巧妙,正在其既是整合内部又同时是外部扩张,西周王朝综合运用移民垦殖、协议联合以及军事征服等多种传播方式,使中华文明涵括整个黄河流域并北上幽燕、南下江汉,版图疆界扩张一倍以上,文明传播的规模因此急剧扩大,文明传播的速度空前加快;在文明的时间传播上,西周王朝更是功勋卓著: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以教为政,使尊卑有序、上下有礼、人民风俗温文敬爱,其尊老敬贤、慎终追远之精神,凭借血缘、礼教、发达的学校教育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吸引融合外来民族,养成一个广大深厚、风俗粹美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