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的内容和逻辑的关系
法律逻辑的内容和逻辑的关系《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在该书中，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德国分会主席乌尔弗里德·诺伊曼博士撰写了“法律逻辑学”一章，应当是对法律逻辑学的权威性介绍。但是，我们看见的对法律逻辑学未能统一的问题介绍。
乌尔弗里德·诺伊曼对此介绍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局面，他说：“法律逻辑学的概念有双重的含义，因为逻辑学这个概念被在广义和狭义上使用。在广义上，…逻辑学‟更指…方法论‟（Methodologie），在这个含义中，被用于谈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学‟或…文化科学的逻辑学‟。在狭义上，逻辑学的概念仅涉及形式规则，即关涉其有效性不依赖于特殊适用范围之规则。如果人们以狭义的概念为基础，那么，就能以充分理由去怀疑一种特殊的…法律‟逻辑之存在。谈论特殊的法律逻辑学，就象说医学和生物学逻辑一样，显得无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逻辑学‟的问题，可能只是把普通逻辑学运用到法律和法学中去的问题。”
他指出这种分歧的要害是：“法律逻辑学广狭义概念之区别，不仅涉及术语问题，对狭义概念的选择，倾向于将法律和法律论证的形式结构与内容要素分开来；它还可能导致，企图在实质上把法律的论证方式降低到形式结构上，例如，将反向论证作为一个逻辑上是有效的结论之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实质的‟的法律逻辑的设想，具有忽视把形式逻辑运用到法律和法学领域中的可能性这一危险。”
看来，中国的情形是同时的而且一样的。我们回顾一下1994年第六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讨论会（上海会议）的观点（引自“第六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讨论会简报”）：
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方向问题，发言者大致有如下三种主张：
1、认为法律逻辑应与法理学的研究沟通，甚至认为它本身就应归属于法理学范畴的观点，十分突出。有的学者根据国外（英、美、德、奥以及前苏联、东欧等国）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情况，指出法律逻辑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问题，而法律推理又是法律适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就形式法律逻辑而言，其主要问题也不在于它的形式结构而在于它前提的建立，这就涉及法律解释、证据认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有的学者还把法律逻辑的研究重点，归结为建立形式的法律解释学，认为法解释问题正是法理学和具体法律适用的纠结点，也是法律逻辑无可替代作用的领域。
2、认为法律逻辑应在现代逻辑（即符号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形式化（或符号化）的现代法律逻辑体系。不过，持这种主张者的观点还有分歧：有的认为国外一些学者建立的规范逻辑理论，是研究和建立法律逻辑的理论依据和手段；有的则认为这些理论基本上不适用于建立法律规范推导系统，尤其不适用于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3、更多的人主张，法律逻辑的研究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应在传统逻辑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吸收国外的相关成果，总结这一特定领域中的思维形式和规律，应注意突出法律逻辑本身的应用价值。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侦查、审判、法庭辩论）表述了各自不同的研究兴趣，提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其实相当于广义的法律逻辑学（是方法论），第二种观点相当于狭义的逻辑学（也是所谓“真正”的逻辑学），第三种观点，是当时研究实际的反映，但是可能不会被公认为“法律逻辑学”的成熟形态。
由此可见，法律逻辑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一种探索形态的东西。
现在我看见了另外一种对法律逻辑研究的概括，并有一一点评，这就雅克·盖斯坦和吉勒·古博的《法国民法总论》（1994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关于“法律逻辑”的理论评价，它提供
了更全面的可比较的学术评论观点，故加以介绍[12]。
1、关于形式数理逻辑
这部著作提的问题是，“今天数学的权威性仍然促使法学家们思考任何在法律推理中运用数学推理，以便使法律推理更有说服力，更加简洁，更加可靠。将现代数学的符号化引入法学当中是否可能？是否恰当？”
它发现，“法律规则不属于逻辑系统。法律规则是在各种不同历史背景下通过一系列零碎的、暂时的决定形成的，这些决定又是妥协的产物，带着社会权威对观点或利益冲突所做裁判的印记。大规模法典化，如拿破仑的法典化，虽实现了法的协调和简化，但这总是不完善的和暂时的。由于形式的发展，新的规则必然产生并不断沉积下来，补充进原有的规则当中，有时还会造成矛盾。从总体上讲，无论这些规则的来源和制定的形式如何，逻辑原因以外的某些因素都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法学家又不可能通过选择另外一套系统来消除法律规则的矛盾，即使是立法者实际上也不能彻底抛弃既存的规则。”
结果它的结论是：“法不可能实现任何严格的系统化，这实际上也决定了法不可能构成符号化的代数公式。”
2、关于自然科学或实验科学逻辑
《法国民法总论》接着说，“于是人们认为，法与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逻辑似乎更为接近。”它在分析中提到了自然科学的归纳推理方法，实际上是指假说演绎法。它认为法律推理和实验方法有可比较的东西，但也有不可比较的东西，这些不可比较的东西是，“法的目的并不是验证或解释某些事实，而是就一个行为做出决定。这同时意味着价值判断和对目标的追求。而且价值和目标并不是由法学家的科学探寻来确定的。这些价值是由社会以及握有权力的人认可的价值。”
这样一种近似实验科学的研究和逻辑，也无法适用于法律，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过更好的范例。
3、关于规范性逻辑
这种规范性推理，在《法国民法总论》中竟然与批判性思维有了联系。所谓规范性推理是指把逻辑看着探求真理的手段，可适用于规范性命题的确证。
“法律推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需要寻找规范法律推理的法则。故此，有必要修改普通逻辑的规则而形成一套专用于规范性命题的伦理推理。”
它认为，“这无疑是一项有趣的研究，但…不管怎样。法学家感觉他们更接近于另一种思想潮流；这种思想力图在演绎逻辑之外，在用于辩论的一种非形式逻辑中，寻找法律推理的特殊性。‟”
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怎么帮助法律获得确定规则，这一论题在我国也正受到一些法律逻辑学者的重视，目前谈不上定论，只有期待了。
在最近的年代，逻辑学试图对法学进行的渗透可以说是非常努力的尝试着、实验着，其中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无论如何它们使法律逻辑学有了理论，虽然没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但似乎总是问题层出，而方法论常新。这些研究成果比概念法学的司法三段论丰富很多，但对司法三段论的真意似乎还是发掘不够，我们对那些批判司法三段论的舆论心存余悸，对各种学说互相间的矛盾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对英美法思维对大陆法理论的冲击，显得立场不那么清楚，这使得逻辑研究的目标和形式都未取得学术上公认的明晰，法律逻辑学很难说是一种信心十足而方向执着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