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事件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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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现行职业病认定制度的思考--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为例摘要:张海超“开胸验肺” 事件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认定在诊断机构的选择、鉴定申请人范围、申请诊断的期限、诊断机构的设置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弊端。
因此,及时修改立法规定,完善职业病认定制度,是更好地保护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开胸验肺,现状分析,立法建议一、问题的提出2009年6月,河南省农民张海超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开胸验肺手术,并被诊断为“尘肺合并感染三期”。
这与此前郑州市职防所做出的“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诊断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郑州市职防所是职业病鉴定的合法机构。
但这是否意味着其鉴定结果比其它医院的诊断结果更具权威性?如果鉴定机构出现误诊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职业病鉴定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究竟应由谁来监管?二、我国职业病认定制度的现状分析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职业病制度的初步建立,也意味着职业病鉴定和防治工作正式纳入法制轨道。
但从张海超艰难的维权案可以看出,现行《职业病防治法》和《管理办法》存在不容忽视的漏洞。
第一、选择诊断机构的规定不合理。
《职业病防治法》第40条规定,劳动者可以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申请职业病诊断,其中居住地是指劳动者经常居住地。
按此规定, 很多劳动者的经常居住地就是用人单位所在地。
与劳动者相比,用人单位在其所在地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和裙带关系。
如果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进行职业病诊断,其公正性和科学性将会受到严重质疑。
同时,当劳动者发现疾病时,往往会选择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医治,这样就给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第二、诊断申请人范围过于狭窄。
《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界定申请人的范围。
一般情况下,职业病诊断申请都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出。
从“开胸验肺”事件想起的自河南省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近半年时间了,此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现在,其有关事项的调查及处理工作也已经明朗地向人们公开说清楚了。
该事件的发生发展与处理结论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及有关新闻媒体为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支持正义,让个别地方机构的不良作风暴露无遗,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
那么,我们究竟应从“开胸验肺”事件中认识、联想起一些什么问题呢?我在最基层的卫生防疫部门从事尘肺病防治工作已有二十五年了,虽然我没有确诊尘肺病的权力,但能懂得其整个程序,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谈几点个人观点。
如说得不够正确,望人们能给予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1 我国政府对职业病防治工作一贯重视新中国刚成立,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国党政部门就非常关心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问题了,曾多次召开全国性的防尘会议,在尘肺防治方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和实施办法。
例如,1956年5月我国政府就颁布《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的矽尘危害的决定》,同年国家建委和卫生部公布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1957年卫生部又公布了《关于职业病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1958年卫生部、劳动部公布了《矽尘作业工人医疗预防措施暂行办法》,草拟了我国第一部《矽肺X线分期及其诊断标准》,经二次修订,于1963年7月由卫生部、劳动部、总工会联合公布并在全国实行,同时要求各级防疫站设立劳卫组,各省市设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各级省市及大型厂矿成立矽肺诊断组。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刚结束,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职业病的防治工作更加重视了。
1978年国务院就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工业卫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国发(1978)241号];1980年12月1日国务院组合十二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卫生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1987 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随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提案,2001年10月27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并及时、完整地颁发了一系列配套的职业病防治管理与工业卫生执行标准,这为在我国保护好广大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依据。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观后感朋友们,你们知道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事儿不?我最近了解了一下,那可真像在平静的湖水里扔了颗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让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
首先啊,我就觉得这张海超是个真汉子。
你想啊,开胸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得多疼,多危险。
就为了证明自己的肺有问题,他得鼓起多大的勇气。
这就好比一个战士,明知道前面是刀山火海,但为了真相,他也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了。
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里有数,也说明他是真被逼到那份儿上了。
他肯定想,我没病为啥要遭这份罪?有病为啥没人给我个说法?这股子倔强劲儿,让人又敬佩又心疼。
再说说这事儿背后的那些问题。
一个普通工人,要靠开胸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这本身就很荒唐。
那些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在这事儿里好像都在玩踢皮球的游戏。
企业呢,可能想逃避责任,不想承认是在工作环境里让张海超得了病。
而那些应该为工人健康负责的部门呢,也没有好好地履行职责,让张海超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
这就好比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受了委屈,找老师老师不管,找校长校长也推三阻四的,你说这学生能咋办?这反映出咱们在职业病鉴定这个体系里,存在着不少漏洞啊。
从这个事儿,我也想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不容易。
张海超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代表,他努力工作,想的就是养家糊口。
可谁能想到,工作还把身体搞垮了,还得自己费尽周折去证明。
这要是放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估计早就顺顺利利地解决了。
这就好像这个世界有两条跑道,一条是给那些有背景、有资源的人的平坦大道,他们跑起来轻轻松松;而另一条就是给像张海超这样的普通人的布满荆棘的小路,每走一步都得流血流汗。
这公平吗?肯定不公平啊。
不过呢,这事儿也有好的一面。
它就像一盏探照灯,把那些隐藏在黑暗里的问题一下子都给照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想咱们国家在职业病鉴定、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肯定会更加重视,也会不断地完善相关的制度。
这就好比一个房子漏雨了,以前大家都没发现,现在张海超这个事儿就像一场大雨,把这个漏雨点给暴露得清清楚楚,那咱们就得赶紧修呀。
“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让农民⼯感到寒⼼的,不仅是制度的缺⽋,还有⼈⼼的冷漠 最近,河南新密市农民⼯张海超在郑州打⼯回乡后,出现咳嗽、胸闷等症状,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
为了证明⾃⼰的病情,他不惜到医院“开胸验肺”。
⼀个农民⼯以如此极端的⽅式与命运抗争,与其说是个⼈的⽆奈,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保护的权利。
然⽽,⼀个职业病受害者,若想拿到⼀纸诊断,往往难于上青天。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者,必须出具由⽤⼈单位提供的职业史、⼯作场所、健康档案等。
但是,让⼀个污染企业出于良⼼,⾃证其罪,为打⼯者提供有关材料,是不⼤可能的。
⽽对于拒绝提供证明的不良企业,法律也没有任何惩罚,从⽽给不法企业以可乘之机。
正是由于这堵制度的“⾼墙”,⽆数维权者被挡在门外。
然⽽,让农民⼯感到寒⼼的,不仅是制度的缺⽋,还有⼈⼼的冷漠。
职业病防治所是职业病鉴定的法定机构,理应成为维护职⼯健康权益的“娘家⼈”。
然⽽,在“开胸验肺”事件中,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表现却是冷若冰霜。
由于证明材料不全,张海超始终被拒之门外。
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才获得职业病鉴定资格。
其实,根据卫⽣部的规定,在企业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职⼯在打⼯企业的胸牌、出⼊证、⼯资条、⼯友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职业史证明。
⽽这个⾄关重要的“维权利器”,不知为何竟然被束之⾼阁,任凭农民⼯“⼿⽆⼨铁”地战⽃。
同时,当农民⼯⽆法靠⾃⾝⼒量和企业抗争时,政府部门也⽆⼈出⾯和企业交涉,⽽是袖⼿旁观。
更奇怪的是,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是“⽆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这个貌似客观的专业术语,令⼈如堕云雾。
从字⾯上看,似是⽽⾮,若有若⽆,如同天书。
该所负责⼈的解释是,该诊断并没有排除尘肺,属于医学观察期。
案例分析:开胸验肺事件带来的思考—法律法规最近,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涛在郑州打工回乡后,出现咳嗽、胸闷等症状,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而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
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他不惜到医院“开胸验肺”。
一个农民工以如此极端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与其说是个人的无奈,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然而,一个职业病受害者,若想拿到一纸诊断,往往难于上青天。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者,必须出具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工作场所、健康档案等。
但是,让一个污染企业出于良心,自证其罪,为打工者提供有关材料,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对于拒绝提供证明的不良企业,法律竟然没有任何惩罚,从而给不法企业以可乘之机。
正是由于这堵制度的“高墙”,无数维权者被挡在门外。
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关键是如何完善法律。
例如,企业拒不提供证明者,政府和司法部门可介入调查,或者让企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就可以大大改善农民工的维权境遇。
然而,让农民工感到寒心的,不仅是制度的冷酷,还有人心的冷酷。
职业病防治所是职业病鉴定的法定机构,理应成为维护职工健康权益的“娘家人”。
然而,在“开胸验肺”事件中,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表现却是冷若冰霜。
由于证明材料不全,张海涛始终被拒之门外。
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才获得职业病鉴定资格。
其实,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在企业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职工在打工企业的胸牌、出入证、工资条、工友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职业史证明。
而这个至关重要的“维权利器”,不知为何竟然被束之高阁,任凭农民工“手无存铁”地战斗。
同时,当农民工无法靠自身力量和企业抗争时,政府部门居然无人出面交涉,而是袖手旁观。
更不可思议的是,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这个貌似客观而专业术语,令人如堕云雾。
实训报告之对“开胸验肺”事件的思考一、案情回顾河南省新密市的农民工张海超在当地的工厂工作了三年,先后到郑州和北京多家权威医院检查,并被诊断为尘肺病。
但在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被诊断为肺结核。
因为这些医院都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的结果无效。
在多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张海超非常的无奈,只能去医院“开胸验肺”来证明自己的了“尘肺病”。
二、法律规定《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卫生部2002年出台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职业病只能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来诊断。
这就赋予了其垄断性的话语权,一起职业病诊断都由其来界定。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按照诊断机构的要求,如实提供必要的材料,这等于让用人单位“自证其罪”,如果有罪,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赔偿等责任。
这样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就说明个体如果得了职业病,他想举证是非常难的,但对于企业来说,他想逃避却非常容易。
三、问题分析1.首先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只需要证明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只要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劳动者患职业病与在本单位从事的工作因果关系,就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而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组织等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身份分开。
最后,对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的申诉,有必要引入其他监督者和其他监督、救济方式。
2.可以。
比如对高危粉尘作业实行特殊管理,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用人单位应当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等;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3.法律构建的职业病鉴定机制合理性的缺失决定了“开胸验肺”这类事件的必然发生。
从根本上说,张海超的悲剧是由《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直接造成的,其中尤以后者为甚。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观后感最近了解了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个事儿,真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啊。
先说说这事儿咋回事吧。
张海超啊,就为了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居然得走到开胸验肺这一步,这可太吓人了。
你想啊,谁没事愿意在自己胸口来这么一刀呢?这就好比你为了证明自己兜里有钱,得把肚子划开给人看钱在胃里一样荒谬。
但他为啥这么做呢?那是因为他被各种推诿、不被承认患病,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这事儿反映出好多问题呢。
首先就是那些相关的企业,为了利益,对工人的健康状况就这么忽视,简直是昧着良心赚钱。
就像那种只想着往自己兜里塞钱,不管别人死活的守财奴一样。
他们大概觉得工人就是赚钱的工具,病了就想办法甩掉,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坏了。
然后呢,那些负责鉴定的部门也很让人失望。
本该是给工人公正判定的机构,结果呢,不知道为啥就不认张海超的病。
这就好比一个裁判,眼睛故意瞎了一样,不按规则来办事。
你说这让普通老百姓能怎么办呢?不过张海超可真是条汉子。
他这开胸验肺的举动,那可是对不公的一种超强反抗。
就像一个弱小的人对着一群巨人挥舞拳头,虽然看起来有点悲壮,但真的很有勇气。
他这一闹啊,把这事儿闹得全国都知道了,也算是给其他有类似遭遇的工人出了口气。
从这个事件里,我们也能看到普通劳动者的无奈和无力。
他们努力工作,可一旦身体出了问题,想讨个说法咋就这么难呢?就好像在一个迷宫里,到处都是墙壁,找不到出口。
而这个社会本应该给这些劳动者更多的保障和支持的,不能让他们在遭受病痛的同时,还得遭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这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不管是企业还是那些职能部门,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企业得把工人的健康放在心上,不能光盯着钱。
职能部门呢,得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们,可不能再让这种开胸验肺的悲剧发生了。
总的来说,希望以后每个人的权益都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别再出现这种让人又气又心酸的事儿了。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理论思考作者:张廉亚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32期摘要2009年6月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在概述事件经过,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基础上,对该事件进行了反思: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人民权利意识、自主性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透露民众维权艰难,社会制度有失公正。
关键词开胸验肺自主性制度公正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069-02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是发生在2009年6月的一起农民工自戕维权事件。
农民工张海超因对郑州市职防所给自己的“肺结核”的诊断结果怀疑,不惜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尘肺的诊断真相。
事情发生后,众多媒体争相报道,引起政府部门注意,最终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事件得以解决。
此事发生后,公众舆论汹涌如潮。
有人认为“开胸验肺”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有人认为开胸验肺重创社会公平,有人认为政府不作为对污染企业“明治暗放”,有人认为开胸验肺折射弱者維权的艰难……在讨论之中,法律、权利、道德、人情、责任、制度等话题无所不及,大大拓展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影响。
综合媒体等各界对事实的揭露和描述,笔者在回归事件本身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梳理,探讨它的现实意义。
一、“开胸验肺”事件的原因探析(一)法制不健全张海超事件的发生与2002年卫生部通过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着紧密的联系。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三条:“职业病诊断应当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这条规定,意味着患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医院检查,最终,只有专病专治的职防所的鉴定才是有效、合法的,这是张海超为什么在众多医院检查之后还要去郑州市职防所诊断的原因。
同时《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
张海超是新密市人,公司所在地在郑州,符合规定的职防所只有郑州市职防所这一家。
《社会保障学》作业对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的思考姓名:孙慧华学号:X2011016对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的思考发生在河南的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充分暴露了农民工因患职业病而维权时举步维艰的现状,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的体制之弊。
在此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较为突出。
第一,相关法律法规有漏洞可钻,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
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
在切身利益面前,企业公正无从谈起,无疑,最终受苦受难的人还是我们工人自己。
第二,职工维权艰难,取证难,上诉难,社会第三方职能缺位。
没有相关社会职能机构的介入,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
第三,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执法不严。
类似个案屡屡发生,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原本由全社会担负的自救成本,却要由一位孤苦无告的农民以“自残”的方式来进行维权。
针对以上从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提出解决措施:第一,填补相关制度漏洞,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尽快修订与完善《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职业病的范围界定及其认定;工伤保险承担的主体及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严格工伤的劳动能力鉴定,把以张海超为代表的工人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第二,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工伤保险基金的相关筹集制度,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帮助受伤工人早日康复,并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关注度,加大社会监督体系,尽快完善职业病鉴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职业病鉴定机构的法律监管。
同时,扩大社会第三方力量介入,更加公平、公正、高效地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
LegaI Sys t em A nd Soci eht涨澎建.“开胸验肺”事件的理论思考张廉亚摘要2009年6月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在概述事件经过,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基础上,对该事件进行了反思: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人民权利意识、自主性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透露民众维权艰难,社会制度有失公正。
关键词开胸验肺自主性制度公正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l O)11.069.02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是发生在2009年6月的一起农民工“恤幻軎件。
农民工张海超I删I,I市职防所给自己的“肺结~”6幻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尘肺的诊断真。
”门津意,最终在可能:其一,是误诊。
若是误诊,那么可以表明,职防所诊断能力有问题,医生们的诊断水平欠缺。
尘肺作为职业病中普通的一种,并不难发现,有经验的医生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
且自2009年1月起,张海超先后在北京、郑州各大医院看过门诊,均诊断为“Ⅶ击一这些可利用的资料本应引起诊断机构的重视,而职防所却~4H u防所作为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应~“_}I 诊断出该病。
若■■蟹雹翟藿鍪竺竺!!墅!f叁整!圭塾垒Legal Syst em A nd Soci et v不公正传统伦理也传给了当代农民出身的农民工,使农民工在务了近九万元,负债累累,他负担不起捍卫自己利益甚至名誉的经工过程中甘心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处于社会的底层。
他们比较容济代价。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在一个国家里,法律对一个人的易忽视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与权益,权利意识淡薄。
在不完善的政应有权利作出完备规定,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就很好策、规定等忽视或侵犯到某些个人的利益时,多数人不敢或者缺了。
在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往往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社会少主动意识去依据自身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维护自身权益,甚至是虽赋予权利,个人却无力享有。
可悲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开胸验肺”的思考最近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披露了“开胸验肺”的事实。
张海超,一名河南省新密市青年,为了确定自己患的是尘肺这一职业病,为了一个真相,不得不用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开胸验肺。
2004年6月,23岁的张海超踏上了一条今天看来会让他后悔的路。
作为一个杂工,张海超开始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
当年9月转正之后,他开始接触硅石,从事硅石破碎工作,后到了硅砖成型生产线。
直到2005年7月,由于此生产线停产,又转到钢包砖生产工厂,做压力机操作工,直至2007年10月份离开这家公司。
张海超在振东公司工作期间做过3次体检,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的肺有问题。
2009年1月6日,张海超“借”来了2007年1月6日体检时的胸片,它的诊断结果是:请“复查诊断,尘肺?结核?”而这个结果,张海超却在两年后才看到。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可以通过洗肺进行治疗。
”一名医生告诉张海超,但是张海超错过了时间,胸片没有完成它本该完成的使命。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的气管镜显示不是肺癌后,张海超不得不连夜赶到北京。
无论是协和还是北京三院,都认为可能是尘肺。
“6月9日,再次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鉴定委员会时,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就是给我诊断的地方,两个牌子同一班人马的地方。
他们告诉我,我们不可能更改自己的诊断。
”这样的说法几乎让张海超感到了绝望,他询问医生,到底用什么方式才可以确诊?医生告诉他,活检。
7月26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组织省、市专家对张海超职业病问题进行了会诊,明确诊断为“尘肺病Ⅲ期”。
于是,就上演了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故事。
笔者实在佩服张海超,凭着胆识和勇气“开胸验肺”,将事情搞一个清楚明白,并且还表示不惜第二次开胸验肺,也表现了张海超的决心。
尘肺病Ⅲ期”恐怕是肺病的晚期,实在是痛苦之极,说明了“开胸验肺”的无奈。
张海超是“开胸验肺”的第一人,但死于职业病而又不明不白的绝对大有人在。
如果不是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如果不是卫生部的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如果不是媒体的广泛关注,最终的结果恐怕还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责任人也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最近,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涛在郑州打工回乡后,出现咳嗽、胸闷等症状,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而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诊断为“肺结核”。
为了证明自己的病情,他不惜到医院“开胸验肺”。
一个农民工以如此极端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与其说是个人的无奈,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
然而,一个职业病受害者,若想拿到一纸诊断,往往难于上青天。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者,必须出具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工作场所、健康档案等。
但是,让一个污染企业出于良心,自证其罪,为打工者提供有关材料,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对于拒绝提供证明的不良企业,法律竟然没有任何惩罚,从而给不法企业以可乘之机。
正是由于这堵制度的“高墙”,无数维权者被挡在门外。
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关键是如何完善法律。
例如,企业拒不提供证明者,政府和司法部门可介入调查,或者让企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就可以大大改善农民工的维权境遇。
然而,让农民工感到寒心的,不仅是制度的冷酷,还有人心的冷酷。
职业病防治所是职业病鉴定的法定机构,理应成为维护职工健康权益的“娘家人”。
然而,在“开胸验肺”事件中,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表现却是冷若冰霜。
由于证明材料不全,张海涛始终被拒之门外。
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才获得职业病鉴定资格。
其实,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在企业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职工在打工企业的胸牌、出入证、工资条、工友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职业史证明。
而这个至关重要的“维权利器”,不知为何竟然被束之高阁,任凭农民工“手无存铁”地战斗。
同时,当农民工无法靠自身力量和企业抗争时,政府部门居然无人出面交涉,而是袖手旁观。
更不可思议的是,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这个貌似客观而专业术语,令人如堕云雾。
从字面上看,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如同天书。
该所负责人的解释是,该诊断并没有排除尘肺,属于医学观察期。
医学观察时间为每年一次,连续观察5年。
试想,一个尘肺症状如此明显的患者,是否可能熬过5年观察期?即便5年后确诊为尘肺,命若游丝,维权还有多大意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管这样的诊断多么符合“科学标准”,都是冷酷而绝情的,因而也是荒唐的。
我国是全球职业病高发国家。
近年来,尘肺病、职业中毒等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职业病防治工作基础薄弱。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进程,新的职业危害风险以及职业病不断出现,职业病防治面临巨大挑战。
最近出台的《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提出,要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但是,政策能否落实到位,还需要各级政府用行动来回答。
如今,张海涛的胸已经开了,血已经流了,医生也证实了尘肺病。
但是,由于医院不具备职业病鉴定资质,其结论仍不被职业病防治机构认可。
张海涛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在他的身后,站着千百万同病相怜的工友。
因此,他的命
运不仅关系着职业病群体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农民工的未来。
张海超是勇敢而可敬的。
他以近乎残酷的自戕行为,刺穿了体制的积弊,也刺痛了社会的良知。
在热血面前,制度不会永远冰冷。
倘若开胸之举能够催生体制变革,让“人人享有职业健康”纳入法治轨道,那将是中国职业病防治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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