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论文（设计）题目：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学院：法学院专业：法学班级：法学预031 班学号：学生姓名：指导教师：2008年月日目录摘要 (III)Abstract (IV)前言 (5)一、儒家法律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变迁 (5)二、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6)（一）对人性的思考 (7)（二）对皇权的态度 (8)1．原始儒家对皇权的态度 (9)2．汉代儒家对皇权的态度 (10)（三）宗法意识下的伦理论 (11)（四）德刑关系论 (12)三、儒家法律思想差异产生的必然性 (14)（一）改造的过程 (15)1．孔孟对周礼的改造 (15)2．荀子对孔孟思想的突破 (15)3．董仲舒的创新思维 (16)（二）历史的必然性 (17)四、汉代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9)结语 (21)参考文献： (23)致谢 (24)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摘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儒家法律思想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极深远之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自先秦至汉代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通过对人性的思考、对待皇权的态度、对宗法意识下伦理观念的阐述以及德行关系论这四个方面，将原始儒家与汉代儒家在法律思想上的差异做以比较。
这种法律思想上的演变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儒家思想自身改造的必然结果，同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代儒学作为维护封建帝国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对后世正统法律思想在法律实践的运作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差异，原因Form Idealism to Realism----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Qin Confucianist Legal Thought and that of Han DynastyAbstractThe Confucian law ideology had dominated for a long time and brought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ideology. The Confucian law ideology was a process which was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in pre-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It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n the law ideology between the original Confucian and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 by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nature,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imperial, the ethical definitio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ense and the issue of the ethical and moral relationship. The evolution of law ideology is not fortuitous, and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n Confucian ideology,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n Confucianism as the major ideology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feudal empire had been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and it had brought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of the operation of legal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of the orthodox legal ideology for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Idealism, Realism, Differences, Reason前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争斗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相融合。
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这些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之中对法律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家与法家。
儒家与法家两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冲击与碰撞，不断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华。
两者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
但是在儒家与法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丘，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
儒家代表着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
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
孔、孟代表着封建贵族的利益，而荀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
法家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法家思想是战国初中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当时被多数国家统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
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他们都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和参战的途径富国强兵；他们都鼓吹君主集权，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统一在专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用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神权和宗法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
礼崩乐坏，诸侯异政，百家异说。
诸子百家关于国家和法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蓬勃兴起，学术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其思想均涉及法律思想，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一：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不同点：1. 法家与儒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儒家代表了封建新贵族的利益，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为统治者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出谋划策，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教育百姓要安分守己。
儒家代表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
“法治”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具有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显特征。
与儒家“礼，德，人治”结合不同的法家模式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
2. 儒法两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同：儒家主张“先礼后刑，以刑辅德”，主张道德教化，以德去刑。
儒家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即“德主刑辅”,教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法家认为法是衡量事物的标准的尺度，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纷止争，《管子七臣七主》说：“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
”第二个是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3. 儒法两家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儒家始终主张“礼治”，“礼者，贵贱有序，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
”其思想主张维护等级制,级别越高,特权愈多,权力也就愈大。
而法家主张“刑无等级”，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的适用法律，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打破了儒家传统的“刑不上大夫”的法治原则。
4. 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 儒家重视“人治”，即指统治者个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倡“圣贤治国”，主张将立法，司法权集中于“英明”的君主手中；而法家提倡重法、重势、重术。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让春秋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律思想史有很重要的影响。
两者的法律思想既对立又不乏统一。
一、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一）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孔子重人治，轻法治，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片面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国家的治乱，政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有无明君圣主，儒家主张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律之上。
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法任而国治。
（二）儒法刑罚轻重的对立儒家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的刑罚，“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
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法家则认为要重刑罚，轻罪重罚，以刑去刑。
（三）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张“刑无等级”儒家在礼治秩序下，刑法的适用也主张别贵贱，分等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有等差”。
法家则认为刑无等级，商鞅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法家认为奖赏刑罚完全要一种客观的标准。
（四）儒法两家代表阶级立场不同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以中庸哲学理论为基础，出于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提出来的。
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认为，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是不公平的，必须将其废除，应实行重刑，借此威慑臣民守法，因此“法治”成为他们推崇的治国方略。
（五）儒法两家的历史观的不同儒家为了维护已经过时的礼，反对当时新兴封建势力所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
法家则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主张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主张变法革新。
(六)儒法两家重君与重民的分歧儒家重视民心向背,认为统治者只有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法家则主张以君为主,法为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
二．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辩证统一的说，二者也存在相同点：1、儒法两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政治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儒法之争6儒法是非演讲人：易中天讲师简介：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
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等。
内容简介：先秦儒家三巨头，孔子不谈人性；孟子主张人性向善；荀子主张人性有恶，虽然他们对人性看法不一，但都认为民众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因此可实行德治，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人人都做好人。
但法家不这么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只有把人可能做坏事的方方面面都想到，漏洞都堵死，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
所以法家追求的是人人不做坏事。
那儒法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全文：通过上集的讲述，我们可看出荀子和孟子有很多相通之处，主要是三点。
第一，他们都认为人性是基础，也就是说孔子虽不谈人性，但到孟子和荀子，就为儒家把人性问题解决了。
他们都认为人性是道德的基础。
第二，他们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区别只在于孟子不谈人的自然性而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性是恶。
第三，相同的是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有两种可能性，就是向善的可能性和作恶的可能性。
区别在什么地方？孟子更看重向善的可能性，荀子更关注作恶的可能性。
孟子把人向善的可能性看作水，就像流水一样，水是往低处流而人是往高处走，只要合理引导人就可向善。
所以孟子主张引导；荀子呢？把人作恶的可能性看作火，说如不加以防范就会造成灾难，所以防范是第一位的。
所以荀子主张对人作恶的可能性进行防范。
一个看见水一个看见火，表面上看两家的观点叫水火不容，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都认为人应该成为道德的人，人应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一旦加强了道德修养或象荀子说的你可变成大禹或像孟子说的你可变成尧舜。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在我国历史上,秦汉之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
经过长期兼并战争而统一全国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三年便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
汉初统治集团承袭和发展了秦王朝确立的基本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统治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变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治,汉初提倡黄老的“无为”政治,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为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我们知道,从秦始皇的禁绝私学、崇尚法家到汉武帝的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中间有一个过穆,而汉初黄老思想,正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
汉武帝以后的官方儒学,亦非孔丘创立的儒学原貌,而是以儒为主,兼取法、道、阴阳谬纬各家主张的杂烩,汉初黄老思想,也是这种儒、法、道合流的重要阶段。
所以,探索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不仅有助于研究秦和汉初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异同,而且有助于了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
[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人治”与“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儒家的“人治”理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重要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争点，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由两大家提出来，各有其特点。
一、儒家的“人治”理论先秦儒家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尤其是国君的道德和素质。
儒家的“人治”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设法立制；二是治理国家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比建立制度更为重要，其人治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的内容，核心是论证“人”和“法”的关系，即治理国家中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更为重要。
孔孟的“为政在人”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人民的苦乐。
因为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
他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统治者自身要给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树立榜样。
同时，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
国家举贤才要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弥补“任人唯亲的不足”，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论。
孟子认为“君”和“法”的关系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尊贤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
治理国家关键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须要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执行好，法虽“治之端”，但毕竟是由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第二、法是由人执行的。
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执行贯彻，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第三、法不能应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概括无遗。
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这就需要人在执行法律中发挥自身的灵活应变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法家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一个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顺应历史发展，“依法治国”。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论在百花齐放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各有争鸣，但他们有在某些方面殊途同归。
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又表面看起来针锋相对的是儒家和法家。
主张“礼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在刑法观上虽然多有分歧，但他们最后都服务于君子专制，因此儒法两家在对待刑法的态度上也难免有相似之处。
一、儒家并未否定刑法的必要性法家提倡用刑法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这个观点自然没有争议，但是主张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的“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是否有主张过以刑法来治理国家却是值得讨论的。
并且儒家主张刑法的必要性也是我们讨论儒法两家刑法观异同的基础。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刑法观的主调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表明了孔子认为刑法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以威吓的力量使人不敢为恶，至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程度；而道德教化的力量能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
孔子在这里只是推崇德治教化的力量而已，而并没有否定刑法的必要性，相反孔子认为刑法威吓人不为恶是齐到一定的作用的，只是不是治标之本而已。
孔子以圣人的身份出现，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倡导德治的理想主义，但他很多时候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刑法观。
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解》曰：“怀刑，谓畏法”，即敬畏刑法。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都要敬畏刑法，也就说明了刑法在孔子眼里是相当必要的。
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为政须以猛为主，子大叔执政后，不忍猛而行宽，结果，“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
子大叔深悔未听子产遗教，不得已而改弦更张，兴兵攻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孔子听到此事后，击节称赞，且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杀少正卯也表明了，他并没有排斥刑法。
瞿同祖先生说：事实上孔子为相时且曾诛少正卯，孔子决不是绝对排斥刑法的人，只是主张礼教为主，以刑为辅而已。
秦汉之间儒家与法家的争锋一、儒家与法家的理念对比儒家和法家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的思想流派，代表了秦汉时期不同政治观点的两种体系。
儒家以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为依据，强调礼仪、仁爱和人伦关系的维系，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核心发展社会；而法家则以法家经典《韩非子》为基础，强调法制、苛法和严刑峻法，主张以法律约束为核心维护社会秩序。
二、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推崇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采纳法家思想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
秦始皇积极推行严厉法律制度，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统治。
他实行焚书坑儒，进一步削弱儒家的影响力，推行法家思想，使法家成为统治国家的主流思想。
三、儒家学说的复兴与光武帝的推崇随着秦朝的覆灭，光武帝刘秀在刘邦的基础上恢复汉朝，儒家思想重新受到推崇。
光武帝倡导仁爱之政，提倡仁义道德，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基础。
与儒家学说相辅相成，法家思想并未完全被淘汰，但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四、法家和儒家的对立和融合秦汉之间的儒家与法家，在思想和政治观点上存在激烈的对立。
儒家强调道德教化，重视仁义道德等人文关怀，主张保护人民的权益，强调君臣亲亲相隐的关系；法家则重视法律制度，主张严刑峻法、重政细民、重视君主的绝对权威。
然而，儒法之辩并非纯粹的对立，两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吸收与融合的现象。
五、司马迁《史记》中的儒法之争司马迁是汉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记载了秦汉之间儒法之争的历史。
他对儒家和法家思想兼容并蓄，以史为鉴，既表达了对法家之严厉的批判，也对儒家的道德导向提出了一些质疑，呼吁追求政治权力与道德理念的平衡。
六、儒法合流与后世影响在秦汉之后的历史上，儒法思想逐渐融合，并与其他学派相互影响。
兼容并蓄的思想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为后来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思想基础。
儒法合流的思想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法律和社会伦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秦汉之间儒家与法家的争锋动态曲折，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汉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2）律法方面之表现（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1）立法思想方面（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1）以礼为立法根据（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3）以礼注释法律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从战国的儒法之争到大一统秦汉的儒法之争
战国时期在小国的范围内，儒法之争以秦的法家胜出，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儒法争斗的结束，儒家其后就在大一统的秦汉之争中胜出了。
思想政治制度是国家更替的缘由和依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数千年的国姓更替中看到儒法之争的影子。
甚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毛周之争都带有儒法之争的场面。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称之为法家的代表，而周恩来就情愿不情愿地被扣上了儒家的总代理。
在纷纷乱乱的战国中，法家是统一国家的法宝，而真正需要治理国家了，法家却永远不是儒家的对手了。
稳定的儒家国家一般都有数百年的寿命，而法家的国家却总是短命的，秦、魏晋、隋等国还能以一姓国的身份存在数十年，宋元明清以后，法家就连国也不成国了，法家的一姓国在自己的姓里就被变了质，不出一代，法就变成了儒。
看来这也是历史的规律之一。
1/28/2004。
论儒法之争及儒家德治、法家法制的现代价值摘要儒法之争是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在治理国家以谁为主的争论，也是我国历史中最长久的争辩，两者的本质又是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进而在国家层面表现为人治和法治的争端。
通过研究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的内涵与本质，挖掘两者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体现，提取两家的优秀主张和理念，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儒家、法家、德治、法治寻中国文化源头时，先秦文化成为我们的聚焦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颠沛流离，从孔子创办私学开始，出现各类学说，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
百家争鸣中的礼法之争更是中国最宏大的德治与法治争辩，对历朝历代的治国理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之间的争论，归根到底是两家对于人性的理解不同，也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论。
两者的发展与演变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辩证的理解法治和德治间的关系，对于坚持法治德治结合运用，推动现代化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儒法之争的起源和表现1.1儒家之争的起源周公制礼后，礼具有普遍性规范的约束功能。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
儒家试图通过恢复周礼来是天下安定，消除社会动乱。
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突出道德教化的作用，讲求内心世界的高尚，减少行为冲突达到社会和谐。
儒家主张以“仁政”治理国家，封建君主要任用贤者，并且要求以身作则，讲究的是上行下效。
法家产生于社会动乱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
法通过明文规定公之于众，把行为的评判客观化，不再以人来评定。
重刑轻罪的目的是用严格的刑罚来规范约束人民的违法行为。
在刑法的运用中提出“法不阿贵”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雏形[1]。
法家放弃传统礼法治理社会的途径，采用强制力更强的法来规范行为、管理社会，“法治”实质是法的工具主义思想，将法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没有看到法的实质追求是社会公平。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儒法之争3横行霸道内容简介：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与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
战国后期，像秦国这样的诸侯国崛起，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统一天下，这是一种全新的霸道。
此时，法家人物对先秦诸子的学说进行批判，颠覆，继承，这就是横行。
那么当时的时代，为新的霸道奠定了怎样的基础，法家学说又是如何横行的呢？全文：解说：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
到了战国后期，像秦国这样的诸侯国崛起，它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把周王朝分封的天下，变成统一国家的天下。
这是一种全新的“霸道”。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人物开始对之前诸子的学说进行批判、颠覆和继承，这就是“横行”。
那么，当时的时代，为新的“霸道”奠定了怎样的时代基础，法家学说又是如何“横行”的呢？我们前面说过，“横行霸道”这个词是要打引号的。
实际上是由“横行”和“霸道”两个部分组成。
我们首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霸道”。
前面我们说过，儒、墨、道、法四家学说都是哲学。
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它们都是哲学，因此它们都要讲道。
但是它们的道是不同的。
道不同才不相与谋。
道：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所谓天道，就是原始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帝道，就是部落联盟时代之道；所谓王道，就是邦国时代之道；所谓霸道呢，其实是帝国时代之道。
但是，在当时表面上讲的霸道呢，就是五霸之道，就是春秋五霸之道。
什么叫做霸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国家制度。
当时我们中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
这个天下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联盟。
这个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天子。
实际上他就是周天子，然后在名义上，周天子把天下分给了个各诸侯。
论先秦儒法之争及对中国现代法治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儒法之争的本质是人性的争论，也就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儒家主张性本善，法家提倡性本恶，儒法二家基于各自所坚守的人性论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理论。
儒家认为人性是善良的，通过道德的指引可以潜移默化的唤醒百姓的廉耻之心，从而让百姓自觉地去遵守法律，追求真正的道德，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法家提出“性恶论”，主要主张以法来治国，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以强制力来确保社会的安康与稳定。
虽然儒法两家的思想和治国方略大相径庭，但都以调节社会的各种矛盾关系，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最终目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法两家的思想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着各自独有的光芒，发挥着二者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最大的推动作用。
而如今要适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步伐，须儒法并重，加强法治不可或缺，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德治的教化作用，使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和谐的中庸之态。
儒法之争的核心内容儒法之争，听着挺高深，其实说白了就是哲学和法律之间的对打。
儒家是那帮重视仁义礼智信的人，总想让社会有秩序有规矩；法家则是看重法律的，觉得该有规矩就得有分寸，管你有多么的仁义，没法律约束又能怎样？儒家说人心都是好的，俗话说的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嘛！你给人家一点教育，人都变得跟和气脾气；法家不买这账，他们觉得要治理国家，得有严明的法律约束，不然指不定会乱成啥样。
就像你家养了一堆小狗，你不管教，它们乱窜一团，谁也管不住。
儒家还特别重视孔子这个老头子的思想，说什么礼义廉耻，处事要有原则，不能随便打破规矩；法家倒是挺佩服老孔的观点，但他们觉得现实社会不是那么好说教的，得有法律这把尺子，测出来才准。
像这个社会就跟炒菜一样，得有点火候，太早太晚都不行。
儒家不仅讲究个人修养，还有社会秩序，就像是要给社会整体上上点油，让大家都顺畅运转；法家则像是那些极端爱干净的人，动不动就拿消毒水擦来擦去，管你是谁，先得符合标准才行。
这两帮人虽然意见不一，但也不是打来打去的。
就像麻将一样，儒家和法家就是两个家伙在桌上摆着，你有你的策略我有我的打法，看谁最后能胡到头。
有时候你看他们辩论，就跟看演戏似的，各种唇枪舌剑，弄得旁边看热闹的人笑个不停。
儒家说人要学习，要有教养，社会才能安定；法家说人要有法律，才不会乱成一锅粥。
你看，就跟养小孩一样，儒家是那种跟你说，得给孩子好好培养兴趣爱好，法家就是那种说，得给孩子立规矩，否则跑去哪儿都不知道。
其实说来说去，儒法之争就是一场关于怎么样治理社会的争论。
儒家像是那种喜欢和谐共处的，觉得人心都是善的，有了教育就行；法家则是那种看得远的，觉得光有好心态不行，还得有法律来约束大家，要不然光有规矩，没人遵守也白搭。
这场争论就像是一块石头掉进了池塘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儒法之争，不是要选哪一边赢，而是要在争论中，找到更好的治国方法。
就像吃饭一样，得有米有菜，才能香喷喷的，光有米还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