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中国法制观的儒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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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论文(设计)题目: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学院:法学院专业:法学班级:法学预031 班学号:学生姓名:指导教师:2008年月日目录摘要 (III)Abstract (IV)前言 (5)一、儒家法律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变迁 (5)二、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6)(一)对人性的思考 (7)(二)对皇权的态度 (8)1.原始儒家对皇权的态度 (9)2.汉代儒家对皇权的态度 (10)(三)宗法意识下的伦理论 (11)(四)德刑关系论 (12)三、儒家法律思想差异产生的必然性 (14)(一)改造的过程 (15)1.孔孟对周礼的改造 (15)2.荀子对孔孟思想的突破 (15)3.董仲舒的创新思维 (16)(二)历史的必然性 (17)四、汉代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9)结语 (21)参考文献: (23)致谢 (24)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摘要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儒家法律思想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极深远之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自先秦至汉代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通过对人性的思考、对待皇权的态度、对宗法意识下伦理观念的阐述以及德行关系论这四个方面,将原始儒家与汉代儒家在法律思想上的差异做以比较。
这种法律思想上的演变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儒家思想自身改造的必然结果,同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代儒学作为维护封建帝国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对后世正统法律思想在法律实践的运作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差异,原因Form Idealism to Realism----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Qin Confucianist Legal Thought and that of Han DynastyAbstractThe Confucian law ideology had dominated for a long time and brought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ideology. The Confucian law ideology was a process which was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in pre-Qin Dynasty to Han Dynasty. It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n the law ideology between the original Confucian and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 by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nature,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imperial, the ethical definitio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ense and the issue of the ethical and moral relationship. The evolution of law ideology is not fortuitous, and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n Confucian ideology,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n Confucianism as the major ideology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feudal empire had been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and it had brought abo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of the operation of legal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of the orthodox legal ideology for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Idealism, Realism, Differences, Reason前言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争斗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相融合。
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这些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之中对法律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家与法家。
儒家与法家两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冲击与碰撞,不断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华。
两者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
但是在儒家与法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丘,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
儒家代表着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
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
孔、孟代表着封建贵族的利益,而荀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
法家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法家思想是战国初中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当时被多数国家统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
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他们都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和参战的途径富国强兵;他们都鼓吹君主集权,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统一在专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用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神权和宗法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
礼崩乐坏,诸侯异政,百家异说。
诸子百家关于国家和法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蓬勃兴起,学术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其思想均涉及法律思想,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一: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不同点:1. 法家与儒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儒家代表了封建新贵族的利益,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为统治者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出谋划策,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教育百姓要安分守己。
儒家代表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
“法治”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具有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显特征。
与儒家“礼,德,人治”结合不同的法家模式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
2. 儒法两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同:儒家主张“先礼后刑,以刑辅德”,主张道德教化,以德去刑。
儒家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即“德主刑辅”,教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法家认为法是衡量事物的标准的尺度,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纷止争,《管子七臣七主》说:“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
”第二个是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3. 儒法两家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儒家始终主张“礼治”,“礼者,贵贱有序,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
”其思想主张维护等级制,级别越高,特权愈多,权力也就愈大。
而法家主张“刑无等级”,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的适用法律,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打破了儒家传统的“刑不上大夫”的法治原则。
4. 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人治: 儒家重视“人治”,即指统治者个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倡“圣贤治国”,主张将立法,司法权集中于“英明”的君主手中;而法家提倡重法、重势、重术。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让春秋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律思想史有很重要的影响。
两者的法律思想既对立又不乏统一。
一、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一)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孔子重人治,轻法治,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片面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国家的治乱,政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有无明君圣主,儒家主张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律之上。
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法任而国治。
(二)儒法刑罚轻重的对立儒家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的刑罚,“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
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法家则认为要重刑罚,轻罪重罚,以刑去刑。
(三)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张“刑无等级”儒家在礼治秩序下,刑法的适用也主张别贵贱,分等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有等差”。
法家则认为刑无等级,商鞅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法家认为奖赏刑罚完全要一种客观的标准。
(四)儒法两家代表阶级立场不同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以中庸哲学理论为基础,出于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提出来的。
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认为,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是不公平的,必须将其废除,应实行重刑,借此威慑臣民守法,因此“法治”成为他们推崇的治国方略。
(五)儒法两家的历史观的不同儒家为了维护已经过时的礼,反对当时新兴封建势力所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
法家则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主张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主张变法革新。
(六)儒法两家重君与重民的分歧儒家重视民心向背,认为统治者只有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法家则主张以君为主,法为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
二.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辩证统一的说,二者也存在相同点:1、儒法两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政治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儒法之争6儒法是非演讲人:易中天讲师简介: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
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等。
内容简介:先秦儒家三巨头,孔子不谈人性;孟子主张人性向善;荀子主张人性有恶,虽然他们对人性看法不一,但都认为民众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因此可实行德治,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人人都做好人。
但法家不这么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只有把人可能做坏事的方方面面都想到,漏洞都堵死,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
所以法家追求的是人人不做坏事。
那儒法两家的主张究竟谁是谁非?全文:通过上集的讲述,我们可看出荀子和孟子有很多相通之处,主要是三点。
第一,他们都认为人性是基础,也就是说孔子虽不谈人性,但到孟子和荀子,就为儒家把人性问题解决了。
他们都认为人性是道德的基础。
第二,他们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区别只在于孟子不谈人的自然性而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性是恶。
第三,相同的是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有两种可能性,就是向善的可能性和作恶的可能性。
区别在什么地方?孟子更看重向善的可能性,荀子更关注作恶的可能性。
孟子把人向善的可能性看作水,就像流水一样,水是往低处流而人是往高处走,只要合理引导人就可向善。
所以孟子主张引导;荀子呢?把人作恶的可能性看作火,说如不加以防范就会造成灾难,所以防范是第一位的。
所以荀子主张对人作恶的可能性进行防范。
一个看见水一个看见火,表面上看两家的观点叫水火不容,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都认为人应该成为道德的人,人应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一旦加强了道德修养或象荀子说的你可变成大禹或像孟子说的你可变成尧舜。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在我国历史上,秦汉之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
经过长期兼并战争而统一全国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三年便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
汉初统治集团承袭和发展了秦王朝确立的基本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统治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变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治,汉初提倡黄老的“无为”政治,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为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我们知道,从秦始皇的禁绝私学、崇尚法家到汉武帝的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中间有一个过穆,而汉初黄老思想,正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
汉武帝以后的官方儒学,亦非孔丘创立的儒学原貌,而是以儒为主,兼取法、道、阴阳谬纬各家主张的杂烩,汉初黄老思想,也是这种儒、法、道合流的重要阶段。
所以,探索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不仅有助于研究秦和汉初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异同,而且有助于了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
[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人治”与“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儒家的“人治”理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重要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争点,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由两大家提出来,各有其特点。
一、儒家的“人治”理论先秦儒家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尤其是国君的道德和素质。
儒家的“人治”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设法立制;二是治理国家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比建立制度更为重要,其人治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的内容,核心是论证“人”和“法”的关系,即治理国家中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更为重要。
孔孟的“为政在人”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人民的苦乐。
因为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
他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统治者自身要给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树立榜样。
同时,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
国家举贤才要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弥补“任人唯亲的不足”,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论。
孟子认为“君”和“法”的关系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尊贤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
治理国家关键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须要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执行好,法虽“治之端”,但毕竟是由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第二、法是由人执行的。
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执行贯彻,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第三、法不能应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概括无遗。
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这就需要人在执行法律中发挥自身的灵活应变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法家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一个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顺应历史发展,“依法治国”。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论在百花齐放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各有争鸣,但他们有在某些方面殊途同归。
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又表面看起来针锋相对的是儒家和法家。
主张“礼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在刑法观上虽然多有分歧,但他们最后都服务于君子专制,因此儒法两家在对待刑法的态度上也难免有相似之处。
一、儒家并未否定刑法的必要性法家提倡用刑法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这个观点自然没有争议,但是主张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的“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是否有主张过以刑法来治理国家却是值得讨论的。
并且儒家主张刑法的必要性也是我们讨论儒法两家刑法观异同的基础。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刑法观的主调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表明了孔子认为刑法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以威吓的力量使人不敢为恶,至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程度;而道德教化的力量能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
孔子在这里只是推崇德治教化的力量而已,而并没有否定刑法的必要性,相反孔子认为刑法威吓人不为恶是齐到一定的作用的,只是不是治标之本而已。
孔子以圣人的身份出现,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倡导德治的理想主义,但他很多时候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刑法观。
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解》曰:“怀刑,谓畏法”,即敬畏刑法。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都要敬畏刑法,也就说明了刑法在孔子眼里是相当必要的。
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为政须以猛为主,子大叔执政后,不忍猛而行宽,结果,“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
子大叔深悔未听子产遗教,不得已而改弦更张,兴兵攻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孔子听到此事后,击节称赞,且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杀少正卯也表明了,他并没有排斥刑法。
瞿同祖先生说:事实上孔子为相时且曾诛少正卯,孔子决不是绝对排斥刑法的人,只是主张礼教为主,以刑为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