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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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人们对于生命的存在、命运和人生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也通过文学作品得到了表达。
1.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反映了生命的短暂、无常和不可预测性。
以下是一
些常见的魏晋文学中反映生命意识的特点:
2.时光流转:作家常常强调光阴易逝,人生如梦,以及生命中的瞬间和转瞬即
逝的美好。
他们表达了对时间流逝不可逆转的思考,意识到人生短暂而珍贵。
3.忧患意识: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作家们对于人生的悲剧性和苦难的认识日
益增强。
他们常常以哀怨的笔调描绘人生的辛酸、痛苦和无奈。
4.形而上的思考:作家们对于生命、死亡和灵魂的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他
们常常通过对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吸收和融合,表达对超越尘世的追求和对灵魂存在的关注。
5.心灵寄托: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作家们常常将希望和慰藉寄托于文学创作中。
他们通过对自然、艺术、友情和爱情的赞美,寻求心灵的满足和安宁。
6.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世说新语》、《文选》等,以及诗人陶渊明、谢灵
运等的作品,都反映了这种生命意识的特点。
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考、细腻的表达和丰富的意象,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的文学书写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短暂性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主题,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从陶渊明诗文看魏晋审美之“自然”摘要:“自然”之艺术审美观在魏晋备受推崇,陶渊明堪称“自然”之风的代表人物,由其诗文可见魏晋“自然”之美学精神。
其诗文表现出了热爱自然之情,回归自然之志。
将生命寄托于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更造就其生命之自然状态。
关键词:自然;魏晋;陶渊明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07-01魏晋之文学、艺术、美学以及探寻生命、宇宙之哲学,究其内在都可发现一个关键词,即“自然”。
“自然”一词最早因追溯至《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家认为万物以道为依据,而道又根始于自然,这里道家的自然就是“自由其然,自为其本”。
到了魏晋,“自然”再次受到推崇,成为文学、艺术之最高境界,人生之最高理想。
“自然”的艺术审美观被人们接受,并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
从老庄到王弼、嵇康、阮籍再到陶渊明,这种以“自然”为美的思想一脉相承,而陶渊明亦可称“自然”审美之集大成者。
陶氏作品之崇尚“自然”向往“自然”,成为魏晋“自然”之风的代表。
由陶渊明的诗文,可以深刻体会魏晋之“自然”审美观。
一、热爱自然自然在魏晋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文人开始主动欣赏自然景物之美,表现出对于自然的热爱,诗文中出现大量的描绘自然景观的画面。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陶渊明诗文中出现了大量的自然意象,如南山、斜川、山涧,秋菊、榆柳、幽兰,余蔼、炊烟、微雨等。
这些自然意象的拼接,组成了一幅幅完美的自然画卷。
《归园田居》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展现在我们眼前一幅一千多年前的美妙的田园景观:几间农舍,门前屋后桃红李白柳绿榆青,犬吠鸡鸣,再加上缕缕炊烟……读者时隔千年仍能体会其美妙,可见诗人创作之时对此注入的无限热爱之情。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审美观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具体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观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炉火纯青之境的原因和表现形态。
标签:魏晋南北朝;自然;山水;审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鲁迅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说明这时代的仁人志士已把艺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生命一样地爱惜它,而且乐此不疲。
审美意识及审美经验已有了很高的程度,尤其是对自然的审美已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为历代所不能及。
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下,传统的山水审美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飞跃性发展阶段。
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自然山水是一座精神家园。
一、自然能“畅神”——“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我国第一篇正式山水画论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
文中宗炳阐述了山水画之所以能使人精神得而超脱于尘浊之外,是因为感通于画上的山水之神,只有如此,才能起到“观道”的作用。
[1]山水画的创作实际上就是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
而当你把山水看得有神,把自然看得有灵性时,你的精神必然感到无比愉悦。
就像宗炳所说的“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
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
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
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
“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
(《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
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
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
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
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王桂丽【摘要】"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
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
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
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1)006【总页数】3页(P11-13)【关键词】魏晋玄学;自然;生命本体论;自由性【作者】王桂丽【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35“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主要范畴之一,其基本的含义有三个方面:其一,表达事物存在的本性、状态;其二,表达与“文明异化”相对的“自然界”;其三,指涉“自然”状态的生命存在,即对本真生命状态的向往与渴慕,对人的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
一、先秦“自然”范畴的“道性”本体道家美学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最早建构了“自然”范畴,陈鼓应认为,“自然观念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1]170。
“自然”一词在《老子》中一共出现五次,但能将“自然”作为本体存在的在“自然”与“道”的联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老子·五十一章》)可以看出,《老子》将“自然”作为“道性”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
汉代河上公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1]168道即自然,自然即道,“道”作为宇宙的存在即是存在自身,因此,“道”无所法,它自身决定自身,自身显现自身。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
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
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
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
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
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
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
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
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
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意识。
诸如王导、王
珣等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天命所定,要注重修心养性,以求超脱生死。
而徐勉、阮籍等人则把握短暂有限的生命,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和珍视。
这种生命意识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王导《相如赋》中写道:“天地之物,皆蕃炽而寿不永”。
他对
相如这位忠诚之臣的表现,既是对一生荣誉的歌颂,也是对有限生命
的体悟。
王珣《太玄经》中则强调修心养性,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
他认为尽忠尽职,以求躲避轮回转生,才是最高境界。
相对于王导、王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徐勉、阮籍则认为生命的
珍贵在于短暂。
徐勉的《赠子由》中写道:“长夜梦多,不如晨兴,
百岁苦短,何不早行。
”他认为珍惜生命,及时行乐是最重要的。
阮
籍的《咏怀诗》则充满了对短暂生命的感慨和珍爱。
他写道:“草木
犹可饮,人灵岂不死。
”
总之,魏晋时期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既有对虚无和超脱的
追求,也有对有限短暂的珍惜和珍视。
这种生命意识不但反映了魏晋
时期社会的思想和观念,也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题材和表现手法。
魏晋玄学的生态观与审美观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玄学思想的兴起对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自然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中,魏晋玄学的生态观与审美观尤其具有代表性。
生态观方面,魏晋玄学强调“道法自然”,认为宇宙与自然中万物有其各自的本性和命运,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下是五个例子,证明了魏晋玄学的生态观:1. 《庄子》中有“大雾滋于微,大泽滋于渊”之说,强调自然之中的互相依存和微观的重要性。
魏晋玄学强调先天性的自然力量,主张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不要随意打破生态平衡。
2. 王符在《列子》中提出“周稷得天时,橐吾得地利”,故事中的周稷尊重天时,顺应自然,而所得的收成非常丰收;而橐吾违背自然规律,所得的收成则非常微薄。
这个故事表达了尊重自然的道理。
3. 在《广成子》中,“阳春宴”上,玄学大师谈论了万物如何互相作用,蕴含了“阴阳五行”的灵感和生命力量。
魏晋玄学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万物相生相克、互为依存。
4. 玄学家对实用主义的否定,反对过度开垦和消耗自然环境,强调要保护“大自然”。
他们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最大财富,应当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和保护自然。
5. 魏晋玄学崇尚动静之美,注重宇宙间的平衡、和谐、无为而治的道理。
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审美观方面,魏晋玄学注重“博雅精微”,即在深刻的语言、音乐和艺术之中发现自然之美。
以下是五个例子,证明了魏晋玄学的审美观:1. 《庄子》强调“心若舒”,即心灵的宁静与平和。
他们认为宇宙之美存在于精神之中,达到精神之美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2. 王弼在《道德经书评》中称赞《道德经》的文学价值,赞扬其言简意赅,深刻简洁,表达了一种崇尚自然、回归本真的审美态度。
3. 魏晋玄学家也非常注重音乐,认为音乐有助于平息人类的情感和心灵平静。
他们认为真正的音乐是能够和谐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4. 对于美的诗歌和绘画,魏晋玄学家也有独到见解。
第24卷第4期Vol. 24No. 4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L ISHU I TEACHERS COLL EGE 2002年8月Aug. 2002汉末魏晋文人生命意识的演进赵治中(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浙江丽水,323000摘要:。
的文学。
《古诗十九首》对人生有绝望的悲吟, , 而引发出的是建功立业、拯世救物的积极人生态度; 我, 消极避世; , ; 只有陶渊明勘破生死, 自觉把握人生, :; ; 正始; 西晋; 陶渊明: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02 04-0045-06我们所说的生命意识, 并不是指个人朴素的生命情感与生死观念, 而是指上升到哲学层次的一种生命思想。
它源于对生命有限性和生存价值的深刻体认与哲思感悟。
一般说来, 生命意识既包括浅层的生命本体观, 即囿于个体乃至群体生命本身性质的认知, 更包括深层的生命价值观的判断与把握, 即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 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 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 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
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华民族内部大动荡、大残杀、大分裂时期。
这时期, 政治上极为黑暗、最为混乱:斗争异常残酷, 改朝换代极为频仍; 社会上最苦痛, 门阀士族头面人物卷进了政治旋涡, 名士们一批批送上刑场; 战争、瘟疫、灾荒使社会出现了“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呜”(曹操《蒿里行》的惨象。
“生民百遗一”, 即便活下来的人, 亦是“人命危浅, 朝不虑夕”, 心理充满着对生存的企望和对死亡的惶恐。
依附或徘徊于统治阶级之间的文人, 作为最为敏感的群体, 其处境也是相当艰难与十分危险的。
他们命运多蹇, 常在忧惧和惶恐下讨生活, 遭受迫害和屠戮在历代中也算最多。
刘大杰就曾特别指出: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 无有过于魏晋……[1]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摧残, 成了文人内在生命情绪勃发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
因而, 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文人生命情绪勃发而空前浓重的时代, 生命意识高度自觉与高扬的时代。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研究一、本文概述《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研究》这篇文章旨在深入剖析魏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且复杂的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思想解放,这些社会背景都为士人的生命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文章通过梳理和解读魏晋士人的文学作品、思想著作以及历史记载,试图揭示他们生命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及这种意识对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概述,分析士人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和角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接着,文章将深入探讨士人的生命意识,包括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死亡的态度、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等方面。
在这一过程中,文章将重点关注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他们的文学创作、哲学思考以及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章将总结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特点和价值,分析这种意识对后世的启示和影响。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哲学,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为现代社会中的生命教育和人文关怀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社会背景魏晋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士人生命意识,深受其特殊社会背景的影响。
政治环境的混乱与不安定,为士人的生命意识提供了深刻的土壤。
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士人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这种生存环境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生命的无常与短暂,从而催生出强烈的生命意识。
经济社会的变迁也对士人的生命意识产生了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对生命的珍视与追求也更为强烈。
魏晋时期的文化氛围也为士人的生命意识提供了滋养。
玄学、佛教、道教等思想的盛行,使得士人开始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他们通过探讨生死、轮回等命题,进一步强化了对生命的关注与认识。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是在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孕育而成的。
关于魏晋文学自然审美和生命意识的初探作者:郑昌江来源:《读与写·下旬刊》2015年第07期摘要: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
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关键词: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生命意识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7-0018-01刘大杰曾说:"(魏晋时期)文化界的各方面,都向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各自建立各自的新生命,不仅文学绘画是如此,就是书法,也是遵循一致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只要看看由汉隶楷书变到王羲之父子那样如行云流水般的行草,那种解放自由的精神,活跃的个人主义的情感与生命,真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魏晋时期,最能表现这种"解放自由的精神"的,是嵇、阮。
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
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
1.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
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
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
论魏晋诗歌的生命意识之“自然平淡:陶渊明”作者:朱佳丽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9年第05期【摘要】:陶渊明对生命的思考在积累了几代人的沉痛探寻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魏晋诗人的终极境界,他沉潜在一个瑰丽、矛盾的时代,将诗歌、生命、哲学融为一体,以一种自然平淡,安贫乐道的透彻风骨居于田园。
【关键词】:陶渊明自然平淡诗歌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为诗歌创造了新质,自然是他诗歌艺术的特点,也是他的人生旨趣,平淡是他创作的风貌,亦是他内心的映照。
苏轼曾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辛弃疾曾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陶渊明以其悠然之姿为中国诗歌艺术注入了自然平淡之美,在对生命的思考上,他也拥有自己独立旷达的一方天地,是第一位铺展开躬耕田园画卷的中国文化诗人。
陶渊明的一生由三个时期组成----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出仕宦游时期和归隐时期。
他的生命意识在这三个阶段破土而生,虬根竞发,最终以纯澈、澄明的样貌灿烂生长,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
《自祭文》:“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
”陶渊明一出生,家道便已中落,而其又生活在晋宋易代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社会注重门阀,陶家自是无法同王、谢等士族相比,却又不是寒门,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据《晋书·陶侃传》,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陶渊明却未曾享受过一天这样奢靡的日子,还要因为曾祖父的政治身份在后世陷入尴尬之境。
即便不沾油星,冬穿夏衣,他还是以一腔孤勇念书习字,为之后大放异彩的诗歌才学预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这个阶段,他胸怀兼济天下之大志,修德明礼,有儒家的入世倾向。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其八》)也可看出他早期便已有山水田园之气。
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从魏晋士人看魏晋文化独特的审美观(1)论文关键词:竹林七贤审美魏晋时期超脱之美论文摘要:审美是人性追求的极致。
特别是寻求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更是各个历史时期文人们追求的终级目标。
“竹林七贤”等魏晋士人对现实人生和生命的超越的寻求,体现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超脱之美。
魏晋时代除了社会大动荡以外,在精神领域里对人的评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1184。
这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士人,他们以高迈的精神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这就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他们以独特的审美观,在历史长河中为魏晋文化留下了重重一笔。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浔.三人年皆相比,屎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成,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教新语·任诞》)嵇康和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代表了旷世的“魏晋风流”,成为了遥远的绝响。
这是人性的苏醒和大解放,也是从先秦发展到魏晋的历史产物。
就如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代表性的文化一样,“魏晋风流”也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代表了一种时代的精神,是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的。
历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过去,但对生活的本然地追求却是任何时代、任何人所倾心渴望的。
“嵇阮的放达通过在审美意境中的熏陶,升华为一种强大而健康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支持着他们以放达的形式与名教相对抗,同时又按照自己的追求真实地生活”[2]。
人在残酷的现实和艺术人生的追求中认识到了自我,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生命人性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最酣畅的流露。
他们这一群体突破了旧有的、束缚人性的传统桎梏,在苍凉的人世间寻求着生命的一丝温暖。
不再看重人外在的社会地位和权势,而注重人内在的才情和智慧。
“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
浅谈以生命意识为标志的魏晋风度作者:成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36期摘; 要: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它所承载的“魏晋风度”脱不了干系。
本文在文献查阅法和文本细读法的指导下,以《世说新语》为例观照以生命意识为标志的魏晋风度。
本文旨在探索魏晋风度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挖掘魏晋风度至今仍备受关注的潜在原因与价值。
关键词:生命意识;世说新语;魏晋风度作者简介:成琪,女,文学硕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01一、魏晋士人眼中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包含人对生存、毁灭、对生命本身的看法和态度,包含人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总的观点。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最早流露出明确的生命意识,最早对生命本身开始大范围、深层次的讨论。
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
[1]乐生恶死的情感传统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催生了早期生命意识。
魏晋士人眼中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中。
《伤逝》表现以曹丕和王粲、王戎和阮籍、王濛和劉惔的谈客关系,王戎和万子、徽之和献之的父兄关系,支道林和法虔、张翰和顾荣、桓玄和羊欣、孙楚和王济的知音关系,王珣和谢安的仇人关系。
面对生存与毁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恶死的情感趋向。
谈客间曹丕为王粲驴鸣哭吊,王戎因嵇康早逝,阮籍亡故顿觉“为时所羁绁”。
父兄间王戎置礼数于不顾为死孝,峤礼数尽至为活孝;徽之发出“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恸绝良久,继而离世。
知音间张翰以物睹人、感怀顾荣;羊欣死后,桓玄感情再无寄托,悲苦难以言表;孙楚对王济充满推崇、敬仰和惜才之情,以学驴叫吊唁。
王珣和谢安平日交恶,面临生死,生者释怀,哭吊逝者。
不同社会关系下,生者都流露出对逝者悲恸感念、郁结失意的心理,采取了效仿驴鸣、薄葬、睹物思人不同的悼念方式。
魏晋美学浅析浅析魏晋美学中的生命意识【书法,例如陶潜、谢灵运、顾恺之、钟繇、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唐以后的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开启作用。
这个时代艺术理论,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更为后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弼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这个命题,也就是说,无法言传的意绪、情思,用“象”来表现最合适,然而最后要真正把握的是“意”,也就是要“忘象”。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推动了美学领域中“象”的范畴向“意象”这个范畴的转化。
也为后人把握审美观照的特点(即对有限物象的超越、对概念的超越)提供了启发,也为文学艺术家认识艺术形式和艺术整体形象之间的辨证关系(即艺术美不应该突出自己,而应该否定自己,从而把艺术的整体形象突出地表现出来)给了很大的启示。
意境可视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核心,“意象”之述始见于《易传》,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是“观物取象”之意。
又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由此,则提出了“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思想。
综其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书(文字)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而象可以尽意;二是暗示了形象思维——“象”式思维优于概念思维;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以象明意”,偏重“意象”的思路。
嵇康在音乐创作和欣赏方面,提出了“声无哀乐”的命题。
他认为,音乐是自然产生的声音,不包含、也不能使听者产生哀乐的情感。
嵇康否认艺术美和欣赏者的美感之间的因果联系,否认音乐具有情感内容,否认音乐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否认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但是从他反对无限夸大音乐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对音乐加强控制的角度来说,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美学史的发展来看,嵇康的“声无哀乐”的命题,反映了人们对于艺术审美形象的认识的深化,所以也有它积极的意义。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意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在魏晋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意识逐渐从封建的宿命论转变为个体的自我意识。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个体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在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不稳定,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力量和价值。
他们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而不再被命运所束缚。
这种转变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魏晋文学以个体的生命为主题,关注个体的情感和命运。
例如《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都以个人的经历和命运为背景,通过生动的细节和真实的情感,展现了个体在动荡的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
同时,《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思考。
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还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
在动荡的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他们意识到生命是短暂的,随时都可能被战乱和疾病夺去。
因此,他们更加珍惜生命,追求快乐和幸福。
这种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
例如《琅琊榜》中的人物形象,他们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他们的命运时常会发生剧变。
这些作品通过描绘人物的生死境遇,表达了对生命短暂性的思考和对生命的珍惜。
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还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
在动荡的时代,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
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追问人生的价值。
这种思考在魏晋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
例如《庄子》中的许多篇章,以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都表现了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命的价值的追问。
这些作品通过抒发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引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魏晋时期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对生命的短暂性的认识以及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
这种转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丰富了魏晋文学的内涵。
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
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
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
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 (《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
“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
(《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
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
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
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
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
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
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
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
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
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
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
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 ”《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 。
”瑶“ 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
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
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 ,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
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
”(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
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
、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
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
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
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
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
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
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
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颜之推《观我生赋》)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
(阮籍《咏怀》其三)在险恶的环境中,魏晋士人的生命如同秋风吹野草、扫落叶,凋零无常,朝不保夕,他们通过这些灌注了自己悲凉慷慨之情的自然景象,抒发了面对残酷现实时内心的焦虑、孤独、忧伤、凄冷和无奈。
这种感伤已不是人生苦短、壮志难酬的慨叹,而是在哲学的高度上对生命的深层感伤、对生命价值新的理解和期待。
现实是险恶、僵化和封闭的,只有以本真示人的自然才是唯一可以倾心交流的对象,于是魏晋士人移情山水,把强烈的生命感伤意识移植于山水之中。
如《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初欲渡江,神情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
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
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士人们面对浩荡东去的江水,辽阔无际的江山,联想到茫茫的宇宙,短促的生命,飞逝的时光,的确感到“百端交集”,悲不自胜。
在这里,乱世中强烈的生存焦虑化作了对岁月流逝的浩叹和对生命消失的哀咏。
魏晋士人把自然审美看作一种情感的活动,形成了以缘情为中心的文学观,通过吟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对自然物象的变化和人事变迁的感喟中流溢出深刻的悲情意识。
《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简短的话语中生命苦短,人生不永的深深忧伤已沛然而出。
自然事物可以有变迁有延续,只有人生是无可重复无可替代的,生命的辉煌和人生的满足是暂时的,悲哀与孤独才是人生的底蕴。
汉末以来人生苦短的生命之叹,虽然还是一样的深厚,但是这生命之叹已经融入大自然之中了,一种震撼整个生命的悲情油然而生,魏晋士人情感体验的深度和力度已远远超过了前人。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文学中借自然所传达的情感与两汉文学中所表现出来情感已经有了质的差别。
魏晋文学中的深情感伤既来自于魏晋士人对残酷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和由自然生命的永恒所引起的对自我生命的关注(这种感伤进入了生命的深层,回荡在宇宙时空和心灵本体之中);也来自于魏晋士人对传统自然审美观的解构,并在深情感伤的背景下创造出新的自然审美价值观。
从情感内容上说,魏晋文学所抒发的感情,既不是歌功颂德之情,也不是对王政得失的忧患之情,而是重在抒写渗透着个人经历和体验的深沉感悟。
抒发感情的目的也由怨刺王政转变为排解人生忧嗟的感伤,寻找精神的慰藉。
从情感的深度上说,魏晋文学已经远离了儒家“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准则,主张任情而动,率直地抒发个人深沉浩茫的人生忧患意识,强调个体情感的深挚动人。
从情感形式上说,魏晋文学重在缘物感兴,把深挚的感情寓于鲜明的自然意象,善于将悲怆的感情形式化,审美化。
三、美在感悟——超越的生命意识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欣赏不只是把山水草木当作“移情”的对象,更是把山水草木当作平等的可以进行心智交流的对象来看待,他们借自然感悟人生,超越现实,追求“自然”的生活,心灵的自由,乘运委化,天人合一。
魏晋士人寄情逍遥于山水,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任真自适,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由人生的憧憬。
《世说新语识鉴》载,张季鹰被任命为齐王的东曹掾,住在洛阳,看见秋风吹起,于是想起家乡吴地的菰菜羹、鲈鱼脍,于是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命令御者驾起车马就回归故乡了。
张翰忧患备尝,成败毁誉,均不足萦怀,只求能得到使人生适意的菰菜羹、鲈鱼脍、一杯酒。
这正是当时魏晋士人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
张季鹰等魏晋士人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名利所羁,莫不以心灵的自在自适为贵,渴望沉浸于明山秀水之中,获得宁静的精神天地,忘掉世俗的纷扰。
对魏晋士人来说,徜徉在自然山水中不仅可以获得自由的生命情调和个性精神,而且可以从中体味自然的生命韵律而忘却自我,心灵与万化冥合,达到与自然浑然一体。
嵇康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无拘无束悠闲自得的情景中,忽有所悟,心与道合,“我”与自然融为一体。
这“既是对于道的了悟,又是一种审美,一种对于宁静的美的体验” ③。
阮籍宁愿“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大人先生传》)。
由此可以看出,与自然同体,逍遥游放的高情远趣成为魏晋士人最美妙的追求。
在魏晋文学中自然景物高度主观化,心灵化了,魏晋士人于这种主观化心灵化的自然中,忘掉了世俗的纷争,实现了对个体有限生命的超越。
士人们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心灵与自然交融在一起,人的自然性得以重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