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理环境与文明的关系
在文明起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外学者都承认，地理环境在文明起源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事实告诉我们，离开了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动物以及矿产、能源等自然条件，离开了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切文化创造活动都会失掉客观的基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克尔在其《英国文明史》中提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生产的粮食必然丰富，粮食丰富了，就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智力活动。
所以，在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它的文明也就越发达。
在这里，我们看到文明的产生是与农业生产情况联系了起来，而农业生产又与其作物所需的地理环境有关。
可见，地理条件优越不优越是以是否满足某种农作物的需要而言，不是人们的主观条件所决定的。
同时，地理条件发挥作用是以人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相结合时而表现出来的。
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制约表现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的水土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以及能源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从而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出现差异。
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本来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当然要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还会对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初期，“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
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和方式，固有农耕世界，游牧世界之区别，而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则因其自然环境，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同时，商业，航海，殖民则较为发达。
自然资源的丰富和自然资源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和文明产生的早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反复论证了自然条件的贫瘠还是富饶对劳动生产率的决定作用。
他指出：“同一劳动在开采不同金属时提供的采掘量有大有小，这要看这些金属在地壳中蕴藏多少而定。
同一劳动在丰收年可以物化为两蒲式耳的小麦，在歉收年或许只物化为一蒲式耳小麦。
在这里，因为自然条件的贫瘠还是富饶决定着自然条件限制的生产力。
”因为，人类劳动所处的自然生态条件的优劣，就意味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劣；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同优等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相结合的劳动力，比同劣等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劳动力来说，生产力各要素综合作用产出使用价值的合力就大，社会生产力水平就高。
一般剩余劳动的增多，是加速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但剩余劳动的积累，与地理环境的优劣有一定关系。
例如在河洛地区，早在石器或青铜时代，就获得剩余产品，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和剥削，进入了阶级社会。
而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要到铁器时代才有剩余劳动的积累。
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在建国之初尚停留在原始社会。
地理环境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劳动对象的特点，而劳动对象的特点，又使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以及劳动者的生产技术都具有相应的特色。
例如，在没有金属的地方，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在没有野生马和野生牛的地方，就不能有作为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的驯服的马牛；在没有海洋和河流的地方，就不能发展行船的技术。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对劳动分工也有影响。
它首先促成了古代氏族内部成员按性别和年
龄及随着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分工，如男子从事渔猎、畜牧，妇女从事采集、种植、纺织、制陶。
种植季节多数成员从事农业，农闲时从事编织，狩猎等。
摩尔根曾说，西半球缺乏适于畜养的动物和东西半球植物区系的特殊差异，使得两个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进程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区别。
恩格斯也曾说，在野蛮时代，东大陆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而西大陆只能种植玉蜀黍和驯养羊驼，“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
地理环境不仅通过对生产力的影响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或延缓作用，而且它对社会文化的许多特质也有重要影响。
例如早期河洛地区先民出现的是半穴居住址，而同期长江流域则为巢居或半巢居，这种差异直接与地理环境有关。
从建筑艺术上来说，河洛地区的建筑艺术与古代希腊的建筑艺术就存在着极大差异。
古代希腊地区属地中海型气候，无严寒也无酷暑，雨季在冬天，其它季节晴朗温暖，宜于户外活动。
境内多山岩，少树木，又盛产可以精细加工的优质大理石，因此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
为了防备骤雨和炽热的阳光，通风而又蔽光并能满足户内外活动的过渡的柱廊成为希腊建筑的主要特征。
它的一系列建筑艺术风格，都是在古代希腊的自然条件、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河洛地区，冬季寒冷，雨量集中在夏季，并时有暴雨，建筑遮风避雨防寒的功能比希腊重要，石料虽有，但黄土地带的土（随后还有以土为原料的砖瓦）更易获得，因此建筑材料沿袭了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特点，主要以土（砖瓦）和木料为主。
由于土的承受能力差，建筑结构主要采取了梁柱式的木构形式，土墙只起屏障和隔断作用。
这类土木结构的建筑，如何防雨防潮防朽是突出的问题，这就使得河洛地区的古代建筑具有高台基、大坡形房顶，宽深的出檐，以及为节约木材，更好地利用木材的力学性能以加宽柱列间跨度及出檐深度的斗拱等一系列独具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黄河流域古代建筑艺术的特殊风格。
除上例之外，河洛地区的古代神话、宗教禁忌，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都有一定的自然烙印。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不仅使其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创造与自然有关，而且许多社会组织及制度性文化也都由自然环境的需要派生出来。
例如以河洛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都产生在大河流域，并且古代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由于埃及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某些差异，所以他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区别。
例如在中国国家不控制土地买卖，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就可以了。
土地一旦分配、登记、造册完毕后，第二次更新登记往往要经过很多年（大约是土地兼并严重，不得不变法之际），而并没有必要对自耕农加以严密的控制。
但古埃及则不行，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地界经常被覆盖，随着地界每覆盖一次，就必须重新登记分配一次。
对于埃及社会，是不可能形成拥有小块土地的中国式的自耕农的，土地经常要由国家重新丈量、分配、核对。
由于管理上的困难，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
正由于黄河流域与埃及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从而使管理土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再一个例证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西欧长期处在封建领主制的阶段，而黄河流域早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地主经济。
除了其它因素外，地理环境不同也是一个原因，西欧地势平坦，处于盛行的西风带，雨量较多，土壤性能较好，气候稳定性强。
而黄河中下游在年度的季节上雨量分布不均，春夏往往还有旱涝灾害，再加上中国人多地少，所以中国农业的核心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化耕作制度，土地也因此分成小块，分散经营。
因此，中国封建主无法也无需对农业生产实行直接管理和监督。
出现的剥削形式是把土地分租给农民自己经营，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经济。
而欧洲则不同，大面积的粗放耕作对技术要求较低，生产环节较少，农具也多是大型和通用，这就使生产带有一定的集体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主需要也可能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管理和监督。
这就形成了西欧封建剥削方式的主体——以徭役劳动为特色的庄园农奴制。
综上所述，河洛文明的产生虽然存在着众多的因素，但从自然因素来讲，中纬度适宜的
气候、河流、地形、黄土、动植物矿藏五大因素对文明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优美的自然环境并不必然产生古代文明，河洛文明产生的五大自然因素，并不是文明产生的唯一因素，它对文明影响的重要性，表现在延缓和促进文明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