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治抑或共治社区权力博弈新格局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中国的治理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治理模式，融合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元素，形成了上下分治的结构。

这种治理体制既体现了国家的统一领导，又赋予了地方一定的自治权，实现了权力的有序分配和平衡。

本文将首先对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进行概述，然后分析这种体制如何通过各种稳定机制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将对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进行界定和解析。

我们将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权力分配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揭示这种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运作逻辑。

同时，我们还将探讨这种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我们将重点分析中国上下分治治理体制的稳定机制。

这些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制度、行政体制、经济政策、社会管理等方面。

我们将通过深入剖析这些稳定机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来揭示它们如何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将对中国上下分治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进行总体评价和未来展望。

我们将总结这种治理体制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还将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这种治理体制，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中国上下分治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漫长的演变过程。

这一体制的历史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共同构成了中国治理体制的历史画卷。

在古代，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地方治理主要由各级官员负责，但权力最终仍集中于皇帝手中。

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也存在着权力滥用和官僚腐败等问题。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开始逐渐尝试分权制度。

在明清时期，地方上的乡绅和士族开始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地方自治制度逐渐形成。

以社区自治为目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全文）一、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及其功能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基础，是党和政府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也是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的衔接点和结合部。

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的职能可以概括为民主自治、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和民意表达六大方面。

社区居委会所具有的这六大职能是社区功能的集中体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五“民”：一是“民治”。

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地位，是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基本单元。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健全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社区居委会的法人地位，建立与社区体制相适应的社区自治财务制度，设立独立的银行帐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居委会对小区物业组织的监督制约制度，有效地维护居民利益。

二是“民权”。

社区具有民主自治的权力，社区居民有权管理本社区公共事务。

这就需要进一步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实现社区权力的回归。

主要包括以下十项权利：民主选举权、社务决策权、社区管理权、财务自主权、依法协管权、拒绝摊派权、监督权、协调权、知情权和质询权。

三是“民主”。

社区应有相应的民主自治组织，有能够把“民治”、“民权”落到实处的具体程序、形式和机制。

这就需要进一步建立社区自治的运作机制，按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制定《社区自治章程》，规范社区选举办法，严格选举程序，扩大对社区居民代表、居委会成员、党委委员进行海推直选的试点范围，对包括下沉到社区的职能部门、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实行民选、民聘、民用。

四是“民意”。

社区应有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这就需要建立居民代表会议评议考核街道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制度，社区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进行监督，考核评议的结果要作为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考评工作人员以及干部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参与社区事务的机制，在做出决策之前召开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

全球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全球治理体系是指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机制和机构。

它涉及到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其利益受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决策和规则的影响。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为一种利益博弈的状态。

首先，贸易和发展是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进程。

然而，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不平等的待遇，包括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和不公正的贸易规则等。

这种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压制，难以在全球贸易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其次，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也是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人口增长等原因，往往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

然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主导着讨论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感觉自身利益受到侵害，难以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此外，全球经济治理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和权益保障较弱。

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发达国家拥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较少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这种利益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决策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为了解决全球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问题，需要通过多边合作和对话寻找解决之道。

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各种机制和论坛共同维护自身利益。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加强内部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自身全球治理能力，以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

城市新型社区中的权力博弈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自治型社区过渡，城市新型社区的出现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活力。

新型社区的特点导致了社区冲突出现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权力博弈。

本文以太原市Z小区作为研究个案，还原了该社区的冲突过程，分析了三大权力主体——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博弈，为城市社区的自治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标签：新型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为主要特征的[1]，政府需要通过单位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架构来实现对城市社区的管理。

单位制社区赋予了其成员权利和身份，具有明显的行政科层制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思想的深入，促进了单位制的日益解体，过去单位所赋予的诸多权利、功能逐渐转移到了社会中。

传统的单位社区在向现代的自治型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后单位社区以及商品房住宅小区，也就是城市新型社区。

城市新型社区的发展刚刚起步，新型社区的特点不可避免地给这一类型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

笔者希望通过对一个新型社区进行个案研究，重现此社区中的冲突过程，冲突过程中各权力主体表现如何，采取怎样的技术和策略来解决社区建设存在的，诸如各权力主体之间关系如何、怎样调整，这样的政治方面的问题。

一、冲突的重现Z小区是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典型城市新型社区，该小区于2008年开始建设，2011年完工交房。

在小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权力主体大致有三部分：业主和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

小区的开发商某公司在交房后，指定了一家没有资质的物业公司对小区的日常事务进行管理。

随着小区业主的大量入住，物业管理的不规范问题日益凸显，比如说，居民网络的安装，物业公司横加操纵和干涉；小区的绿化程度低下，卫生条件堪忧等，业主对于物业公司的行为产生了一些不满。

社区居民参与的本土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动向作者：俞祖成彭扬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04期摘要：就城市治理场域而言，不管是“群众广泛参与”，还是“共建共治”，抑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等政策要求，都深刻揭示出社区居民参与的极端重要性。

社区居民参与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实践的社会概念，应当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前提下加以讨论。

就当下我国的现实国情而言，社区居民参与应遵循居民自治的理念，坚持居民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

截至目前，国内学界构建出“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群众参与理论”“社区行动者理论”以及“居民社区责任理论”等本土理论，从近年来的实践发展动向来看，不少探索有力回应了其中的若干理论，但也有不少探索突破了已有理论的检视范畴。

未来，进一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并打造城市治理共同体，应从物质基础、价值动力和实践场域三个维度加以展开。

关键词：社区居民参与；居民自治；理论本土化；实践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4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将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定位为“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据此不难看出，就城市治理场域而言，不管是“群众广泛参与”，还是“共建共治”，抑或“公众参与”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均深刻揭示出社区居民参与的极端重要性。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构建分析作者：林晓君贺林波来源：《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年第07期摘要：社区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在基层的着力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为探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社区治理新格局形成的制约因素，并详细介绍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的基本内容，然后针对性的分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的推进路径，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多元主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必须以社区治理为支撑，将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构建出发，为社会治理打下基础，实现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战略布局。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以及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价值多元化、需求多层次化成为当前社会价值的突出特点。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核心政治有原来的“生产力政治”转变为“民生政治”，因此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能够提供有效的政治与组织保障，体现新常态下的政治价值。

从社会层面来看，十九大将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定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由此可见，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组成单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同样体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这也为社区治理中吸纳多方力量与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提供了保障。

从公共价值从面来看，多元主体的参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对象，而且还是非政府性质的社会治理力量，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构建提供给了公共资源和价值。

二、格局构建的基本内容（一）提高“三共”治理和“四化”水平一方面，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下，必须协同推进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三方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三共”治理。

【摘要】十九大明确提出形成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这个思路，新时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重点和难点无疑是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公共权利行使过程中，政府与人民群众实现有效有序协商互动的决策和治理机制、程序、平台和手段。

【关键词】十九大管理治理创新人民当家作主【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背景下，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实现重大转变和发展当前，“网络化”带来的“全球化”，使“治理”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和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必须回应人民群众不断深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深入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新要求和新课题；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发展，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探索、创新和深化“社会治理”的本质、路径和方法。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加清晰、完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路和要求。

说到底，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沿着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行，通过“治理”，实现“善治”——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第二章社区治理的基本理论一、治理的定义以及含义(一)治理的定义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个人与公私机构管理其自身事务的各种不同方式之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是四个规定性特征,即: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和支配,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用法: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私有化的途径来缩小政府的规模,以最小国家的形式谋求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是指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和市场的激励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及公共服务中.强调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作为“善治”的治理.指的是强调效率,鼓励竞争,遵从法治,尊重人权,敢于负责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强调政策结果不再是中央政府行为的产物,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障机构,自愿部门,私人部门等发生互动关系的产物.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指的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二)治理的含义1,在治理的主体上,超越企业治理的局限,也突破一国治理的范围,存在着一个由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公私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2,在治理的基础上,超越国家权力中心论,国家对内已不再享有唯一的,独占性的统治权威,国家仍然发挥主要作用,但必须和其他行为体合作;对外,国家主权或自主性观念也逐渐受到各类超国家体制概念的挑战和削弱.3,在治理的方式上,既实行正式的强制管理,又有行为体之间的民主协商谈判妥协;既采取正统的法规制度,有时所有行为体都自愿接受并享有共同利益的非正式措施,约束也同样发挥作用.4,在治理的目的上,各行为体在互信,互利,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调谈判,参与合作,求同存异,化解冲突与矛盾,维持社会秩序,在满足各参与行为体利益的同时,最终实现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二,善治及其基本要素(一)何谓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二)基本要素1,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依法行事,人人平等.这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3,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4,责任性.是指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回应.指的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6,有效.主要是指管理的效率.7,参与.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8,稳定.它是善治的重要的衡量指标.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清正为民.10,公正.任何公民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上都是平等.三社区治理的含义以及相关的范畴(一)社区治理的含义社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从社区治理的界定可以说明社区治理的概念包括这几层含义:1,社区治理的行为主体构成突破了过去那种\"政府独大,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一种由多元化,多样性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的格局.2,社区治理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目标除了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外,更看重社区基本要素的培养.3,社区治理的行为指向是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它是一个关系社区成员切身利益的范围广阔的领域.4,社区治理作为区别于政府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另类社会管理模式,其权力运行的方向并不总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它是一种多向度的,上下互动的过程.(二)与社区治理相关的范畴社区发展――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F.发林顿,在1915年出版《社会发展:将小城镇建成适合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一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对这一定义有多种解释,其发展过程是:一种运动或一种工作方案→一种工作方法→一个过程.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它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案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活动,确定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调整和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掘并培养社区领导人才,以提高社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