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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与刺猬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
前者有一套思想体系和大理论框架，结构完整。
后者文笔精美，观察入微，无所不包。
所谓“刺猬型思想家”与“狐狸型思想家”这一妙喻，来自伯林1956年脍炙人口的名篇“刺猬与狐狸”，该文把一句简单的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发挥成关于两种类型的思想家之差异的深刻比喻：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找出一个唯一性的绝对真理，并将之贯透于万事万物之理，恰如刺猬凡事均以一招应之：竖起它那满身的倒刺；另一类则是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他们体察世间事之复杂微妙、万难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宁可自己思想矛盾，亦不强求圆融一统之理，恰如狐狸遇事之灵活花巧、机智多变。
以此分类观西方思想史，“则但丁属第一类，莎士比亚即是第二类。
柏拉图、卢克莱修、巴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是程度不同的刺猬，而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爱拉斯摩、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刺猬与狐狸”)。
伯林更以此进一步透析几位俄国大文豪的心态，指出知识分子们由于不明此理，往往既误解了别人又误解了自己。
例如普希金明明是“十九世纪头号大狐狸”，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著名的“普希金讲演”(1880年6月8日)中却以己心度人腹地把他当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刺猬，托尔斯泰就其本性完全是狐狸型的，但却自以为是只大刺猬，从而导致无穷的自相矛盾和内心冲突(参同上文及“托尔斯泰与启蒙”)；屠格涅夫最不愿意当刺猬，可是当时整个俄国知识阶层却都强要他当个好刺猬，弄得他一生苦恼不堪，只能远走他乡——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中种种微妙的感受、复杂的心理、莫名其妙的念头、不合时宜的想法、令人同情的弱点、可以理解的错误，都在伯林那体察入微的笔下缓缓展现出来。
因此，伯林不仅被公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宗师，同时亦被当代史家一致奉为治思想史的楷模。
狐狸与刺猬可以说是思想方式的两极，其实大部分人都在其间挣扎，很难说自己是哪种类型。
狐狸和刺猬的故事
《狐狸和刺猬的故事》
嘿，你们知道吗？我曾经见过一场狐狸和刺猬之间超有趣的事儿。
那是一个阳光还不错的日子，我在森林里溜达。
走着走着，就听到一阵吵闹声。
我好奇地凑过去一看，哎呀呀，原来是一只狐狸和一只刺猬对上啦！
那只狐狸呀，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看着就机灵得很呢。
它对着刺猬大声说：“嘿，小刺猬，你挡着我的路啦！”刺猬呢，把自己缩成一团，就露出个小脑袋，慢悠悠地说：“哼，这路又不是你家的。
”狐狸一听，不乐意了，“你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刺猬才不管呢，就那么待着一动不动。
狐狸围着刺猬转了好几圈，时不时还用爪子去扒拉一下，可就是拿刺猬没办法呀。
“哎呀呀，你这浑身是刺的家伙，我可怎么弄你呀！”狐狸在那直跺脚。
刺猬还是不理它，心里估计在偷笑呢。
我在旁边看着，都快笑出声来了。
这狐狸平时狡猾得很，没想到碰到刺猬就没招啦。
最后，狐狸没办法，只好气呼呼地走了，边走还边嘟囔：“哼，算你厉害，下次别让我再碰到你！”刺猬这才慢慢舒展开身子，大摇大摆地走了。
哈哈，这狐狸和刺猬的故事可真是太有意思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柏林：狐狸和刺猬波普尔和哈耶克，在思想史的地图上，他们两人算是邻居。
今天聊聊赛亚柏林，他也是同时代的一位英国思想家。
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
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类型。
那么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但果真如此吗？伯林的研究确实涉及思想领域的许多主题，但其实他也“关心一件大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的形成和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若亦书伯林的人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具有三重身份：他是一个俄国人，又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英国人。
先来看第一个身份，俄国人伯林。
伯林1909年出生在里加，这个城市今天是北欧国家拉脱维亚的首都，当年还属于俄罗斯。
伯林6岁时，全家人搬到了彼得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
伯林在俄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直到11岁。
在这11年中，他经历了俄国最风云变幻的时代，亲眼见证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1917年，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那一年，伯林还不到8岁，他亲眼看到了一名沙皇政府的警察被暴民私刑处死，这个惨烈的场景，成了他对暴力和恐怖的最初记忆，让他终身难忘。
若亦书伯林对俄罗斯思想家有特殊的感情，从小读这些人的书。
1918到1919年之间，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伯林一家人在彼得格勒，几乎不跟外人来往。
小小的伯林躲在房间里，全心全意就是读书，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这些俄国大文豪的作品。
你可能也知道，那一代俄国作家最关注的主题就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公、社会的陈规陋习、人在社会中受到的禁锢等等。
伯林在这些书中，感受到强烈的道德关怀，这些作品都在努力探寻拯救人类苦难、摆脱人类困境的根本方法。
这给年幼的伯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若亦书伯林后来说，俄罗斯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相信对于人类的困境，存在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一种真理，只要找到了真理，去推动激烈的社会变革，就可以终结人间的苦难。
狐狸与刺猬故事的寓言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只狡猾的狐狸和一只谨慎的刺猬。
它们是森林中最出名的两位居民，因为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
狐狸机智灵活，善于变换形态，喜欢捉弄其他动物，而刺猬则是个谨慎小心的动物，总是守着自己的领地，不轻易与其他动物接触。
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它横行霸道，吓得其他动物不敢出来觅食。
狐狸和刺猬听说了这个消息，它们决定联手对付老虎。
狐狸提议说，“我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把老虎吓跑。
”刺猬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
狐狸和刺猬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狐狸说，“我会变成一只凶猛的狼，吓唬老虎，你就在旁边等着，等老虎被吓跑了，我们就可以安全了。
”刺猬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狐狸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狼，发出了吓人的嚎叫声。
老虎听到声音，吓得立刻逃走了，狐狸大喜过望，可是刺猬却并不开心，它对狐狸说，“你虽然吓跑了老虎，但是你的行为却给了其他动物们一个错误的信号，他们以为狼已经进入了森林，感到恐慌和不安。
”。
狐狸听了刺猬的话，感到有些后悔，它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其他动物造成影响。
于是，它决定向其他动物解释清楚，让它们不再害怕。
刺猬则建议狐狸以后可以更加谨慎一些，不要轻易做出决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动物的影响。
从此以后，狐狸变得更加谨慎，不再轻易做出决定，而刺猬也学会了更加灵活地思考问题，不再一味地守着自己的领地。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有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学会取长补短，不要固执己见，而是要善于倾听他人的建议，不断完善自己。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狐狸和刺猬的寓言故事
从前啊，有一只狐狸，这狐狸可机灵啦，整天觉得自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家伙。
还有一只刺猬呢，刺猬看起来笨笨的，浑身都是刺儿，就知道每天在自己的小窝里捣鼓。
有一天，狐狸在森林里闲逛，看到刺猬正慢悠悠地在找吃的。
狐狸眼珠一转，就想捉弄刺猬一下。
它大摇大摆地走到刺猬跟前，说：“哟，小刺猬啊，你看你这一身刺，长得多难看呀，而且你走得又慢，找个吃的都费劲。
”
刺猬抬起头，看了狐狸一眼，不紧不慢地说：“我这刺虽然不好看，但是能保护我呀，狐狸大哥，你长得是好看，可不一定有我安全呢。
”
狐狸一听，心里不屑，就想让刺猬出出丑。
它说：“你说你安全？那咱们来玩个游戏呗。
要是我能把你弄翻，你就得把你找到的食物都给我。
”刺猬想了想，说：“行啊，不过要是你弄不翻我，你就得给我找三天的食物。
”
狐狸心想这还不容易，就答应了。
它开始围着刺猬转，想找个地方下手。
它先用爪子去推刺猬，可是刺猬一缩，就变成了一个带刺的球，狐狸的爪子差点被扎到。
狐狸不甘心，又想用嘴去叼刺猬，结果嘴刚靠近，就被刺扎得嗷嗷叫。
折腾了半天，狐狸累得气喘吁吁，可刺猬还是好好地在那儿。
狐狸没办法，只好认输。
刺猬呢，慢悠悠地说：“狐狸大哥，你看，我虽然没你那么多心眼儿，也没你跑得快，但是我有我的保护壳，这就是我的本事。
”
从那以后啊，狐狸再也不敢小瞧刺猬了。
这个故事告诉咱们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可别老是盯着别人的短处看，说不定人家的短处也是一种独特的优势呢。
《刺猬记》是法国作家埃米尔·萨尔加尔于1959年所写的小说，被誉为法国文坛上的一部杰作。
小说讲述了一个刺猬先生和他所居住的公寓里的居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全书语言清新自然，内容深刻，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部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小说描绘了一个小小社区中的居民们的生活，使得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人际关系、道德和价值观。
尤其是刺猬先生，他带领着读者们深入了解着居住在这座建筑中的各色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种细腻的刻画，使得读者们可以产生对于小说中角色的强烈情感共鸣：赞叹缇普丽亚女士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情乔伊斯夫妇痛苦的家庭状况，为艾曼纽尔少女的真诚内心而叹息。
作者在描写每一个角色时，都能够捕捉到人类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
因此，全书都弥漫着平凡人生中那些关照与温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助、关怀等等。
小说深化了“存在主义”的思想，强调了“自我存在的基础”。
刺猬先生的形象深刻表达了这一观点。
刺猬先生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他却在不经意之间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无论是对于文学、音乐的热爱，还是对自己职业的看法，都在表明着他对生活的态度和思考方式。
他认为生命是美好的，是值得被追求的，即使生活中有许多痛苦和不幸，但正是这些痛苦和不幸，让生命变得更加珍贵。
因此，刺猬先生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视角，并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文学的画面。
小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冲突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小说中的人物都曾面对着自己内心的纠葛和矛盾，每个人物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
在面对自己的心灵困境时，他们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而决定去挑战社会所传递的规则。
本着自己理念和坚持，他们化解了自己的矛盾，彼此理解、包容与宽容，赢得了彼此间相互依存的情谊。
《刺猬记》是一部真正的小说杰作，它以深刻的洞见和细腻的刻画，描述了生活中种种的快乐和悲伤，深刻而丰富地显露了人性，以及对于人生的关注、关怀和思考。
情侣间睡前超甜小故事情侣间睡前超甜小故事（通用25个）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对故事都不陌生吧，故事最大的特征是用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动物、植物等物体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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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间睡前超甜小故事 1在一个寻常的秋天，他不经意间来到她身边，她也慢慢地走进他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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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耐地说：“可我想常期拥有，但找不到离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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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淡淡地一笑，又紧锁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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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他推着轮椅，慢悠悠，而轮椅上只剩下那条红红的丝巾。
他走呀走，走到了墓地的尽头。
他擦一擦那块碑，再绕着碑走一走……一个含泪的秋，一个寻常的秋。
情侣间睡前超甜小故事 2嫁了个不浪漫的老公，生活就像老家屋檐下蓄满水的大水缸，静得能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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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热羡慕之余，我决定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春风化雨。
“不就是送束花吗?这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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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生日那天一大早，老公就对我说。
他竟没忘我的生日，一大进步啊！下班后我急急赶回家，想象桌上那芳香四溢的玫瑰，心里竟有微微的醉意。
打开门四下一扫，没有使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只有菜香味扑鼻而来。
《狐狸和刺猬》寓言故事（精选46篇）相信大家都看过、听过寓言故事吧，寓言故事不仅情节吸引人，而且还能告诉我们很多道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狐狸和刺猬》寓言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狐狸和刺猬》寓言故事篇1有一天，小刺猬背着两个草莓向家走，这时，有一只狐狸看见了小刺猬的草莓。
两个草莓又大又红，上面的小黑籽闪闪发亮，怎能不令狐狸直流口水？于是，贪吃的狐狸笑眯眯地说：“刺猬老兄，听说你跑的时候能缩成一团，因此你跑的很快，我不信！所以，我要和你比赛！”刺猬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哼！敢不信我？！一会，看我不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刺猬有一股火药味地说“好！比就比！我才不怕你！”于是，刺猬晃了晃身体，把两颗草莓放在地上，狐狸见机会来了，便冲上去将草莓抢走，一溜烟地逃跑了。
刺猬很后悔，悔不应该相信狐狸说的话，更悔自己当时太冲动了。
可是后悔也晚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买大的。
刺猬只好饿着肚子回家了。
而狐狸呢？他此时正吃这香甜的草莓。
这个小故事告诉大家：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否则就会像故事里的小刺猬一样，吃不到草莓，反而将草莓拱手相让给了狐狸。
在现实世界里的我们，如果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不仅会吃亏，很有可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在这里在强调一次：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很有可能有危险！《狐狸和刺猬》寓言故事篇2一只孤狸正在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尽管他努力挣扎着，可依然被水流冲到了远处的河下游。
后来，遍体鳞伤的他精疲力竭，想尽一切办法从水中爬回到了一块干燥的土地上，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
这时，一群饥饿的马蝇叮满了他的全身，泰然自若地吮吸着他的血。
因为狐狸实在太嘘弱，根本无法抖落这些马蝇。
一只剌猬看见了他，并问他是否应该赶走这些害他的马蝇。
但是，狐狸却回答说：“不用啦，坚决不要打扰他们，因为这些马蝇已经吃饱，不再叮咬我了；假如你把它们都赶走了，另外一群饥饿的马蝇就会过来，继续吸取我体内剩余的血，这样就会吸干血管里的血。
刺猬的爱情故事
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它的名字叫小刺。
小刺生活在一片美丽的森林里，每天都过着快乐的生活。
它有一身乌黑亮丽的刺，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也因此让它很难找到朋友。
小刺非常渴望有个朋友能够和它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有一天，小刺在森林里偶然遇到了一只漂亮的小松鼠，它的名字叫妮妮。
妮妮是个活泼可爱的小松鼠，它的灵活和活力吸引了小刺。
小刺和妮妮成了好朋友，它们一起玩耍、探险、分享快乐和悲伤。
小刺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就在它们相处愉快的时候，一只凶猛的狐狸出现在了森林里。
狐狸威胁着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它们都感到非常害怕。
小刺和妮妮也不例外，它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刺决定要保护妮妮，它想出了一个计划。
它用自己的刺把妮妮包裹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一个坚固的防御圈。
狐狸无法接近它们，最终离开了森林。
小刺的勇敢和智慧感动了妮妮，它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小刺。
妮妮对小刺表白了，小刺也向妮妮表白了。
它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整个森林，所有的动物都为它们的爱情而祝福。
从此以后，小刺和妮妮在森林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它们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森林里的传说。
它们彼此相爱，守护着彼此，直到永远。
刺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爱情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爱情的美好。
勇敢、智慧、守护，是爱情中最珍贵的品质。
愿每一个爱情故事都能有美好的结局，就像小刺和妮妮一样，幸福永远。
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但对我来说，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纯属偶然，不是我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
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
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
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
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
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
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
当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上海的文科生只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合在一起，我们进校后分开了）。
我填报的志愿都是与新闻、中文、历史有关，但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这是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专业，当时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
我选择了政治专业。
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
但在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我从事的第一个研究就是《黄炎培传》，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沈钧儒传》。
我的研究生涯是从中国民主党派研究开始的。
一般民主党派研究专家都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史来研究。
但我这个人常常想法比较特别，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心灵和人性。
别人从民主党派历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我发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纯属偶然，完全是兴趣的导引。
我的最早的两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都是在1987年发表，一篇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刊登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另外一篇是《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一期。
前一篇文章我考察了古代的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历史演变。
后一篇文章我是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忏悔录》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灵与肉”之间的冲突。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1887到1989年连续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系列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文化热”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新华文摘》在一年时间里三次转载。
我几乎是一夜暴得大名，完全是我最初意想不到的。
我一开始做这些研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关怀和热情驱使。
这些文章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现在回过头分析，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恰恰出现了“文化热”，现在被称为“新启蒙运动”。
它的主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屡受曲折？问题究竟在哪里？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文化热”的主题就是用西方文化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
反思传统文化，同时也反思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本身。
我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与当时中国思想界这个热点有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当然，这也与我的思想比较敏锐有关。
我并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专业兴趣的人，对于当下思潮的变迁常常有一些观察和思考，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并将当下的问题意识转化到历史研究中去，当时我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
这是我当年提倡的一个中心理念，它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普遍的反响。
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段，是我学术研究的起步，主要以知识分子研究为中心，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我研究生读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业，思想史于是就成为我的第二个研究方向，它与知识分子研究又是交织在一起，或者说，我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知识分子的研究。
这一段的研究可以说是激情式的，提出了一些敏锐的时代问题，但没有把理念流于空洞的口号，而是把它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里面加以展开，用历史的经验来论证。
敏锐的思想离不开扎实的史料，我对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史料还是比较熟悉的。
从1982年留校到1987年出山，我闭门苦读了五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史料，至今还很感谢华东师大有那么好的一个图书馆。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我也有八十年代“文化热”中许多启蒙者的普遍毛病，也就是说在研究背后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将传统和现代作为两个对立的因素，用这种二元思维的方式来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传统，都是负面的，而凡是西方的，都是现代，都是好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价值褒贬取向。
这是当时的学术风气使然，我也受到了这样一种二元思维的影响。
后来到90年代，我开始对这个二元思维进行反思。
当时我写作落笔很快，约稿不断。
但是到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在最风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那个时候，我自身的学术积累是很有限的，从1982年到1987年不过五年时间，而在1987年到1989年连续发表了近十篇文章，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就是我的处女作：《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生涯》。
这些把我所有积累给耗尽了。
虽然各种各样的约稿不断，但我有很强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在重复自己，没有突破。
我发现我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的理解，很想停下来，到国外充实一下，以此摆脱这种约稿不断的困境，进行第二次学术积累。
1989年夏天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界一度归入了沉寂，一些人转行了，另一些人自暴自弃。
那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什么活动，就像一个很热闹的舞台，戏演到高潮，突然中断了一样，一下子整个舞台空空荡荡，整个心灵是空虚的，寂寞，失落。
在那段沉寂的岁月里，大家被迫退而结网，开始冷静的反思。
由于我对读书很感兴趣，而在前两年忙于写文章，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九十年代初那个环境刚好给了我第二个读书的机会。
80年代，在研究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时候，除了借助我比较熟悉的文化学和思想史知识之外，用得较多是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心理学是很热的，我当时读了许多西方心理学的著作，能找到的翻译本都读了。
所以八十年代我的文章中有大量的心理学的痕迹，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
但了解多了，我慢慢发现心理学上是一门行为科学，它所能达到的层次是很浅的，许多问题是无法用心理学来回答的。
所以我觉得要拓展知识背景，从两个方面来努力：一个是把知识分子置于现代化的变迁里面来加以考察；另外就是从哲学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变迁，涉及到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从80年代末开始慢慢影响到中国知识界。
当时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理解。
当专业研究到一定阶段无法再深入的时候，我通常会暂时退出来，从更大的空间，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暂时告别了知识分子研究。
当时我碰到了学林出版社的陈达凯先生。
他是我华东师大的校友，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中国近现代史象文学史一样面临着重写的问题。
过去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都是用所谓三个革命高潮，或反帝反封建的思路。
而我们当时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变迁都是围绕着现代化这一主题来展开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轴心问题。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不能说要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所以决定编一部《中国现代化史》，以现代化作为核心，重新叙述这段历史。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
这样全面的研究，显然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完成。
当时我们很欣赏剑桥史的编史方式，由主编设计一个整体架构，然后每一章、每一个专题都聘请当时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分头撰写，形成一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叙述体系。
我们决定也采取这种方式。
从1990年开始筹备，在全国范围里面，特别是从北京请了二十多个思想有突破、也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中青年学者。
这些学者大部分是做历史研究的，也有经济学、社会学的学者。
在90年代初很沉默的环境下，本来大家都有一种彷徨的感觉，而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找到了一个兴奋点。
这本书我们进行得很顺利，1993年初稿完成以后，1995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
不过，我们并不迷信现代化理论，虽然用了一些现代化的分析理念，但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对现代化理论的偏颇有所反思。
现代化模式是60年代从美国开始的，它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认为全球的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后发展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
到80年代，国外对现代化模式已经有许多批评，当时有一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两种模式：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模式至少都抹煞了中国历史本身现代性发生的内在渊源。
我在撰写导论的时候，特别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虽然受到了西方挑战的影响，但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构成了近代中国变迁的内在渊源，恰恰是这些内在联系回应了外来的冲击，所以才使得晚清以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具有某种与西方不一样的独特性质。
为了表达中国现代化的这一内在起源，我们没有将中国现代化发生的时间定在通常的1840年，而是取了一个很模糊的时间1800年。
并不是说1800年这一年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而是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
当时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通过导论表达出来，对现代化理论既有吸取，又有反思。
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现在看来，《中国现代化史》搞得比较匆忙，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已意识到现代化有中国历史的内在渊源，并在我们的总体理念中表达出来，但是没有把这样一种总体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具体研究中去。
另外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块面来做研究，由于当时社会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所以社会变迁的层面几乎没有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第三就是我们对国外的同类研究涉猎的还不够。
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修订版，同时编第二卷（1949年-1978年），第二卷的整体框架都已设计好，人选也都选定。
但是这个工作后来无法完成，主要是因为我们选择的作者可能都太优秀了，也太忙了。
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对于我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不再是就事论事地看知识分子，而是获得了一个深厚的背景。
我觉得专业的研究应该是间断性的，到一定阶段后应该跳出来，做一些背景性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你会觉得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