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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前提变量独立变量干涉变量因变量问题流社会环境政策流政策窗口议程建立政治流多源流理论在借鉴科恩、马奇、奥尔森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金登建立了多源流理论。
金登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它们中的一种或另外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这种共同作用也就是多源流理论所讲的另外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
这种共同作用也就是多源流理论所讲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者的连接与交汇。
问题流：由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的。
各种社会问题在四处漂浮，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被提上政策议程，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取决于某个问题本身的特点。
政策流：在政策原汤中漂浮的各种思想，有的是对未来的模糊概念，有的是专门设计的政策建议。
思想之间相互作用，只有符合某种标准的才能持思想才能坚持下来。
政治流：包括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等因素，这些因素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情况。
对于议程状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促其他的源流但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促进或者约束的作用。
在某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它们汇合到一起，公共问题就会被提上议程，它们汇合到起公共问题就会被提上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
政策之窗的含义：是指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
政策之窗的类型：(1)以问题为基础的，也被称为“问题之窗”；(2)以政治为基础的，也被称为“政治之窗”。
政策之窗的打开：（1）问题之窗的打开是由于问题流内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大体上又有三种：1）受到广泛关注的指标发生了变化，比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的猛指标发生了变化比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增、土地沙漠化面积的扩大、生产安全事件的频发等。
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分析作者：李宁韩浩来源：《高教探索》2013年第06期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实现的规模上的跃迁不是高等教育自组织演化生成的，而是高校扩招政策的直接产物。
基于多源流理论进行分析，发现中国高校扩招从学术问题上升到政策问题。
其是由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形成的问题源流、政府与学术界的不同主张形成的政策源流以及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流意识倾向所形成的政治源流汇合共同促成的，而国内经济低迷和学者谏言是开启扩招政策之窗的催化剂。
关键词：高校扩招；有限理性；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中国高等教育突破高等教育自身特有的规律，通过规模扩张，飞速驶入了大众化阶段，伴随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的社会问题。
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要求解当今谜题，还要从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入手。
高等教育大众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
它已不仅仅是学者关注的学术命题，而日渐成为研究现阶段中国一切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初始条件。
无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作为学术命题而存在，还是作为研究背景而存在，一个基本的事实便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乃政府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催生的结果。
笔者试图透过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高校扩招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再现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特点，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在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十分关注高等教育质量、就业等由高校扩招政策所引致的后续效应。
一、多源流理论对于分析高校扩招政策的适用性多源流理论是20世纪80、90年代由美国学者约翰·金通等人提出并逐步完善的一种决策过程理论。
它以研究模糊状态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为目标，主要用来描述大学和国家、政府这类复杂组织的决策环境。
多源流理论认为政策过程由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个独立的源流组成。
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评多源流分析框架是由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
政府内部的各种参与者对议程的设立和备选方案的阐明过程的影响程度也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有些参与者,诸如总统本人、政治任命官以及国会议员等对议程的设立具有更为明显的影响除了对政府内部的政策参与者的分析之外,金登还对政府外部的政策过程参与者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根据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的外部,利益集团,学者、研究人员和咨询人员,媒体,竞选者,政党和公共舆论都对政策的议程或者被选方案的设立产生影响。
综合上面的两个分析框架,金登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向我们展示了可能的政策参与方及其在政策议程设立或者是备选方案的确定中的重要性程度,他们各自对政策过程发挥影响的具体对象,他们的作用方式及其可资动用的资源。
这一“全景分析图”涉及政府系统内部及政府系统外部的各种力量,它本身就是关于静态的政策过程。
通过这一“全景分析图”,金登向我们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
三、对垃圾桶模型的修正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和“垃圾桶”模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金登毫不避讳。
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金登专辟一节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并阐述了其对“垃圾桶模型”的具体修正。
迈克尔·科恩、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等人1972年提出“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
1972年的“垃圾桶”模型的主要内容:该模型假设,在组织化的无序状态之下,问题、解决方案、参与者和选择机会四大源流独立地流人组织结构。
这个组织结构又受到净能量承载量、进人结构、决策结构和能量分布四个变量的影响。
因此,时间段、决策方案数、源流经过四大变量的筛选、汇聚,最后产生决策结果。
这样一个模型的逻辑结构包括:(l)一些完全分离的溪流穿过整个决策系统。
以多源流理论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关于政策制定过程，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模式已经产生并被广泛运用，如金登的多源流模型解释了在模糊性条件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金登的早期模型假设整个政策系统只存在三种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其中，政治源流包括三个因素: 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行政立法或立法上的换届。
”二、医疗卫生政策改革的问题界定: 争论与政治1) 医疗卫生费用失控，费用负担无论对于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是负担不堪重负。
2) 医疗服务系统的交易行为及其效率问题。
3) 医疗保险覆盖问题及其公平性问题。
问题的界定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这与医疗卫生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预期紧密联系。
三、观念、技术可行性与政策工具选择空间1) 价值观念对政策工具选择空间的约束公众与政治系统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即使政策共同体内部不同党派的价值观念也存在明显的分歧2) 政策工具选择的目的性与技术可行性3) 传统知识的角色与路径依赖四、政党、利益集团与医改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 一) 党派竞争与国会在医改政策制定中的权限配置( 二) 利益集团( 三) 医改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1, 政党分歧还具体体现在政策辩论中策略选择的证据( 如效果预期或依据) 及其价值主张上2, 共和党对医改的优先目标是控制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3, 两党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于不同政策工具选择的偏好以及对于特定政策工具的潜在效果预期的判断分歧上4, 合法性和中期选举的挑战五、政策窗口、多源流汇集及其对民主运转的含义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争取党内的支持与对共和党施加压力和调解机制不仅大大扩大医改思路在国会和社会的影响力，而且也扩展了医改方案在国会内部活动政治支持的基础。
多源流分析框架范文多源流分析框架是一种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它将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全面理解问题的本质和相关因素。
与传统的单一分析方法相比，多源流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并通过综合各种信息源来评估问题的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一般而言，多源流分析框架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问题定义、数据收集、分析和解释。
下面将对这些步骤进行详细讨论。
第一步是问题定义。
在这一步骤中，我们需要明确问题的背景和目标，确定问题的范围和限制。
比如，我们可以明确问题的性质，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管理问题？问题的目标是什么，解决问题需要达到怎样的效果？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为后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方向。
第二步是数据收集。
在这一步骤中，我们需要收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
定量数据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观察等方式进行收集，而定性数据则可以通过访谈、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收集。
数据收集的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信息，以便于后续的分析工作。
第三步是分析。
在这一步骤中，我们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类，然后运用适当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SWOT分析等。
分析的目的是理清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内在逻辑，揭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
第四步是解释。
在这一步骤中，我们将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和评估，评估不同解决方案的优缺点，从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和决策支持。
解释的目的是从整体上看待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决策提供全面和客观的判断依据。
总的来说，多源流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而全面的问题解决方法，它通过综合多个信息源和多个分析角度，帮助我们全面理解问题的本质和相关因素。
通过明确问题、收集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评估解决方案，并为决策提供支持。
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应用范围广泛，可以用于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2010年第6期下旬刊·总第460期约翰·W ·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
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广州市的“禁摩”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
“政策之窗”的打开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共同存在。
但同时，该理论作为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政治制体和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其对政策过程的解释力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所谓政策过程理论，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
西方已经发展了许多较为成熟的政策过程理论，而其中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多源流分析框架和支持联盟框架属于较有代表性的三种。
一、多源流分析框架约翰·W ·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
他所采用的是对组织选择的科恩-马奇-奥尔森（Cohen-M arch-Olsen ）“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 ）”1的一种修正形式。
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
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
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
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他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
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 ）———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
2金登的政策之窗就类似于拉雷·N ·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
在政治过程论的发展史上，科恩等人的“垃圾桶”模型不仅塑造了人们理解组织的观念，甚至还从总体上影响了政治科学和制度理论中，一种触发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该事件把例行的日常问题转化成一种普遍共有的、消极的公众反应。
但并不是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这种催化剂的作用还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范围、强度和触发时间。
窗户打开的原因要么是出现了一些使人非相信不可的问题，要么就是政治溪流中发生了意外的事件。
尽管政府议程是在问题溪流或政治溪流中建立的，但如果所有这三个溪流被连接在一起的话，即对一些正在考虑就此采取某种实际行动的项目进行编目。
换言之，如果问题、政策以及政治都被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就更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的理论应用及分析约翰·W ·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
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禁摩”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
在“禁摩”政策过程中，问题溪流主要表现在，摩托车的大量存在，给广州市区的交通秩序、交通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对广大市民的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交通事故，当时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一半，而且受伤、死亡的大多是摩托车这一边。
广大市民反映摩托车问题的意见、建议逐渐增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表达了要求进一步加强摩托车管理的愿望。
特别是广州市治安问题，引起了广州市民的不满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两抢”成为人们大街小巷都谈论的话题。
交警表示，摩托车已是广州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
3政治溪流首先表现在市领导的调整。
2003年，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专门做出指示，要求对广州市摩托车问题加以治理。
市委市政府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磋商，并由副市长苏泽群亲自挂帅，而参与此次政策过程的有市政府的主要部门，包括市办公厅、法制、交通、公安、工商、环保、商业、物价、宣传等部门。
政策溪流主要体现在方案的制定上。
自2003年张广宁市长做出指示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迅速做出反映，积极制定出两套方案，并提交市委市政府讨论论证，并最终定下一套满意方案。
另外，这与外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汽车行业利益集团是“禁摩”政策的重要推力。
多源流分析框架认为，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
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
在“禁摩”政策过程中，政策之窗表现在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交通安全事件的发生。
据统计，“2003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达到516971起，比2002年上升9.0%。
在发生的刑事案件中，侵犯财产案件占了91.5%。
”42003年4月份以来，全市刑事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街面的“两抢”案件，特别是在公共聚集场所、马路上选择目标抢夺群众的项链、手机、提包的案件上升幅度最大，摩托车管理有很大漏洞，驾驶摩托车作案的飞车抢夺案件占48％，这类案件手法简单，逃窜快，容易得逞。
这种犯罪行为被人们一致痛恨，于是很快达成一致：严格限制或禁止摩托车，规范管理。
除了这个指标外，使政策之窗打开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如2003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使政府有能力建立较完善的公共交通，也使老百姓有改变出行方式的能力；政策之窗的打开也与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相契合，广州市努力在“十一五”时期至2020年打造一个经济中心、文化名城、上水之都，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广州市政府认为摩托车已成为低层次的交通工具，应该给予取代；2010年亚运会将在广州市举行，广州市政府认为摩托车将损害城市形象，等等。
正是在这些各种条件的汇合和碰撞下，才汇成了如今的“禁摩”政策。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表格来描述2004年“禁摩”政策过程中的多源流因素，如表1所示。
金登的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理论在很多地方值得称道。
首先，他非常重视偶发因素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
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问题源流以及政策之窗的开启表12004年“禁摩”政策过程的多源流分析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政策之窗政策结果“禁摩”政策过程中体现的因素社会问题；“两抢”案件的凸显；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信息反馈领导人的调整；领导人的指示；政府部门的反应；利益集团的作用方案的制定；方案的合法化；方案的讨论；方案的选定“两抢”案件的凸显；领导人的调整；广州发展水平；发展规划；亚运会；获得认同政策形成并颁布施学术园地1062010年第6期下旬刊·总第460期在金登看来都非常具有偶然性，这可能更符合现实的政策制定，而且这种偶然性会打破习惯思维从而为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机会。
其次，他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拓展细化了政策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范围，他不仅包括政治领导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各种利益集团、大众媒体、公众。
尽管他强调政策经纪人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但正是这种网络状的政策主体影响了整个政策过程，所以政策过程的流向具有一种发散型特点。
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托马斯·R ·戴伊（T homas R.Dye ），他认为“政策过程的流向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民主的真谛并不矛盾”。
5最后，多源流分析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性，安里·泰尔曼（Anne T ierman ）和特锐·柏克（T erry Burke ）用这一理论分析了澳大利亚房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现象，6扎哈里尔迪斯（Nikolaos Z ahariadis ）和艾伦（Christopher s.Allen ）则以这一理论为蓝本分析了英国和德国的私有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多源流分析的适用范围，他们的研究工作证实，不仅在政策议程过程中多源流理论是适用的，而且在其他阶段的政策过程同样适用；在进行政策比较的过程中，他们还证明了在其他国家这一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
7但是多源流分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多与其最具特色的分析有关。
多源流分析对政策缺乏预测。
研究政策过程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描述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其二是对政策进行预测，从而对将来的政策制定有所帮助。
多源流分析理论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描述，这成为这一理论受到指责的原因之一。
多源流分析方法将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变动不居的，相对于其他方法，它对公共政策的预测性更差。
8因此，这种方法更多被看成仅仅是一种启发性的手段。
而事实上，在“禁摩”政策过程中，整个政策并不像多源流分析框架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变动不居的固定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政策子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以及政策本身都具有互动的特性，不仅有前后政策的互动，也有制定和执行之间的互动。
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的模糊性既是其理论的一大特色，也成为其他政策学者们批判的一个焦点。
他指出政策议程设定最终决定于一定的偶然条件，即多源流分析框架所说的“政策之窗”，它认为正是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得一些议案排上政策议程。
在这里，金登忽视或者说并不重视制度对政策议程的影响。
实际上，“禁摩”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我国现有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安排的结果。
市领导和市委市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核心作用。
“禁摩”政策历时十年之久，并非是个别偶然事件促使的结果。
科布（R.Cobb ）等人认为，议案进入议程有三种途径：外部推动模式、动员模式以及内部推动模式，而这些模式都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相关，如外部推动模式是自由主义的多元社会的模式，而动员模式则是极权主义模式等。
9“政策议程的核心问题不是有关的政体，而是解决问题的政策子系统的特征，它决定着是由政府还内影响较大则外部推动模式较为适用，而另一些问题只是对部分人群是重要的，可能更是由社会首先提出政策程序，以及解决问题的公众支持程度。
”10一些问题在社会范围多地采用内部推动模式。
但无论怎样，将政策议程的安排交由偶发事件来决定还是值得商榷。
多源流分析框架认为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以及政治溪流的彼此独立也值得怀疑。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政策过程中，这三者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而且正是这种相互影响才使得整个政策过程并不是完全弥漫在一种偶然性的烟雾之中。
相反，它是更具有一种目的性和可预测性。
在“禁摩”政策过程中，三种溪流也并非独立，事实上，“禁摩”政策中的问题、政治和政策溪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议程设置的导火索，是政策溪流的前提，而政治溪流是政策溪流的主导因素。
萨巴蒂尔也认为，“在金登看来这些政策分析者和研究者们对政治过于冷漠，因此忽略了倡导分析的任务以及使得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之间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