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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治军经验与思想精华曾国藩是清朝末年的著名将领和思想家，被尊为“明治名臣”和“清末海瑞”。
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和贡献，尤其是他的治军经验和思想精华更是备受推崇和借鉴。
一、曾国藩治军经验曾国藩作为一位优秀的将领，他在军事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
他重视士兵的训练和管理，注重军事法纪和民族大义，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制度和管理体系。
首先，曾国藩认为士兵的训练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他强调练就一支懂得战术和用兵之道的精锐部队，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争取战争胜利。
他注重训练工作，采用新颖、实用、有效的训练方法，按照不同部队特点和经验分别进行训练，特别是注重战术技能的训练，使部队形成一支拥有高度战斗力和战斗素质的军队。
其次，曾国藩注重军事法纪和民族大义。
他认为部队纪律和道德状况直接影响军队的作战效力和士气。
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纪体系，明确规定士兵应该如何处置敌人和如何表现其作战精神，推行军人部落制度，士兵个人荣誉和维护部队形象的培训等措施，最终行成一套完善的军队管理体系。
最后，曾国藩着重推崇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理念的普及。
他用他的操纵来激发士兵的民族荣誉感和自尊心，让士兵感到他们的战斗意义和代价，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国家需要他们为建设家园四阿哥。
二、曾国藩思想精华曾国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他的治国、治军思想与政治哲学成果都很丰硕，涉及伦理、政治、教育、文化多个领域，深入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和认识。
1.推崇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曾国藩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熏陶和影响，深谙诸子百家，善于应用经典中的思想理念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
他提出“用儒学之义，上化民风，下降对治，将此为治国之初”。
曾国藩曾说过：“汉唐之牧民，民风最朴诚，然则以儒家之道领导而成；今天人情世故、背义忘祖，精神淡薄，土著文化、宗教信仰不振，需要人们用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鼓舞人心，重塑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
天津教案的真相介绍天津教案是1870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影响巨大的教案，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事件，那么你知道天津教案的真相是什么吗?下面由为你提供的天津教案的真相介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天津教案的真相介绍天津教案是同治九年发生在天津的一起当地民众和教会之间的冲突。
在冲突中死去的十几个天主教徒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法国决定对中国诉诸于武力。
为了息事宁人，曾国藩对挑起事端的天津民众给予了严重处罚，甚至还判以死刑。
那么，天津教案真相是什么呢?欲知天津教案真相，就要从头说起。
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的那个夏天，在天津经常有儿童莫名失踪。
当时的育婴堂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望海楼天主堂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一时间谣言四起，民众反教的情绪高涨，后来和教堂人发生了冲突，并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武力冲突中，十名修女和两名神父被杀，另外还有五名法国人，三名俄国人，三十多名中国的天主教信徒。
天主教会在天津的包括望海楼天主堂在内的几座教堂也被摧毁。
愤怒的天津人以宗教害人的理由，还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也烧毁了。
这就是天津教案真相的来龙去脉。
造成如此大的外交问题，受到伤害的以法国为首的七个国家公使来到天津的总理衙门要求讨回公道。
直隶总督曾国藩被派出来调查此事，并与法国方面进行交涉。
为了粉饰太平，曾国藩答应了法国方面要处死中国方面有关人员的无理要求。
一时间，民怨沸腾。
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又派出李鸿章解决此事。
最后以十六人的死刑告一段落。
天津教案的影响介绍一八七零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影响震惊中外，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次事件中，有多达二十人死亡，甚至包括中国的雇员，它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2023年《曾国藩》读书心得(15篇)《曾国藩》读书心得1有句话说：“若觉中年无作为，劝君重识曾国藩。
”要我说学知识不问年少，想知事故也不必等到中年。
尤记得第一次翻开《曾国藩家书》时，还是17年的一个盛夏，最近实在书荒，不由得再翻起这本收录了半个圣人的书信故事，更得来了不一般的感受，再随记一下在书中得来的感悟。
曾国藩说：“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其所述意思是不要因为别人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小缺点，而忽视了他身上其他更大的优点，也不要因为与他人有了一些小过节就忽略了别人以往帮忙过你的大恩。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
这两句话都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小错误，一点道德或人事上的小瑕疵，与你产生了一点小恩怨以后，就全盘否定别人的好，忘记别人带给你的恩惠。
《礼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看重一个人于是发现了他身上更多的缺点，因为厌恶一个人最终反而发现了他身上不少的优点。
所以说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必须不要凭第一感官去定义一个人。
而是要深入了解以后客观、公正地看待他的缺点和不足。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唯一“懒”字罢，不管你学识多高，家境如何，懒惰的人，终成不了大事。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有大才大识的人，最终失败无非是因为一个“傲”字，这种人自认高人一等，不懂谦虚，最终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
刘邦有一次问韩信：“你说我最多能带多少兵?”“主带兵无非十万尔。
”刘邦又问那你带兵能带多少?“多多益善。
”不久后，韩信被杀。
不能否认韩信是有大才之人，后世也尊称他为兵家四圣其一，可是落的个不能善终的下场，也并非就不是我上头所述之因。
很多名家评论说中国有四个半圣人。
孔孟朱王四大圣，唯曾国潘只占了半个，因为他没有创立自我的理论，他所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前面四个圣人为标杆，自身奋进。
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作者：成晓军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第04期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梁绍辉先生全盘否定曾国藩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肯定曾国藩倡发的洋务运动，比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更具积极意义。
二是认为曾国藩及其子孙后代的言行，体现了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入世精神。
三是肯定曾国藩是一位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
关键词：曾国藩是非功过客观评判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3-182010年底，笔者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5期拜读了梁绍辉先生为易孟醇先生新著《曾国藩真相录》所作序言《还曾国藩以真相》一文（以下简称“梁文”），笔者深感该文作者旗帜鲜明、思路清晰地继承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对曾国藩生平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式的政治评判的观点。
这既体现了作者坚守传统观点的勇气和态度，又从一个侧面活跃了“曾学”领域的学术氛围，警示人们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又存在重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不能简单予以全盘肯定或不加区别地加以褒扬抬高，更不能为了追求纯粹商业性功利而去人为美化曾国藩，或者如“梁文”指出的，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农民政权的反感和仇恨，借歌颂曾国藩以打压太平天国”。
的确，对曾国藩的简单肯定或人为美化抬高，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存有“反感和仇恨”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缺乏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而用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类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会使得其结论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1］。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政治评判替代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在批评、反对全盘肯定曾国藩的前提下，步入了对曾国藩全盘否定的旧框框而不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就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
为此，笔者拟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与“梁文”不同的看法，竭诚期盼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生活常识分享清朝军事家曾国藩的传奇人生导语：曾国藩简介：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
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曾国藩简介：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
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
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
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
试后改名国藩。
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
授翰林院庶吉士。
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
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
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
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
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3月，子纪鸿生。
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
9月，署兵部右侍郎。
从曾国藩身上可以学到的五个重要的人生经验曾国藩是清朝末年的著名大臣，他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明朝遗臣之一”。
他的一生充满了荣誉和挫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下面将总结五个重要的经验，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第一，诚实守信。
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便是诚实守信。
他不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政治生涯中也一直秉持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为官清廉，不为权势所动。
曾国藩用自己的事实胜过其他的措辞，他的清廉正直也充分地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我们应该从曾国藩身上学习到，做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诚实守信，我们要始终信守承诺，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素质，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第二，精益求精。
曾国藩不仅在政治上精益求精，在学术和兵法上也是如此。
他一生勤奋好学，常常为了深入研究一道难题而整夜不眠。
曾国藩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只有不断学习和改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应该向曾国藩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卓越。
第三，看事物全面。
曾国藩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都有得到深入了解和研究，他能够看到事物的多个方面，不受片面的观点所限制。
他也能够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全面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应该从曾国藩身上学习到，看问题要全面，不能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要善于换位思考，看待事物要有广度与深度，才能够真正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
第四，坚定信念。
曾国藩作为一位忠诚的官员和士大夫，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秉持着忠诚、守信、正义的原则，不受世俗的浮躁和利益的干扰。
他一心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从不为自己打算。
我们应该向曾国藩学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被周围的声音所干扰，要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终生。
第五，不忘初心。
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心路历程，也是不忘初心。
他为人民、为国家的初心从未改变。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政治风云变幻、世事兴废，但始终专注于自己的使命，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从未被私心所动。
400年前的处世奇书：它揭露的人生真相，字字戳心作者：来源：《新传奇》2021年第10期都说“为官必学曾国藩，千古智谋一奇人”。
但凡后世人，汲取官场智慧，习得为人处世之道都绕不过他。
但你可知，曾国藩这一身文韬武略，离不开一位“好老师”：古代智谋第一书——《智囊全集》。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都会反复品读这本书，从中汲取入仕以及处世之道。
久而久之，他平步青云，最终获得了“千古奇人”的称号。
除了曾国藩，连雄才大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都是这套书的忠实读者，他从16岁就开始读，直到去世还在放在床上，一生不离左右。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明确叮嘱工作人员，这本书不准别人动，不准整理，即使到外地考察也要带在身边，而且随看随加批注，书的空白处写满了，就再换一套新的。
古代智謀第一书《智囊全集》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集合了历代智慧故事共1238则。
不仅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谋略，也有平常百姓小人物生活中的奇巧机智。
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
这套书有多厉害，看看读的人就知道了：康熙、乾隆将它称为“国之利器”，在治国安邦中充分利用其中智慧，倍加珍爱，只准内部传阅;一代名臣纪晓岚将它倒背如流，遂练就铁齿铜牙，妙语连珠……不止前人将它捧读，现代人更值得读一读这套经典。
前亚洲首富、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就将其列入书单，推荐给万达高层，希望他们从古人智慧中学习职场用人诀窍，加强个人修养。
《智囊全集》完整收录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点评，更是对原文和点评进行了专业解读，让你读通、读透古人的智慧锦囊，打开格局。
海纳圣人智慧，提升情商竞争力，《智囊全集》可谓商界、政界、职场通用的智谋锦囊。
正如王健林所说，它不仅适用于过去政权纷争，更适用于现实职场和生活。
它如同提升智慧和情商的钥匙，上至治国安邦的经国大略、治军作战的用兵良策，下至治家处世的生活锦囊，无所不包。
不仅适用于竞争激烈的社会，更能在生活、职场中为我们点拨指引，提升智慧和情商。
历史政治家曾国藩的故事讲解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位高轿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
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
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
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
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二、“不要钱，不怕死”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
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
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
”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
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
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
第7期2011.09.01导语：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
李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
[评论]传统王朝的洋跃进主要由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努力，清王朝不但从北京和南京均被攻占的窘境中幸存下来，还恢复为一个具有统治力的全国性政权。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洋务运动简介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
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
“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
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
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
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
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
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清政府联合外国势力组建的洋枪队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
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
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
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
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
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题外话几乎是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
当李鸿章得知日本名门子弟甘愿去西方工厂作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时，颇为感动。
他引用了《易经》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遗憾的是，尽管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但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却从未被最高统治者认真考虑过。
迫不得已的改革1865年11月6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客卿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
他在备忘录中反复说明，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外交等“洋务”不但有种种好处，还能“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
1866年，英国外交官、发明了第一种汉语拼音法的汉学家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互派公使、兴办西学、西法练兵的必要。
威妥玛还直言，今日之西洋诸国并非昔日之化外蛮夷，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纳西方文明成果，那么中国的前途必定多灾多难。
太平军攻打嘉兴时使用的轻型火炮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这两位“清朝政府的老朋友”上书前，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
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
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
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
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
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中国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还能无动于衷；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他们就坐不住了。
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左宗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李鸿章也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师夷长技”终成现实是时，在北京政府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
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
”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
”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
李鸿章的洋务起点李鸿章正是在上海战场亲眼目睹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后，才从一个传统的中国士人，转变为西方技术的终身信徒。
他之所以能率领淮军在常熟、太仓之战中屡败太平军，主要得益于英籍军官戈登指挥的榴弹炮、科赫恩迫击炮，以及浅水铁甲舰“海生”号的火力。
是时，李鸿章在寄给老师曾国藩的信函中自信地写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历史绕不开的李鸿章曾国藩虽以理学大家自命，但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治国平天下应考虑到“利”。
他痛感自王安石言利变法失败以来，士人鲜有谈“利”之风。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更发现自己开始认同南宋实用主义思想家叶适（1150-1223）的观点，后者写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
”作为曾国藩最知名的学生，李鸿章比老师更进一步，他为官行事之道无不浸淫着叶适的思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年富力强的李鸿章（摄于1872年）军事和经济两手都要硬如前所述，李鸿章最初是为“天下无敌”的坚船利炮才开办洋务。
他在1863年写信给老师曾国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但作为一个中国士大夫，他在上海与洋人多番接触后，对洋人在经济领域的骄横霸道深感愤慨，认为中国若要“自强”，必须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着手。
持此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李鸿章在1864年收到了上海道丁日昌的信，信中称：惟有凭借轮船，才能击败跨海而来的洋人，无论“兵战”“商战”，均是如此。
造船还是买船？但就李鸿章本人而言，“有敌自海上来”的观念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具体化的。
与汉唐宋明困于游牧民族侵攻所不同，清王朝在彻底解决了此一难题后，却两次被来自海上的西方国家击败。
要想解决“海防”问题，自然非有军舰不可。
经过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当时已有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两家造船厂，但李鸿章拒绝在国内造船，原因是什么呢？在中国造船还不如去地球另一头的欧洲买船便宜，何况铁甲舰一类的新式战舰国内还造不了。
于是他在中央支持下，从德国买来了“定远”和“镇远”，从英国买来了“致远”和“靖远”。
“造船不如买船”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李鸿章属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问题：国产林明敦枪造价不但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
李鸿章本着对国防大计负责的态度，果断拒绝这种国产步枪在淮军列装，继续带头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由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阿姆斯特朗前膛巨炮在贪腐中自强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
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
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
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
二是人力成本高企。
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
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