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经济学_案例_第一章绪论案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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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关键词
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案例分析
案例1 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的发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的演变按照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分为5个阶段:早期、古典、新古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观)、现代(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和当代。不同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要流派的观点阐述如下:
一、早期的资源经济思想萌芽
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小型农业和奴隶制度下,帝国的扩展城市和贸易的发展,苛捐杂税的重赋,滥用资源现象开始出现,例如,从乡村抽取过多的水源建设城市供水渠道,不加处理的废水,排入台伯河、污染土地;被征服的利比亚河、北非、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广大地区因为木材贸易和农业生产而成为沙漠;罗马覆灭后不断增加的土地,使教会成为中世纪最大的土地拥有者。
16-17世纪中期的重商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确立时期。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un,1571~1641)等。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商业才是生产,利润来自流通过程。为了把金银财宝赚进自己的国家,应鼓励贸易顺差和人口最大化增长。晚期重商主义认为:应重视商贸和新版图的开发,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看起来好像永无枯竭。重商主义者认为随着国家的人口增加,国家征收的贡税也增多;人口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多,用于出口的商品也就多,因而能换回外国货币,即金银也多;人口多,兵源丰富,可以用武力去占领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更多金银,掠夺更多的财富。这个时期,因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使农业极其衰落。
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重农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产品,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代表人物是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他强调人口在财富生产中
2 的作用,人口是国力和财富的象征,主张采取稳定和鼓励农村人口增长的政策,这一观点构成其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是早期经济学发展的萌芽,没有形成经济学体系,而资源经济的朦胧思想只是零散分布于经济学思想中间。
二、古典时期的资源经济思想
从17 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形成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时期,资源价值论的最早思想萌芽起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随后18世纪到20世纪初,亚当·斯密、杰文斯、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他们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自然资源的稀缺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得到解决。由资源的稀缺性产生的环境资源的分配和利用问题是环境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并影响了古典经济学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使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逐渐发展占据了主流地位。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在其《税赋论》(1662)中提出著名的论断:“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生产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人口数量过少或不足,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劳动和土地(这里土地是全部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代名词)是价值的两个并列的源泉。他奠定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也成为资源经济学最早的思想萌芽。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在《国富论》(1776)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从自由市场的稀缺层面研究了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他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的积累和分工来发展生产。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价格调节机制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核心思想外,还认为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商品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稀缺资源的分配而非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靠,最多产和成本最低的资源开发可以调控价格。农业具有超过其投入的产出,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不是土地稀缺,而是资本积累规模和劳动投入量。斯密不曾对矿藏的成本和可得性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矿藏的可得性抱着完全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因为像煤等自然资源储备总会存在木材等替代物,所以价格水平总会由于替代性影响而存在限度;至于金银等贵金属和钻石,因其缺乏替代品,所以他们的价格不存在有影响力的约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是边际主义理论的先驱者,是相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李嘉图认为: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表现在资源市场上价格的上升,相对稀缺来自于自然有限的再生能力,收益递减原则只适用于农产品和鱼类供应,不适用于储存有限的矿物产品,但是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却仍然能通过较高的市场价格得到反映,在出现市场失效、生产外部性和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就难以反映耗竭性资源的相对稀缺。他相信自由经济导致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通过其论证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使资本积累停止,人口保持稳定,经济进入稳定状态,最终会停止,尽管对外贸易会暂时延缓这一过程。在资源的产出问题上,他看到了技术进步在促进生产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技术与资源稀缺间可以进行一定的替代,技术是解决人与环境冲突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但是他没有认
3 识到技术往往是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认识到技术进步会把越来越差的资源纳入开发利用的范围,也没有强调出不是资源的有限而是资源的质量导致的地租的差异。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是绝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在其《人口原理》中表明了关于人口增长与资源产出增长比例关系的著名观点:即人口增长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等资源产出的增长却呈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加限制,那么,抑制人口的增长就只能是依靠战争、瘟疫、饥荒等手段。构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原因是人口和劳动力而非环境质量下降。增长的人口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表现或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会因报酬递减以及消费不足而引起增长停止。现代经济学将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制约人口数量的思想命名为“低水平均衡人口陷阱”,简称人口陷阱论。虽然马尔萨斯忽视了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生产力,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人口增产趋缓,以及政府对人口能有效控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他所揭示的要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否则人类将面临自我设置的“生存困境”的思想,对以后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提出了静态经济论与自然和谐论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62)中对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资源稀缺观点全部进行了吸收,并从技术进步上加以发展和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劳动、资本以及自然是任何社会生产必备的三种要素。土地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土地报酬递减律。矿物燃料的开发利用突破了报酬递减法则的限制。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并引起利润下降、地租上升以及工资上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停滞状态。关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界限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均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水平,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景的大量消失。穆勒的结论是:“生产的限制是两重的,即资本不足和土地不足”。 虽然穆勒的理论没有明确稳态存在的条件,但却第一次提出了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问题,并揭示了如果人类社会的产出超过自然所允许的限度,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失衡。从这以后,环境问题就被正式纳入到了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中。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人。代表作有《煤炭问题》(1885)等。他认为:稀有物品的价格将是昂贵的,顾客争相获得额外单位,将会使物品如钻石和银子,产生出高额的市场价格。不可再生资源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稀缺性约束,是制约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他警告说英国最有价值的煤层的急速消耗,煤炭储量不久将被耗尽,开采成本会增加到工业不再能够正常运转的极限点。
三、马克思的资源环境观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对资源与环境的思想体现在《资本论》(尤其是第三卷)和《剩余价值论》中,其理论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与商品的物质属性相关的使用价值,二是与生产劳动相关的交换价值。他提出:“劳动力和土地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关于财富,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由于劳动强度不同,自然资源提取部门可以创造最高的剩余价值。关于资源价值,他认为:资源可以源源不竭地得到,因此用户成本是零或接近零。并认为当前的提取削弱了拥有者延期提取的未来利润。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不存在收益按比例递减的情况。因为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和制度的变革会使未来的富足可能比稀缺更真实。关于地租,他认为:地租不高是自然资
4 源提取部门的总特点。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馈赠,即使没有任何人力劳动成本,它也具有重要的交换价值。地租是和土地私有制相联系的剩余利润的一种形态,地租不会使劳动价值论失效。随着社会进步如果低劣的土地被投入垦殖,地租将会在旧有的肥沃土地的地租基础上上升。积累是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被要求与越来越多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并行发展。关于制度,他认为:基于多种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使土质恶化,当土壤被以最疯狂的方式使用情况下,制度将不可持续,危机是工业进程中固有的。马克思对从资本主义废墟中崛起的新阶级社会下未来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富余状态持乐观的态度。
四、新古典时期的资源与环境经济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 年代之前是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延续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思想下,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法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明确了资源最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并从只重视生产研究转向消费和需求方面研究,从全社会角度研究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其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福利经济学中。在资源价值方面,更强调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侧重于分析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水平。为解决环境问题,多实行以市场为依托的政策刺激手段,比如税收制度等;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多采用制度学派的分析方法,从产权制度和政府行为等方面来完善环境管理等;在经济增长与资源变量关系的分析方面,更加重视可更新资源、可改造资源,如人力资源等与绝对资源极限的互补或替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