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论文

关于哲学的论⽂

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的学科，⼀般具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它研究宇宙的性质、⼈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些

很基本的问题。当代，论⽂常⽤来指进⾏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章，简称之为论⽂。

关于哲学的论⽂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建构中哲学思维运⽤的必要性

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项完整的建筑⼯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

⼒。对于这⼀问题，哲学发挥出了⾃⾝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分析某些细⼩事物的哲学派，⽽是⼀种

⼴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

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把握好运⽤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哲学思维应⽤不⾜

站在哲学思维应⽤不⾜的⾓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

概念，包括精神⽂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分模

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过渡与转换的

临界点，在两个甚⾄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定的阶

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种⼴义的定义。然⽽，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

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标所给

出的定义。

(⼆)哲学思维的运⽤缺少原则性

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哲学思维时要遵循⼀定的原则。

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体系中⽣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4］从浅层次上来看，这⼀现象

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实际上却是毫⽆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为没有

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还加⼤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过多

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应尽可能地遵

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

可⾏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常频繁地使⽤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到其他领域

时，如果运⽤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度来说，就显⽰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

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于⽆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个巨⼤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

⼀门新的分⽀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

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

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

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

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

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较成熟的结

论，将被“名正⾔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

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峰。

四、总结 将哲学思维运⽤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中是必然的，它能够解决后者研究过程中的⼀系列难题。但是，必须掌握好运⽤

哲学思维的度，既不能运⽤不⾜，⼜不能运⽤过量，否则都达不到应有的最优效果。

关于哲学的论⽂2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夫曾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不同时代的⼈们对时间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常常影

响着他们的历史观念，并塑造着历史学的风格。司马迁所云“通古今之变”，旨在强调历史学应当建⽴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说的“历史乃⽣活之师”，也表明了他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不过，在他们的表述中，缺少时间的另

⼀重要维度⼀⼀未来。在他们⽣活的时代，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是理性思考难以展开的领 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

起，⼈类对⾃⾝的能⼒有了更多⾃信，未来因之被纳⼊各学科的讨论中。历史学也不例外，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个显著区

别，便是要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不仅仅是前两者的关系。

康德和⿊格尔陷⼊⾃相⽭盾

1784年，康德写道:“历史学使⼈希望:当它考察⼈类意志⾃由的作⽤的整体时，它可以揭⽰出它们有⼀种合乎规律的进

程，并且就以这种⽅式⽽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类原始天赋之不断前进

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这⼀表述代表了启蒙时代以来历史哲学的典型信念，普遍历史应当包含⼈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对于揭⽰普遍规律这⼀艰巨任务，康德曾尝试给出回答，认为⼈类的命运是“⼀场⾛向完美状态的进步”。1794年，他对未来作

了进⼀步讨论。在他看来，即使我们以最好的标准接受⼈类命运的“道德⼀物理状况”，亦即持久的进步，并趋近于⾄善，这个

过程依旧是不能令⼈满意的，因为持续进步 本⾝同时意味着对⽆限系列灾祸的⼀种展望。唯有达成终极⽬的，才能实现我们

的全部天赋和最终愿望。因此，⼈们期待着世界有⼀个终结，并以此赋予⾏动的历史以终极价值。终结并⾮不复 存在，⽽是

转化为⼀种没有变化的绵延，即永恒状态。在康德看来，处于永恒状态的绵延是指我们⽆法形成任何概念并与时间⽆法加以⽐

较的⼀种数量。或许正是意识到康德的⽭盾性以及⾯对⽆限未来的困惑，⿊格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反思历史，即区分物理

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凡是⾃然界发⽣的变化，⽆论种类如何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为⼀种周⽽复始的循环。只有精神领

域⾥的变化才有新的东西发⽣，因⽽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的发展。⼀旦将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在各地的展开与实现过

程，⿊格尔便将世界各地历史剪裁为各个精神的发展阶段:如中国是⾮历史的历史，中亚是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

罗马国家是壮年时代，⽇⽿曼世界是⽼年时代。⽼年时代是精神的完满和成熟。诚如恩格斯所⾔，⼈类既然通过⿊格尔想出了

绝对理念，那么在实践中也⼀定能够到达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也正如恩格斯所⾔，这样⼀来历史就会终结，⽽历

史是⼀定要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了⼀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盾。与康德⼀样，⿊格尔也

在对⼈类完美状态的哲思中陷⼊了⾃相⽭盾。

宗教历史哲学家加⼊讨论

启蒙理性为未来设定的⽬的论秩序，总是不免要假定在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的能动性，历史于是表现为进步的、⽬标实

现的过程。⽽在另⼀⽅⾯，未来的⽆限开放性则似乎成了吞噬理性的⿊洞。正是在此背景下，宗教历史哲学家加⼊了讨论⾏

列。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将时间区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与⽣存时间三种形式。他认为，宇宙时间可理解为⼀种圆周运动

的不断轮回;历史时间则是⼀条向前⽆限伸展的直线，它⾃⾝永远不会终⽌，永远朝向那种不能进⼊永恒的⽆限性;历史终结与

世界终结的问题，不仅哲学不能严肃审视，甚⾄神学也不能严肃审视;⼈若要脱出在历史时间中的被奴役感，只能有两个出⼝:

或者朝向宇宙时间，或者朝向⽣存时间。前者的循环不能令⼈满⾜，⾛向⽣存时间是唯⼀的选择。在他看来，⽣存时间是⼀种

较宇宙时间与历史时间更加深刻的时间。它是⼀种内在的、主体 性世界的时间，⽽不是外在的、客体性世界的时间。⽣存时

间意味着历史向精神⾃由王国的过渡。这个精神⾃由不同于⿊格尔精神⾃由的⾃我认知、民族精神和绝对理念。⿊格尔将⼴义

的⼈类活动看作实现精神⾃由的⼯具和⼿段，⽽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诸如国家、社会、民族、教会等⽅⾯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秩

序，是客体化世界，是对⼈的奴役，是实现精神⾃由的障碍。⼈从历史时间向⽣存时间的突破，是上帝与⼈的联合⾏动;不仅

经由忏悔和赎罪，同时经由积极的⾏动，⾃由王国才能来临。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的理性有限性与历史的时间有限性有着深刻洞见，对于他这样的神学家⽽⾔，启蒙理性的历史解

释有着极⼤的缺陷。他认为⼈的⽣存统⼀性既从属于⼜超越于⾃然进程，剥夺超越性不能使其返回⾃然，⽽抹掉从属性也不能

使其上升到永恒。这是⼈类⽣存的最后谜团，除了信仰与期待，没有别的解答，因为所有回答均超越了⼈的理性的疆域;如果

不找到这些回答，⼈的⽣活就会遭遇怀疑主义、虚⽆主义的威胁，还会受到盲信与骄傲的侵扰;⽆论何种状况，都会以失败收

场。尼布尔认为，理性主义者所犯的⼀个永久错误，就是不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与罪性，就是要从这种对理性的信赖中去获取普

遍的理性法则。以为⼈能够通过逃避历史来解决⾃⼰的问题，或通过历史进程就能够解决那些问题，这样的错误观念是⼈的妄

⾃尊⼤，⽽历史进程凭⾃⾝固有的⼒量并不⽀持从混乱⾛向秩序;为⼈类的⾃由建⽴更崇⾼复杂的秩序，也不免包含着更严重

的混乱的危险;每当有新的善产⽣，同时就会有新的恶出现。尼布尔说，既然没有办法使历史彻底摆脱重⼤利益的相互冲突(战

争)，也⽆法避免旨在防⽌这些冲突发⽣⽽确⽴的权⼒被滥⽤的可能(暴政)，就要争取更⾼层次的正义，就是要在有限性的历史

时间中与神的永恒性建⽴联系，以信仰来获得最⾼的正义。

科研进展提供新思路

赖欣巴哈说，在通往哲学思考的路途中，科学家常常是路标的设置者。在思考历史哲学时，这句话⼤概同样适⽤。对于许

多启蒙思想者⽽⾔，未来⽆限性的假定已成为其理论思考⽆法解决 的内在缺陷。事实上，这⼀假定并不成⽴。根据宇宙学、

物理学、地质学与古⽣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宇宙中⼤尺度的时间年谱有了基本认识，这为我们审视历史哲学提供

了新思路。⾸先，太阳系和地球是有寿命的，⽆论是50亿年还是更加长久，终将为⼈类历史的进展设定边界。⼈类历史只能

在这个时间尺度中展开，“历史的终结”将不再是⼀个哲学观念或宗教观念，⽽变成⼀个科学观念。其次，既然“历史的终结”是